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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王敦书先生在纪念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  2018-02-02 佚名 阅读

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大家聚会在一起,纪念杨生茂先生百岁诞辰。我能出席这个会议,并在这里说几句话,感到非常荣幸,非常高兴。

我是1956年考到南开大学,当时做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由雷海宗先生指导。1957年2月份入学,这样我见到了杨生茂先生,但跟他不熟,虽然都是世界史专业的,但是杨先生在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所以我谈一下,从那以后一直到21世纪,对杨先生的一些印象和认知。

第一个印象,1957年我见到杨生茂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一位忠厚诚恳、和蔼可亲、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谦虚谨慎、令人敬佩、景仰的长者与前辈。这是我对杨先生的高尚品格与学者之风的印象和认识。

第二点,在政治上,杨先生是一个优秀的、“又红又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在哪里?我想有几点,第一,“红”在作为一个美国留学的、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党的教育,积极改造思想,较早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热情投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拥护党的政策。我在入学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第二,“红”在热爱党与祖国,终生忠诚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勤勤恳恳,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的人才,尤其是美国史研究的高级人才;第三,“红”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历史。

至于“专”,我们就转入杨生茂先生的学术研究。大家都已经提到了杨先生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研究的巨大成就。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尤其在美国史方面,比我更加熟悉。我总的认识,他是一位闻名中外的世界史大家,尤其是在世界近现代史、美国史领域。下面我补充一点他对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科方面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十几年来,杨生茂先生在中国世界近现代史学科建设和研究方面,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最重要的一部书,即在1962年出版的、由中宣部和高教部领导的、在世界史方面总结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个成果就是周一良先生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全书四卷,第一卷是上古史,是由北京大学齐思和先生主编。第二卷中古史,是由东北师范大学朱寰先生主编的。第三、第四卷是世界近代史,这当然是《世界通史》的重头戏,而它的主编就是南开大学的杨生茂先生、北京大学的张芝联先生和人民大学的程秋原先生。我想这是杨先生在世界史,尤其是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重要贡献和成就。

杨生茂先生的学问不止于此,非常渊博,在世界史有多方面的研究,令我惊讶。比方说,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斯本格勒的英文本,当时只有英文翻译,当然也有德文版,我发现杨先生都看过。再比如,世界古代史、希腊史最有名的一部书,是《希腊共和国: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政治与经济》。杨先生家书架上就有这本书。更妙的是,《汉莫拉比法典》(这是上下卷,这边是英译,有文字、注释,第二卷完全是历史注释。),是一九五几年刚出的。我发现杨先生看过,不但看他还仔细看。杨先生的特色是,他在看书,对重要的地方,他会拿铅笔打个勾。而我就在《汉谟拉比法典》历史注释的重要的地方都发现了这么一个铅笔的符号,这就是杨先生做的。可见杨先生对这么一个远古的上古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用心研究。所以从杨先生的历史成就,我认为他是一个史学大家。

我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1960年摘掉了右派帽子,1961年从农场回到历史系,做资料室的资料员。1963年初,我没有想到,杨先生突然到资料室来找我,希望我来帮助他来翻译美国南北战争的史料。我是受宠若惊的,我没有对美国史进行过研究,而且我的政治情况又是那样,是摘帽右派。杨先生竟然能够任用我。我觉得,杨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所以就在这三、四个月时间里,杨先生指导我,翻译了较多的美国南北战争的史料。所有这些史料当然都是由杨先生提供的。从我个人来讲,感到杨先生对我是器重的。在他指导下做翻译,我觉得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获益匪浅,而且对他的治学方法,刚才讲的谦虚谨慎、一丝不苟的精神,严谨的学风,都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后来我又转到日本史方面,但是在这几个月里,我学到了很多。

最后我要提的就是杨先生和雷海宗先生的关系。2001年我替雷先生整理一些遗稿,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西洋文化史纲要》。我想最好还是请杨先生写一个书评,因为雷海宗先生跟杨先生在南开大学是同事。当我跟他提出来的时候,杨先生立刻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就写出来了。杨先生写下了《博而蓄约、大而存精——雷海宗撰<西洋文化史纲要>读后感》。

接着,2002年12月15日,南开大学召开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那天非常冷,下着有小雪,而且小雪加一点小雹子,很多人走过来都是视为畏途的。杨先生以85岁高龄,在这风雪交加的上午竟然出席了会议,而且在这会上宣读了他的这篇书评。杨先生说,“雷海宗先生生前治学,以‘博大精深,贯通中西’驰誉史坛,谢世后亦以此流芳不竭。<西洋文化史纲要>正是佳誉绵绵的有力印证。雷先生博闻强记,所撰<纲要>内容丰富多彩,广征博引,分析透彻,使读者感到耐思考,耐品味,别有一番享受感。”杨先生是对雷先生做了高度的评价之后,同时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来指出其中的不足之处。

杨先生在85岁高龄的时候参加对雷先生的纪念。我今年不才83岁嘛,所以再远我也去参加纪念杨先生的会议。占用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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