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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深:公民责任、档案研究与环境史学者的肚子——2018年OAH年会散记

更新时间  2018-08-23 侯深 阅读

公民责任、档案研究与环境史学者的肚子

2018年OAH年会散记

侯 深

说来惭愧,在美国研读美国史多年,回国之后又一直从事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却与一年一度的美国历史学者的盛会OAH缘吝一面。如非美国史诸位前辈促成的OAH与中国美国史学会之合作项目,尚不知何日方能与OAH年会结缘。更妙的是,此次年会在Sacramento举行,而我对此城一直心向往之。过去十几年,虽然出入加州若干次,但是一直与这座州府失之交臂,因此OAH的年会也助我完成了这番心愿。因为篇幅的原因,此文仅是对OAH年会和Sacramento之行的散记,此后赴伯克利与旧金山查找档案的过程将另外撰文记述。

如同会议手册开篇在地学者的致辞所言,Sacramento是一个合流之处,它的合流既是生态意义上的两河交汇,也是经济意义上中央大谷地农业财富的集散地,更是文化意义上多元文化激荡之所在。会议在位于市中心的会展中心举行,数步之遥便是加州州府所在地。灰熊旗随处可见,不过灰熊这种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仍然漫游于这片土地上的动物自然早已隐于深山。当日加州的奠基者们选择灰熊作为州旗的图案,胸中满是天定命运下开拓金山的豪情壮志,而灰熊在他们看来标志着源自蛮荒的勇气与力量。而今,当日的熊咆狼吟之地以一州之力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豪情与壮志大约不复源自步步败退的荒野,而是改天换地的技术与聚敛无度的金钱。Sacramento这座为昔日淘金热所建的城市并未并未如西部无数矿城那样成为黄金采尽之后的鬼镇,反而由于灌溉之力将干旱的中央大谷地变为一个农业天堂,而成就了Sacramento这座屹立于天堂中心的神殿。

漫步在其苍翠的林荫道中,一切淘金者的绝望,农场主的焦渴,一个生机勃勃的自然世界的失落都似乎已被沙漠的劲风吹散,无从追寻。而在四月清冽的空气与蓝天中,丝毫不能察觉阴蔽整个加州,曝露其脆弱性的熊熊山火,让人生出这个世界全然在人类技术与财富掌控之下的错觉。所幸历史学者永远无法安于表象的安逸与繁荣。揭示整饬秩序之下的混乱,呈现壮伟修辞之下的复杂,这种对表象的不满足是导引一个历史学者走入在他人看来不过是无用故纸的档案的源动力。对于一个城市环境史的研究者而言,Sacramento的历史正是一块有着丰裕档案支撑而任由想象驰骋的洞天福地。造访之,无疑是为史者之幸。

赴Sacramento参加这次年会之前,我甫自美国环境史年会归来。后者同样也在加州举行,不过是在南边的小城Riverside,两场会议日期间隔不过一月。OAH于我是初次遭遇,而ASEH则是年年相会,但是因为几乎同时在一个州参加两个会议,多少会对之有所比较。

就会议的规模而言,二者不可同日而语。ASEH是环境史的专业领域年会,加之始终控制会议规模,所以年会的参加者大致在七百人左右;而OAH则是不同分领域的美国史学者相聚的大好机会,因此参会人员往往数千。就会议的议题而言,环境史年会以环境史选题为主,辅以文化地理、农史、林业史、海洋史等相关问题,从不同面相检索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历史;而OAH则无疑代表着美国史研究的“主流”,囊括了以种族、阶级、性别为切入点的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的多方位历史考察,而其中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研究占据最为显著的位置。

可堪注意的是,环境史学者对OAH的参与度明显不足,在Riverside,我向众多研究美国环境史的朋友探询他们是否参加OAH年会,而目的由原本纯粹想找个在Sacramento吃吃喝喝的玩伴变成了对环境史学看待OAH态度的考察,结果大出意外。我询问了近百位美国环境史学者,竟无一人准备参会,虽然原因各自不同。最终在OAH未见一个美国环境史学界熟悉的名字,而小组讨论也仅有两场同环境史略有干系,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环境史内部对于神圣三位一体——种族、阶级、性别的敏感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史学的分领域;此次OAH的特纳新书奖也颁发给跨界于环境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著作,Brian McCammack之Landscapes of Hope: Nature and the Great Migration in Chicago,然而为何此番ASEH年会上学者对OAH反应漠然,这着实耐人寻味。

侯深:公民责任、档案研究与环境史学者的肚子——2018年OAH年会散记

与OAH相比,ASEH的参与者富于鲜明的全球性特征,其选题也颇多打破神圣三位一体一统的诉求;但是环境史在积极打破民族国家疆界,敦促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对话的同时,是否有自外于历史学其他领域而自说自话之虞?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自上世纪60年代社会史的兴起,到90年代新文化史的勃发,发展至今日美国史全球化的萌动,种族、阶级、性别成为一柄看似无往而不胜的三棱长矛。但是在遭遇新的反思,新的问题,新的危机时,这把利刃,如同历史学者曾经拥有的一应利刃,虽然外部仍然熠熠生光,但在刺穿曾经护卫自身,而今却成束缚的钢盔铁盾的冲杀中,是否有可能锋芒受挫,甚至钝磨断折?

当然,这究竟仅是2018年的特出现象,抑或反映了某种程度的普遍性,需要更多的数据方能回答。这些问题俱不是这篇散记能够逐一探讨的。在此处,只能说,这柄三棱长矛目前尚未老朽。在1960年代,它挺进历史学研究,成为史家挑战白人男性精英主义历史书写壁垒的利器,正在于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对新一代历史学人产生的冲击。自彼时起,美国历史学者的声音便从未在关于社会问题的争论中缺席,他们积极地参与其中,激发、引导着更为严肃、深沉的公众讨论。也正是自那时起,美国历史学人开始强调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责任,不是为某个阶层代言,也不是为某种文明颂圣,至少在理想上,它要求史家持有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更具批判性的警惕,考察自身所处文明的过往,审视其他异质文化的经历,从而对世界为何会处于当下的状态,为何面对目前的问题予以历史层面的解释。

无论是在OAH,还是在ASEH,此种公民责任都成为界定今日历史学人研究范式的重要标准。它为历史学人树立的新风纪并非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历史学从来未曾退隐至象牙塔,古今中外,它都以不同的形式回应着各种社会思潮。它所询问的根本是,作为职业历史学者,我们应当如何关注现实。在见识与心态的根本变化之上,我们作为历史学者秉持的技艺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项重要的技艺变化在于史料本身的变化,亦即什么样的材料能成为历史学者的史料,我们又应当以何种态度、何种方式阅读这些史料。种族、阶级、性别的研究要求历史学者将档案从尘封的密室中解救出来,让任何形式的过往痕迹的承载物,都成为历史学者面对的档案:文字的与非文字的,精英的与非精英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而阅读这些档案的最根本性原则便是拒绝将任何一种表面上的记录,当成某种理所当然的“历史真实”。如果说“档案中的虚构”早已是美国史学人熟悉的共识,那么电子化时代的大数据则是近十年来历史学家技艺中的新风尚。在OAH年会上,可以明显看到历史学者对大数据向历史学档案转化的热情。但是,据我有限的观察,虽然美国历史档案的数字化,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开放性上都位于世界的前列,然而对于大数据的讨论更多停留在它可以为历史学带来什么的美好愿景上,真正将之熟练运用于实证研究的案例仍在少数(气候史的研究是特例)。

除此之外,对于公民责任的重视还表现在对公民教育的关注之上。无论是在OAH还是ASEH年会上,都有不少中学老师参与,同时,还有多个小组聚焦大学历史通识教育。在OAH年会上,人们不断反思的重要问题便是,当种族、阶级、性别的视角进入历史学之后,如何在中学与大学历史教育中破解既往以各种主义为名建构的神话,无论是关于建国之父的(事实上,founding fathers一词本身已经广受质疑),还是关于此后发生于美国的各种运动与战争的;无论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还是关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思想的。虽然这样的质疑在专业历史学人中已发展为基本的技艺,但是在通识性的历史教育中,特别是在美国左右两派纷争升级的今天,强调之绝非老调重弹式的无用功。

整个OAH年会为我呈现的是环境史之外美国史学界的精彩纷呈。会议期间在不同的场合,同各种不同类型的学者都有不少交流,从研究生到资深教授,从名不经传的社区大学到常青藤名校的执教者;涉及的问题也林林总总,从Trump政治到欧洲难民,从种族、阶级、性别研究的贡献与局限到文化分析中历史学者对语言的再发现与迷失,都令我大受启发,无法在此一一赘述。由于我是移民史的新丁,同华人移民研究者Baruch College的Charlotte Brooks教授的一番交谈,为我拨开了此后在伯克利查找华人移民资料的迷雾。此外,还有幸聆听了我最膜拜的美国史学者之一Jackson Lears的点评,并与之交换数语。此老决计不会参加ASEH年会,若无OAH年会之行,焉得拜会此公之幸。

当然,我也曾在一个晴朗的午后,逃离会展中心,徒步前往Sacramento的老城,途径一座小小的中国城,来到Sacramento河滨。老城已经成为占地28英亩的国家历史地标和州立公园。在牛仔风格的老建筑之外,懒洋洋地啃着热狗,吃着满是冰碴的冰激凌,让视线尽可能远地抵达河流的所来之处,对我而言,是最好的打开Sacramento历史档案的方式之一。如同无数的城镇,Sacramento之出现,得之于两河交汇的地理便宜,但是其历史也不断受到洪水的困扰,迫使其殚精竭智,采取各种形式使之免于水患。附近的金矿与最终建成的洲际铁路令这个城市的环境史更加错综复杂,从世界各处以及美国各地涌入的移民则令它的文化始终充盈着异域色彩的斑斓。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Sacramento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农业产区的集散地之一,而今也是美国著名的“farm to fork”(从农场到餐桌)城市。环境史学者相信“人类的历史始于人类的肚子”。进入人类肚子的每一粒食物背后都有一部丰富的历史,而当一粒食物进入历史学者的肚子之时,也是TA开始思考历史的时刻。这一粒食物之中,除了脂肪、维生素、淀粉、蛋白质、农药、化肥、抗生素之外,还拥有一整部美国西部河流与土地的变迁史,一个帝国的锻造史,土著的消亡史,移民的抗争史,巨大财富的积聚历史,等级社会的构建历史,城市与其农业腹地的互动历史;还有着加州蔬菜种植由华人夜肥变成白人化肥的传统与科学之争,柑橘、葡萄干成为美国人品质生活标志的文化定义,方形西红柿的出现与农业机械化的追寻,环境意识的觉醒与素食主义的兴起,慢食文化的提出与对快餐文化代表的现代性的拒绝。由于环境史学者的口腹之欲,自然本身变成了最大的一部历史档案。所有的阶级、种族、性别在这部档案之上继续书写着新的档案,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与其余的生物与非生物留下的档案纠缠在一起,形成我眼前这片广袤、迷人而又神秘的历史。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