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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言少语的开拓者——丁则民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更新时间  2019-07-28 作者:梁茂信 录入:laogao 阅读


寡言少语的开拓者

——丁则民对世界史学科的贡献

梁茂信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关于丁则民在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国内学界已有诸多成果问世,然而,多数成果仅将其定格于美国史研究的范畴,称他为“中国美国史奠基者之一”,或国内著名的美国史学家。 只有个别文章称他“是我国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如果转换视角,将丁则民的职业生涯与东北师范大学以及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画面十分清楚:他不仅是中国美国史的奠基者之一,而且由于半个世纪以来,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在国内学界具有不可替代的领先地位,而作为该学科创始人之一的丁则民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为此,本文在参考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借助丁则民个人的文书、东北师范大学档案馆的材料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还原丁则民这位寡言少语的奠基者的学术轨迹与历史贡献。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1 创设世界现代史学科(1951-1966年)

关于丁则民的人生与求学经历,前述成果中多有提及。需要补充的是,从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时起,丁则民选择学习美国史、第二外语,赴美留学以及毕业后报效祖国等一系列重大决定,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哥哥丁则良影响。1949年回国后,丁则民依组织安排,于1950年2月起前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联共(布)党史,同年12月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其间,他不仅开设了美国史课程,而且还尝试性地开设了世界现代史课程。 从他个人的专业素养看,显然已具备了开课的条件。一方面,他在留学期间主修美国史,硕士学位论文的主题是晚清对欧美关系史;另一方面,他回国又学习了苏联史。这种兼具两大阵营发展史的知识结构基本上满足了当时开设世界现代史课程的需要。因教学和科研业务出色,他于195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被晋升为副教授。

1952年10月,丁则民按照教育部的调遣,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当时刚被更名的东北师范大学工作。此时,仍然处于草创时期的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一方面,世界古代史、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史方向,不仅师资队伍阵营强大,学缘结构合理,而且拥有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和可以参考的苏联教材;另一方面,世界现代史专业不仅师资队伍弱小,而且,因该学科内容主要限于十月革命之后到新中国成立的世界历史。国内既无可资利用的现成教材,也没有可以借鉴的课程讲授体系。因此,相较于林志纯领衔的世界古代史、郭守田领衔的古代中世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何基领衔的世界近代史相比,丁则民领衔的世界现代史面临的挑战更多,学科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1987年退休的王贵正(1952年留校工作)当时作为一名助教,主要任务是为任课教师“配课”。 在这种背景下,开设世界现代史课程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到东北师范大学后立即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的丁则民身上。此后到1966年“文革”爆发,“他一直担任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兼搞一些美国史研究”。

60年代丁先生与历史系各位教师的合影

对于丁则民而言,课程建设中最大的挑战是在课堂讲什么?当时,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特别是世界现代史学科,与新生的共和国一样,万象更新,百业待兴,世界史学科建设等于从零开始。建国前的“西洋史”教材、课程体系及讲授内容等,均无法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按照学科分段的划分,世界现代史覆盖了从十月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与十月革命之前的世界近代史相比,一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与发展,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蓬勃开展,中国和朝鲜也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他国家也纷纷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解放运动。三是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发起了遏制社会主义制度的冷战。相比之下,世界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专业的境况好了许多,不仅其学科覆盖的历史早已“尘埃落定”,而且成说较多,国内外的教材和研究相对成熟,还可以借鉴苏联的世界史教材和教学经验。世界现代史除了缺乏上述优势之外,还面临着政治上的要求。在五十年代,由于国内的敌特分子尚未清除完毕,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在“旧”的资本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及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都会对世界现代史的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按照学校的要求,讲授世界现代史的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系统而深厚的专业训练,以及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这种背景下,世界现代史教研室的师资引进进展比较缓慢。在师资缺乏的背景下,丁则民一方面参考苏联的教材,另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共产党人编写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形成了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苏联教材为主、兼容美国学界研究成果的模式。

为了“配合教学重点问题的需要”, 提高教学效果,丁则民努力从事科研活动。他充分利用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积累的史料和知识优势,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科研成果,其研究内容不仅涵盖了美国史,而且还涉及到欧洲史、美洲史和二战史等等。 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的论述中具有独到的见解,认为这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日益尖锐化所引起的,但在战争性质上,与一战截然不同,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性质”。更重要的是,他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也纳入二战教学内容之中,因而关于二战爆发的时间比国际学界的学说提前了近十年,比国内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开起于1931年的说法早了几十年。毋庸讳言,在教学参考资料奇缺的年代,这些成果的面世对丰富课堂教学,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从长远看,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编写教材。期间,丁则民除了为配合抗美援朝而撰写的美国排华史之外,更多的是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工作。1956年,他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1957年完成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接着又以此为基础,分别在1958年与人合编了1958年版的《世界现代史》(上册)和1961-1962年合编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1956年又与人合作,完成了对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安娜·罗彻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1800)》的翻译工作。 该书中的内容被吸收如上述教材后,就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学习苏联有关教材的基础上,参考美国历史学家著作为特色的教材。不同的是,1958年出版的《世界现代史》写到二战结束,1961-1962年版的《世界现代史》增加了二战结束后到五十年代后期的世界历史。它们作为国内出版较早的自编教材之一,流行较广,对当时世界现代史教学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正如丁则民后来回忆说,教材中的某些主要观点难免“带有时代的痕迹——单纯强调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与斗争,忽视了第三世界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竭力突出资本主义各国的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而根本否定改良主义在历史中的作用等”。

必须提及的是,丁则民在五十年代中国外交“一边倒”的背景下,敢于将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融入教材编写中,展示了他作为开创者所具有的勇气。而事后对自己教材缺陷的检讨,则表明了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虚心接受学术批判的博大胸怀与严谨的科学态度。这种高贵的品质,与他在50年代“低调”做人的风格,使他在1955年开始被学校任命为历史系负责教学的副主任,分管课程设置和教学安排等方面的工作。由于他是当时历史系领导班子中,唯一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其日常工作不可避免地引导着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整体发展。

总之,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丁则民通过课程开设、配合教学需要的学术研究、教材编写、史料翻译以及担任行政职务等方式,完成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任务,并且与林志纯和郭守田等人一起,将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打造成为国内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丁先生领衔的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是残缺不全的。一所高校残缺不全的世界史学科要想称雄国内学界无异于天方夜谭。

2“春天”的腾飞

(1978-1989年)

1966年,席卷华夏的“文革”爆发。东北师范大学像全国各地的高校一样,一切教学活动全面停止。丁则民因当年的留学经历而备受冲击,大部分时间在“做些清扫等体力劳动”。1969年他偕家属去“五七干校”劳动,兼做文化宣传工作。由于他自信“不可能再搞专业工作了。因此,除了日常生活、劳动和农村工作外,也不大愿意再思考什么问题了。”1970年全国高校进入“工农兵上大学”的阶段后,他被学校召回,“为学生讲些知识性的专题课”。当时,相对宽松的工作时间,使他能更多的思考学科建设的问题。不过,与此前不同的是,他还扩大了学术视野,将世界近代史也纳入自己的教研范畴之内,并从如下几个方面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

首先,为丰富教学内容,吸收国外最新学术成果,他与人合译了《欧洲简史》和《俄罗斯帝国主义》, 前者是1815年以来欧洲史的教学参考书,重点阐述了欧洲文化和科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后者是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15世纪中叶以来沙皇俄国对外扩张史的论文集,其中探讨了俄帝国主义的起源及其对外扩张和侵略等问题,对了解沙俄压迫国内各族人民以及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历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行各业迎来了郭沫若所说的“科学的春天”,丁则民满怀喜悦地写道:“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我也想用过去所学的专业为繁荣祖国学术、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历史系党政领导的支持下,丁则民带领部分学生翻译了华盛顿大学课程一览(历史部分)。该资料中涵盖了从本科低年级到博士阶段的所有课程,在内容上不仅包括世界古典文明、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地区国别史、专题史等,在地理空间上则覆盖了世界各大洲,反映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高校课程设置的基本特征和走向。它为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东北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78年丁先生引入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课程

再次,他在继续为本科生开设世界近代史的同时,根据高等院校历史系教材建设的需要,参加了王荣堂、姜徳昌主编《新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1年)的编写工作。经修订改编后,该教材被国家教委推荐为高校通用教材。同时,他还在1978年至1979年为历史系研究生班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程。这也是他执教生涯中最后一次讲授该门课程。

最后,在1978年经历史系领导批准,他利用业余世间,为历史系青年教师开设了“青年教师英语培训班”。迄至当时,因建国以来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国内俄语较为盛行,多数学生不懂英语。于是,丁则民发明了自己的专业英语教学办法——选取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经典文献和历史著作作为学习教材。他在教授学习单词、句法、语法和语态等基本知识的同时,还让学生翻译一些经典史料。对于这些青年教师而言,因为他们均已留校任教,知道学习英语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意义,因而其学习的积极性都十分投入,英语班的培训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参加学习的近10名教师中,有的甚至还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大多数后来成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的教师。

更重要的是,从1978年起,教育部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这使丁则民认识到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于是,他将工作重点转向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为此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于1979年建立美国史研究室,在为本科生开设美国史的同时,选择一些英语基础较好的同学组成美国史学习小组,中国美国史前任理事长王旭和副理事长任东来等人当时都是该小组的成员。同年,丁则民积极参与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工作,是六卷本《美国通史》撰写工作的发起人之一,并承担了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编纂工作。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献言献策,倡议各高校整理各自藏书的目录,翻译美国史资料,加强各高校的交流与合作,进而推进全国的美国史研究。返回长春后,他带领美国史学习小组,与部分青年教师一起,翻译了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丰纳、雷•比林顿以及约翰•海厄姆等著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尽管这些译作只是美国史小组成员的“试笔”,但毕竟“他们经过勤奋的学习,初步掌握了英语,具有一定的笔译能力,这是令人鼓舞的可喜现象”, 更重要的是,对于参加翻译的学生而言,翻译经典史料除有助于提高英语基础知识的同时,还具有如下诸多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1)它有助于检验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对原文理解的能力;(2)将英语翻译成汉语,有助于学生认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提高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与技巧;(3)积累并丰富学员的历史专业知识;(4)由于翻译的史料中大多出自名家之手,对于学生学习、掌握并跟踪美国学界的研究前沿动态,丰富其史学史知识和史学理论素养大有裨益,使学生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相对前沿的学术位置,为其日后健康成长创造有利的条件;(5)翻译英文资料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并学习历史写作的框架建构、视角选择、实证与理论以及叙事与论证等写作技巧的感知与提高。所有这些又都是青年才俊成长中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已故学者任东来教授曾经说,美国史小组“成为他的事业领路人”。

与此同时,丁则民的另一个工作重点是加强图书资料建设,“因为它是开展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必要条件”。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丁则民通过与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关系,获得美国历史协会、援亚书社、加州北岭州立大学与美国学者赠送的三千多册图书,其中既有当时美国出版的专著、丛书、工具书和历史文献,也有十分珍贵的成套期刊——1922年—1982年的《美国历史评论》。对于刚刚开放国门,参考资料与文献十分匮乏的学者而言,这些图书弥足珍贵。用丁则民的话说,“这些图书资料既为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我们得以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最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是丁则民从1978年开始的学术研究。到八十年代末,他围绕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学说、查尔斯•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美国学界围绕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价,以及印第安人和外来移民等问题,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关于这些成果对于推动国内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价值,及其对丁则民承担的《美国通史》第三卷的支撑作用,前述成果都做了充分而深入的论述。本文要指出的是,这些成果的面世恰逢其时,因为八十年代各地高校迎来了改革开放之后的首次学科建设高潮。对于东北师范大学而言,正是由于丁则民多年来孜孜以求,笔耕不辍,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所以,在他和历史系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成功地申获了世界地区国别史(1981年)和世界近现代史(1985年)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986年,他又领衔申报,获得了“世界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一成就与林志纯等人领衔的世界古代中世纪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一起,在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覆盖本科、硕士和博士三级学历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等国内为数不多的名校并驾齐驱的学科布局。所以,当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古代中世纪专业被定为“国家重点学科”时,其世界史学科已做好了全面腾飞的准备。

然而,在丁则民看来,仅仅完成硬件建设还不足以满足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硬件建设只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发展的平台,而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软件”建设同样不可或缺。1982年,他受教育部委托,与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和北京大学古代中世纪的马克垚教授一起出访英国和希腊的一些高校,其中在英国访问长达近一个月,在希腊访问的时间仅有10多天。此次出访归来后向教育部提交的报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1984年9月20日到10月中旬,丁则民随东北师范大学校长郝水院士一行出访美国,其收获却是钵满盆满。他先后访问了美国南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米尔沃基校区和和斯坦福大学等五校,考察了这些高校的历史系基础设施、课程设置,任课教师工作量配置、教学与科研绩效考核与职业晋升之间的关系。尽管他认为“由于时间短促,接触而有限,了解是不深不透的”,但是,从他归来后完成的“访问美国五所大学的见闻”中可以看出,美国高校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硕博连读的考核标准与方式、学分结构、学生成绩打分的方法、学位授予的依据与标准等等,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各校在研究生选修学分、课程种类、外语水平以及候补资格考试方面,都有明确的规格要求,整个培养过程呈“入学容易、毕业难”的状况,不合格者自然被淘汰。(2)学术型研究生学习的领域比较广泛,学习美国史的博士生必须选修欧洲史、拉丁美洲史和亚洲史等专业的领域课程。“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既可以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了解和掌握其他专业内的主要问题、文献资料和研究动态,也可以触类旁通, 打下有利于深入钻研究本专业问题的牢固基础。”(3)对于经济贫困但品学兼优的博士生而言,研究生助教制度至关重要。它“既可使研究生接触教学实践,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也可使研究生得到必要的资助,免除他们攻读期间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对于中国完善研究生培养制度,上述特点“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 丁则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敦促学生积极学习英语的同时,着力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动手能力,从查阅资料、独立阅读,到学术选题和直接参加《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书写,充分表明他借鉴了美国高校培养研究生培养中的合理成分。 他后来在《我的治学道路》中写道:在研究生的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讨论班方式。实践表明,这种教学方式比单纯老师讲、学生听的呆板方式强得多……既可以锻炼他们组织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能通过讨论启发他(她)们思考问题,提出独立的见解,因而收获较大。”

跨世纪的辉煌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年逾七旬的丁则民依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其人生辉煌。首先,一直到去世前的12年间,他笔耕不辍,博览群书,科研成果的产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1965之前的14年间,他除编写教材和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外,发表论文12篇,占毕生发表论文的28%。在1978-1990年间,他发表文章13篇,占其论文总量的30%,而在1990-2001年间发表论文17篇,占比达40%。换句话说,1978-2001年是先生走完其人生的最后23年,其间发表的科研成果占比达72%。这一组数据折射出的结论是:随着他年龄的增大,学术成果更多。尽管丁则民科研成果的产出与其年龄并行不悖的特征有其时代不可复制的特殊性,但勇于攀登,笔耕不辍的精神却永远是不过时的。

从丁则民在九十年代发表的论文特点看可分为三类:第一,与八十年代以史学史为核心的成果相比,九十年代的成果中有10篇集中在美国移民史和族裔史领域,有5篇属于美国城市史领域,两篇属于中美关系史,说明丁则民试图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在美国移民史和城市史领域拓宽加深,遂成体系。第二,通过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继续深化自己开辟的研究领域。例如,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系统梳理了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戴超武的《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则强调了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的关系,黄兆群的《纷然杂陈的美国社会》则揭示了美利坚民族多元化的趋势。 第三,有5篇论文与美国西部史相关,是他在八十年代末承担的国家课题“美国西进运动史研究”的部分成果。

在学生培养方面,丁则民的执教生涯也进入从未有过的辉煌时期。在他培养的13名博士研究生中,10人是在1990年以后入学的。对于丁则民本人而言,这等于在其执教生涯中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这些学生在研究方向、治学原则和精神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先生的衣钵。当他们在国内学界暂露头角或成为学科带头人的时候,被认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学术力量,本质上也是丁则民学术生命的延续。对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而言,博士研究生培养在九十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作为衡量一个学科质量和水平的标志之一,是学科建设与评估中不可或缺的类项,与林志纯和朱寰先生培养的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博士研究生一起,在世界史学科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本、硕、博三级人才培养链,使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人才培育方面达到了其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丁则民以特有战略眼光,与学校各部门合作,搭建起东北师范大学与国际学界交流的桥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八十年代末,他先是“向美国有关方面申请将东北师大纳入富布赖特计划,申请获准”,接着与学校领导一起,在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完成相关手续。东北师范大学因此成为东北地区最早被纳入富布赖特学者计划单位之一。之后,他又利用与教育部相关人员的个人关系,竭力为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争取来华的美国富布莱特学者前来东北师范大学定期讲学。 经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在1990年-2010年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之后该系建院)美国研究所,先后接受了10位美方富布莱特学者,同期也向美方派遣了10位学者,加上其他院系的学者,东北师范大学累计向美方派遣学者23人,是东北三省派遣赴美富布莱特学者数量最多的单位。

1992年美国密苏里大学苏珊弗拉德来访时的合影

此外,在1992年至1996年间,丁则民通过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合作,与美国各高校先后举行了五次电话会议,围绕美国的民族同化理论、双语教育、西部经济、城市化、外来移民以及模范少数民族理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这种交流方式比较简单,参加的人数和讨论的范围比较有限,但它“信息快,内涵丰富,有助于我们及时掌握美国史学界有关前沿课题研究的动态和解决我们在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对推动我国美国史研究和教学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九十年代国内史料急缺,与美国学界交流比较有限的条件下,这种通过电话与美国学者交流的方式,至今是独特的、不多见的。

上述对外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使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得以共同发展。从历史的逻辑看,由于美国脱胎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同时又因为它在建国后长期与欧洲乃至于全世界保持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因此,美国史与世界近现代史在教学与研究中,属于一种相互补充与交叉的关系,因而在学科建设中,美国史与世界近现代史互为依托,共同发展。例如,在前文述及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赴美的10名富布莱特学者中,近半数就是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师,有些学者回国后,对推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近现代史教学和科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到2001年丁则民去世之前,这两个专业的王旭、于群和梁茂信等5名教师都获得了博士生导师资格,占当时整个世界史博士生导师的近一半。由于这支队伍的存在,在2000年之后的近20年间,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正是在丁则民和其他老一辈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两个专业,与以林志纯和朱寰等前辈领导的世界古代和中世纪专业,一起托起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在这样一个结构布局合理、各专业齐头并进的格局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古代中世纪专业作为基础,东北师范大的世界史学科必然会“坍塌”;同样,如果没有丁则民领衔的世界近现代史和美国史,该学科也如同“断垣残壁”。正因为如此,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史作为一个强势学科,经与中国史各方向教师们的共同努力,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一系列平台建设的申报中捷报频传。例如1995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成功申获教育部“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被纳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单位,1999年获准设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文明史中心”,2001年世界史再次被纳入国家重点学科,2003年获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单位及设立博士后流动站资格,2004年世界文明史中心首次顺利通过教育部的考察验收,2005年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中获得优秀成绩,2007年,世界史又一次入选国家重点学科。

面对上述辉煌业绩,可以大胆假设:如果没有半个世纪以来丁则民领衔的美国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学科建设,上述屡获成功的申报活动能否会成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还能否像“历史文化学院成立记”上写的那样“雄视中土焉”?能否在2000年以来历次评估中一次又一次取得国内前三甲的佳绩?当我们面对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在2017年被列为“一流学科建设单位”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饮水思源?

写字、做人与做学问

2004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撤系建院时,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决定在学院门前立碑纪念,其中对每位前辈都有定性评价,而对丁则民的评价是“规矩正直”。这种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最能体现这种评价的例子是他从不潦草的小楷钢笔字。笔者在整理丁先生的文书时发现,无论是给好友书信、给单位领导的报告,还是项目申报或者是自己备课,几乎所有的手迹(甚至草稿)都是用优美如画的小楷写就。即使是在他自己看来属于最潦草的字迹,在大众眼中一点算不上潦草。他每每写字,总是一笔一划,非常认真。每一笔画都不多不少,轻重衔接恰到好处,刚柔并济,横竖撇捺,莫不如此。

俗语讲,字如其人。从一个人的字可以判断其性格、心理状况与价值取向等等。心浮气躁的人不可能练就一幅备受公众认可的楷书。只有那些性格沉稳,虚怀若谷,一丝不苟,处事细致的人才能写出令人叫绝的楷书来。因此,写字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处世哲学与态度。字体的背后蕴藏着生命的灵魂。

丁则民一生行事,如同他写字一样,工工整整,从不潦草。这种秉性源于他成长的时代和接受教育的环境。在他的人生经历中,目睹了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和繁荣的剧变。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和十年“文革”。多舛的命运经历让他认识到了生命的可贵和对国家发展贡献的价值。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名师出高徒的至理名言,使他看到,由于西南联大各位“大师的学术造诣是一流的,而且在培养学生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所以才造就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才。” 这一段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并且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构成了他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具体到处世和教书育人方面,有些原则是他矢志不渝的追求。

首先是爱国主义,这一原则贯穿他的一生。在他1937年考取燕京大学后,因北平被日军占领,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丁则民毅然南下,前往昆明,进入著名学府西南联大学习。1947年负笈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时。他要探索的问题之一是美国在建国后如何从一个幼小的国家发展为一个“科学发达、繁荣昌盛的国家,并在国际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它会发展得这样快?。” 在美留学期间,目睹美国华人遭受歧视的经历不知不觉地增强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学成后回国的决心。1949年毕业之后,“为响应党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号召,我中断了在美国的学习,决定立即回国为建设祖国的大业贡献力量……。” 回国后到“文革”前的十多年间,他以从未有过的饱满热情投身到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事业中。他在五十至六十年代发表的文章,除满足教学需要之外,更重要的是“发挥了史学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后,他以一名知识分子最朴素的方式表示,“想用过去所学的专业为繁荣祖国学术、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他在1979年建立美国史研究室的目的就是希望“为相国培养人才、多出成果。” 由此不难想象,丁则民在学术研究中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1986年,他在中国美国史第五届年会上发言指出,“历史研究要联系实际,为现实服务”。他举例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他援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观点说:“每个时代都要根据其时代最主要的情况重新撰写过去的历史”。在“当前我国改革的汹涌浪潮中,美国史研究也要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他在批评有些成果“偏重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而不大重视其社会效益”。“这种状况……难以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历史的价值之一,就是因为“许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我国当前改革的参考和借鉴。” 在1999年他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写道,自己坚持的原则之一是“历史研究应为现实服务”。对于美国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政策与侵略行径,中国一方面应该团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予以反对,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应“研究它的来龙去脉,以便从根本上进行揭露和批判,使它的倒行逆施站不住脚。”

其次,做好学术研究“首先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对研究外国问题的工作者来说,更为重要”。由于史料中线索扑朔迷离,纷繁庞杂,西方学者的成果中“既有治学严谨、论据充实的著述,也不乏标新立异、粗制滥造的作品”。因此,研究中“必须去伪存真,剔除其糟粕,切忌囫囵吞枣、全盘照搬”。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要“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语句和具体论断”。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同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相比,各方面都发生了剧变。“这就要求我们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代人类创造的许多新理论、新成果进行研究……把一切真正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学习过来,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学术批判的原则。他举例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合理的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列宁在撰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过程中,也批判吸收了约翰·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点和寄生性的论述。所以,“吸收外国新文化、新思想当然要筛选、要鉴别、要消化,切忌生搬硬套,更不应盲目崇拜”。 当然,学术的批判并非是盲目地否定一切。由于研究的立场、观点不同,因而中国学者在美国历史研究中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现象。所以,研究中应该在严谨准确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有益的因素,以充实研究课题的内容和提高研究的质量”。同时,还应该积极吸收相邻学科的成果。因为历史学是一门知识密集、包罗万象的学科,它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统计学、地理学和某些自然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随着不同学科间互相渗透和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我们搞历史研究的也应注意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借助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社会历史问题作综合性考察和多层次的探索”,惟其如此,再能写出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丁则民的学术批判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中,授课中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汉密尔顿在美国建国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他不主张人云亦云。他指出:“评价历史人物,既要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来观察、研究历史人物,这里包括研究他代表的阶级利益,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及其所推行的政策,把他们剖析清楚,予以定性的评价;但也要结合后来历史发展的实际,对他推行的政策及其作用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们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需要,即使这些历史人物有阶级偏见,甚至遭到当时一般人的唾骂和抨击,只要是这些政策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需要,那他们的主要方面还是应予以肯定。”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对美国学界和部分中国学者对汉密尔顿的指责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他要把美国重新变为英国殖民地,不仅不符合历史史实,而且有意识地对他诬蔑。” 汉密尔顿是“美国资产阶级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第一位功臣;从后来美国历史发展来看,他是个有敏锐远见的,确定美国发展方向的历史人物。” 关于西进运动一讲中,他要求实事求是,反对一刀切的方式盲目解释:“从表面上看,西进运动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但是对美国的领土扩张要区别对待。例如,美国领土扩张中既有抢占印第安人的土地,也有明火执仗从墨西哥抢过来的。这些做法应当谴责。但对路易斯安那购买、佛罗里达购买,以及在俄勒冈问题上与英国的博弈,属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性质”,在客观上用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代替英、法、西、俄的殖民地制度,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对封建君主制的历史性胜利,是当地居民摆脱殖民压迫,逐渐加入美国的过程,因而具有“非殖民地化”性质。

最后,在学生培养方面,丁则民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学术批判中的学术民主原则,都应用于研究生培养之中。最有力的表现就是,1987年他致函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王旭,建议王旭“以工作的需要为重”,放弃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回国,“从研究室最近几年的工作部署来看,非常希望你明年暑期回来,” 丁先生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是因教学任务繁重,师资队伍不足,他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关于王旭的博士论文选题,丁先生建议“要符合国内的需要,对建设祖国精神文明有意义和作用”。 在九十年代,凡有学生或青年教师赴美交流或深造,他都要在临行前叮嘱说:“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的事业在中国”,学成后回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于有些以公派身份出国不归的教师,他嗤之以鼻,批评说“他不配做一名人民教师”。

在学习方面,丁先生要求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是远近有名的。他经常对学生讲:“做作业、写论文主要是让别人看的。因此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字母,都必须写得清楚、工整,使人看了一目了然。切忌字迹潦草,令人难以辨认。”对于书写潦草的作业,“我便把作业退了回去,要求重抄。再就是要他(她)们注意不要写错字或拼错英语单词。凡是发现这类错字,我都予以改正。”在辅导学生做论文时,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学术规范性,要求注明引文出处,标明著者、书名、版本、卷和页数等。“若是引用材料的来源不明,就在上面打个大问号,要求重新核实。在这样不断要求下,他(她)们都逐渐体会到写作业和论文都必须字斟句酌,做到确切、严谨,贯彻一丝不苟的精神。”当然,丁则民培养学生并非是只重技巧而忽略方法。

1989年丁先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之一是采取“授之以渔”的方式,循序渐进,步步深入。为此,他在学生中间开创了学术沙龙制度,先由事先有准备的研究生作专题报告,接着大家就报告展开讨论。最后由教师针对讨论中的分歧和疑难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对于条件成熟的学生,他就积极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实践工作(比如校对稿件、选购英文美国史图书和适当分担科研项目工作等)。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丁则民在承担《美国通史》第三卷的编写工作之后,从草拟和讨论编写大纲起,便吸研究生一起承担一定的编写任务。 正如王旭教授后来回忆时说,在撰写该书相关章节的过程中,丁先生多次组织研讨,从概念到体系,几易其稿,反复修改,切身感受到了丁则民治学的严谨与认真。“正是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使我们的学术态度得到净化,进而形成了好的学风。凡出道于丁先生门下的学生,均以严谨自律,不仅做学问如此,为人处事也如此。之所以先生的很多弟子今天能够成为国内美国研究的中坚力量,与这种做学问、做人的严谨态度是密不可分的。”

结 语

综上所述,丁则民不像吴于廑、周谷城和林志纯那样在世界史观方面留下了丰富的传世之作,而是以寡言少语的方式,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做出了毕生的贡献。丁则民矢志不移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教书为国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曾两次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美国学者塞缪尔·皮尔森(Samuel Pearson)教授。在丁则民去世后的第二天,他和他的妻子致函写道,丁则民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中国发展的挚爱”让他们深受感动。丁则民“作为一名超级教师,他向自己的学生传授的不只是知识”,而是“一种对学习的热爱和对最高的学术标准的奉献精神”。他用自己的生命“铸就了一个由能干且全身心投入的学生网络,他们在当下中国学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言以蔽之,没有丁先生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对东北师范大学美国史和世界现代史的贡献,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是学科就必然会被改写。而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的人才与科研基地之一,已为国人公认。因此,将丁先生定格为中国美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本质上是对他本人一生默默奉献的历史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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