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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更新时间  2019-07-29 作者:王林亚 录入:laogao 阅读

“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

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6月21-23日,“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隆重举行。会议由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备案)基地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协办,来自国内外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历史教学》、《郑州大学学报》、人大复印中心《世界史》编辑部、澎湃新闻等多家学术期刊与媒体的一百余名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

一、会议开幕式及主题报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教授在致辞中谈到,环境史关注人的生命质量,以及如何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他提到,环境史学者既要具备全球意识,更要立足中国实际,并期待未来中国史和美国史领域的环境史专家能有机会共同探讨这一学术问题。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和《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也先后致辞。杨栋梁教授对美国史学界在环境史学科方面的建树给予肯定,并预祝这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徐再荣研究员表示,越来越多从事历史学和非历史学科的研究学者运用环境史的视角重新思考和书写历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这充分说明环境史学科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包容性和扩张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环境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另外他还期望更多学者继续挖掘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域的环境史研究空间。

“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研讨会开幕式

大会主题报告由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学功教授主持。美国堪萨斯大学霍尔杰出荣誉教授唐纳德・沃斯特作了题为“变化着的自然生态学”(the changing nature of ecology)的主题报告,他从国际上流行的对生态学的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harmony)与“合作”(cooperation)这一概念出发,试图用“生态系统”(ecosystem)和“自然的发展策略”(nature’s strategy of development)这两个子概念对其加以阐释。前者指包含任何生物体在内的任何单位,特定区域与物理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能量系统的稳定性、明确的营养结构、生物多样性和物质循环;后者则诠释了一个地区内生物之间的共生(mutualism)与合作,并指出这种状态经历了一个由最初阶段的相互竞争逐步走向合作关系的过程。在对生态演替模型(tabular model of ecological succession)术语的解释中,他界定了生态系统到达终点时的三个特性:它在增加产量上消耗的能量更少而在保持稳定性上消耗的能量更多;一个地区的生物量达到一个稳定的水平,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这个系统试图保持在这个水平以维持一种非增长式的经济形态。沃斯特的生态学理论阐释有助于增强人们对环境史价值和内涵的理解,最后他还对人类进行灵魂拷问:自然是有序的(orderly)还是混乱的(chaotic)?和谐是否也充满冲突?人们能否在一个以混乱为特征的宇宙中找到任何爱或者值得保存的东西?我们如何对待自然?如果自然是混乱的,为什么不继续推行任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计划呢?为什么我们会害怕人类自身可能会破坏地球或我们人类自己?“对自然的破坏”一词是什么意思?“无人地带:战争、和平和军事化的自然景观”(no man’s lands: war, peace and militarized landscapes)这一主题由美国博伊西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莉萨·布雷迪(Lisa Brady)教授所讲,她以广阔的视角讲述了冷战年代的军事景观如何在后来被确立为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故事。如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弗拉茨核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家动物保护区,欧洲柏林墙这一栅栏创造的军事化景观则为非人类的自然提供了栖息地空间,类似的还包括北朝鲜的美国海军军事基地,美国太平洋试验场和别克斯海军训练场等。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梅雪芹则以“唐沃思的环境史研究­—我的学习与理解”为题,全面考察唐沃斯(梅雪芹教授首次公开以这一中国名字称呼唐纳德・沃斯特)的求学与执教、研究与贡献、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突出建树与特点,以农业生态视角考察环境问题的范本—《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以及《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的历史贡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丁见民以“天花接种、种痘与美国早期天花防疫机制的形成”为主题,探究美国社会如何经历了从最初反对天花接种到美国革命后天花接种与医疗规范的常态化这一转变历程,进而形成天花接种医院与防疫的体系化,而随着牛痘的传入和推广,美国基本上形成了天花防疫机制。丁教授总结道,美国的天花防疫机制是在18世纪奠基,到19世纪前半期已经形成。这一时期现代医学已经在孕育中,但是尚未成型。欧美医学界正是在尚未完全了解病菌理论的情况下已经建立天花防疫机制。

二、研讨会管窥

研讨会共收论文五十余篇,通过八场分组发言,集中探讨了环境伦理、医疗社会史、环境治理、环境与安全、环境史学理论等一系列主题,涉及面广,议题丰富,展现出当前中国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基本面相和最新研究趋势。本文仅选取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环境史学史主题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及时捕捉这一领域的研究概况。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国荣以20世纪中美两国对农业史和环境史的既有研究为例,探究农业史和环境史研究在助推动力、研究宗旨和叙事方式三个方面的区别。作者认为社会文化史的转向都极大地拓宽了二者的研究边界,导致农业史和环境史开始交叉渗透并出现融合的趋向,如农业生态史这一新分支领域已经诞生。南开大学付成双探究了处女地假说与北美印第安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处女地假说对白人来说意味着机会和希望,对印第安人来说则是被驱逐和剥夺的工具。即使是现代环境主义兴起后印第安人将其缔造为传统智慧的象征而试图利用之为其争取权利运动服务,效果却极其有限。作者的结论是处女地假说是传统的征服自然观念、伊甸园假说等与男权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透露出浓浓的基督教使命观和种族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华梳理了1990年以来太平洋环境史的研究概况,最新国外研究也渐趋实现了从太平洋的环境历史(environmental histories in the Pacific)向太平洋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Pacific)研究路径和范式的转换。太平洋环境史研究主题集中在对人类活动带来的改变,以及环境对人类形成的反作用关系,但该领域的研究在观念基础、问题视角、研究主体和方法上都面临诸多挑战。

在荒野观念和城市史研究上,学者们不断寻求突破和尝试。中国人民大学侯深将“环境管理国家”(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tate)这一概念引入到对19世纪美国城市景观设计和林业这两个新职业的思考当中,探究这种新职业与环境管理国家之间是怎样的逻辑的关系,又在这些关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她认为美国政府通过对加强管理资源与环境责任的强调,试图建立或调整一种新的社会生态秩序,进而巩固新诞生职业的合法性,完成19世纪后期联邦政府对环境管理权力的塑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所输送的各种专业知识带来了政府职能专业的再分配。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将关注点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弊病趋于严重,美国掀起了关于社会卫生(social hygiene)的大讨论。美国社会卫生学会突破了美国社会固有的“性病”禁忌,致力于开展性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保护人们生活和维护道德的运动。作者认为道德与秩序重建问题是20世纪初美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人们在性病观念上的转变必然会对美国城市改革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福建师范大学赵万武论述了美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资源神话”理念导致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商业型开发,带来了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同时也对美国早期现代化发展模式提出挑战。随着一些有识之士对这一理念进行反思,美国逐步走向了资源保护之路,对早期阶段美国社会对自然资源认知变化的梳理能反映出美国人与自然观念的变迁。南开大学刘鹏娇以尼亚加拉城市为个案,探讨二战背景下它成为美国军方重要化学药品生产和铀矿石冶炼基地,化学废弃物填埋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末爆发的拉夫运河事件成为美国正义运动的标志性开端。

环境与安全领域,从环境史的视角研究冷战史也备受学者们的青睐。在探讨19世纪反华问题时,中山大学费晟选取1881年悉尼天花大流行为切入点,探究天花疫情如何促使澳大利亚殖民地掀起了空前的反华运动,对悉尼天花大流行事件中反华运动的考察有助于揭示欧洲移民殖民地普遍出现的公共卫生议题的种族主义面相。南开大学徐振伟则探讨了自9・11事件和“炭疽事件”以来美国政府所实施的生物国防计划,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生物科技企业和大学共同参与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生物国防体系和安全之网,美国生物国防计划的发展和生物国防体系的建设为我国提供了诸多借鉴。天津师范大学刘合波、朱中华关注环境、越南战争和冷战的互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发动的除草剂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这引起了美国民众在反战运动思潮背景下的反除草剂运动,迫使尼克松政府出台缓和战略。美国也基于此将生化武器问题、环境问题与美苏东西方问题纳入议事日程,进而形成以环境为契合点的合作框架,实现除草剂、越南战争和冷战的渐次递进式互动。

近年来兴起的疾病史、医疗史也是此次环境史的重要议题之一。这组讨论的几位代表成员都不约而同地选取典型案例来探讨政府与社会层面权力的张力问题。西南大学李晶追溯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疫苗接种史上“雅各布森诉马萨诸塞州案”的来龙去脉,最高法院的审理判决折射着美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卫生领域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艰难平衡,最终确立了平衡人民健康“权利”与政府卫生“权力”的基本原则,即州政府有权力为维护公共健康而限制个人自由。河南科技大学毛利霞以19世纪末英国结核病治疗为案例,探究结核病由备受赞叹的“浪漫病”演变为穷人的“白色瘟疫”的过程,结核病的主要治疗方式——寻求清新空气推动英国旅游胜地的发展和专业疗养院的兴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人的生态意识逐步提高,“回归自然”的环境观念已在孕育之中。中央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陈正洪以北京市为例,探讨了气候环境变化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关系。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甘振军对50年来天津援助非洲刚果和加蓬医疗工作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运用详实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资料对其进行研究,评价其对中国援非事业和中非友好的推动作用。福建师范大学王光伟以1878年美国黄热病疫情为例,探究面对疫情,与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部分疫情防治工作不同的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避免直接介入,而个人、慈善机构等社会力量对疫区民众的救助则弥补了政府在公共福利方面的角色缺位。这是19世纪美国处理传染病疫情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模式,实际上凸显出美国长期存在的联邦权力与地方权力、个人自由与公共福利之间的矛盾。福建师范大学叶耀源以美国进步主义时期抗击结核病为案例,从论述社会改革者和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这一角度出发揭露公众参与公共卫生运动的意义。

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辽宁大学邱建群着重探讨罗斯福新政与美国西部经济转型和生态修复之间的关系,认为联邦政府在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对西部企业家的扶持以及农业政策调整和生态灾难的遏制扭转了大萧条期间西部资源依赖性经济的弊端,是西部经济崛起和经济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鲁东大学高春常则继续关注美国奴隶这个传统又重要的研究课题,他借鉴徐国琦教授“共享的历史”这一概念,认为美国奴隶的解放意味着“白人的世界”和“黑人的世界”都要基于新的现实法则调整自身,并重新勾画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联邦宪法第十三至十五条的通过使得黑白之间“共享的世界”似乎具有了更多的法理性基础。济南大学刘凤环探究了20世纪美国消费的两次转型背后的因素,第一次变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生产主义转向消费主义的消费革命,第二次是20世纪60至70年代消费领域的“绿色转折”,指出这种转型是与整个西方兴起的“绿色革命”和环保运动交织在一起的。四川外国语大学陈黎黎以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尘肺病在美国的医学认知变迁为主题,探究美国医学专家、工业卫生学家、企业家、作业场所工人等不同群体在对生产性粉尘认知的不同争议中,如何逐渐趋向一个相对统一的认知—过量吸入粉尘会导致肺部病变。作者指出围绕尘肺病是否是一种法定职业病所进行的博弈,其实指向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姚明星从生态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探究了20世纪初欧洲殖民国家对瑙鲁的磷矿资源进行了疯狂争夺导致瑙鲁的生态危机。二战后迫于国际舆论和瑙鲁人的抗争,西方国家被迫做出生态补偿,但瑙鲁人追求的环境正义仍未实现。

美国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国家层面的环境治理,这一小组上会代表之间的主题报告联系紧密。厦门大学韩宇关注美国老工业城市土地空置问题及治理,分别以新世纪费城和布法罗老工业城市采取的大规模拆除方案,以及克利夫兰的城市农业为案例,探究拆除和绿色治理这两项重要措施在老工业城市环境改善、及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西安交通大学靳小勇认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环境治理国家化主要基于两个重要原因:一是美国国内环保运动发展趋势的内生性因素,二是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化取向促成白宫决策层环保认知的提升,国会立法不断赋予联邦政府环境治理权限。在此背景下环保主义者推动跨国合作倡议进入美国外交政策议程,进而促成现代美国环境主义外交的兴起。河北师范大学刘向阳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规模、全方位和高强度的环境管制政策造成的污染治理支出和成本的逐年增长,同时指出这种压力也促使国民收入分配再调整,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和行业内部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创新改革也使得美国经济增长逐渐摆脱了对传统制造业的依赖,塑造了一种健康的经济和清洁的环境高度耦合的美国式后工业经济。西安交通大学裴广强对美国200年来的能源消费和大气污染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分析能源结构转型导致大气污染类型出现了变化。南开大学赵航以1853年美国新奥尔良市的黄热病为例,论述地方政府、医生和社会各界如何齐心协力抗击传染病这一过程的,路易斯安那州全美第一个永久性州级卫生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第一个长效性瘟疫治理与监控机制的典型,也促使19世纪中叶美国瘟疫治理实践开始从临时性治疫向长效性防疫方向的转变。

在森林与环境这一主题下,首都师范大学乔瑜将1890至1920年桉树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图景放在全球性的生态互动中来考察,这种跨国史视角独特,旨在探讨继哥伦布大交换开启的生态扩张是如何推动太平洋地域内部更为复杂的物种与经验交换的,描绘欧洲殖民帝国的物种流动和生态经验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和地方性知识的碰撞。南开大学吕文娟则探讨了19世纪下半叶美国木材进口成为加拿大森林资源开发的经济引擎,这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后果。19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美国森林资源保护思想的影响,加拿大森林保护意识也在萌发。南开大学王林亚以美国通过“债务换取自然”这一概念对第三世界实施森林保护这一案例出发,探究美国对热带森林保护措施背后的复杂因素,指出这种保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是美国在国际环境事务中塑造绿色话语霸权和实施生态殖民主义的一种体现。

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天津师范大学杜宪兵对威廉・麦克尼尔的思想进行深度解读。他指出仅仅强调麦克尼尔的文明互动论不免有些偏离作者本意,认为作者从生态和文化层面出发论述人类互动过程中的有限性、阶段性以及全球化进程的破坏性更加值得人类深思。因此我们在对全球化的认识中不仅要应保持警醒,看到它对村落的破坏,对不同文明的地方性特质的消解及其给社会稳定、全球秩序带来的危害,更要在全球史研究中关注全球网络之中的关联性、互动性,留意全球网络的破坏性以及网络之外的地方性。中国人民大学滕菲论述了生态现代主义概念的建构、内涵和对其的反思与批判。生态现代主义是在人类世后自然主义时代对现代主义和环境主义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全新的后自然的环境伦理设想,他们主张自然的终结,即取消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以及在经验上独立于人类干预之外的和在理论上优先于人类文化之上的具有规范性意义的自然。但作者对人类世意味着后自然时代抱有怀疑态度,而且认为生态现代主义放弃了自然的独立性,单纯强调文化与自然的交互性,会导致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最终将背离生态现代主义想要“分离”人类对自然的依赖这一初始目标。南开大学牛丹丹研究视角独特,她从与一贯主张荒野和自然资源保护不同的“另类”环境保护形式出发,聚焦20世纪50年代美国核辐射和核试验,分析弥漫于美国的健康忧虑意识如何促使首次反核污染运动的开展,正是在反核污染运动中生态观念逐渐向普通民众渗透,进而与反对化学污染一道促进了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南开大学樊越对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概念源流做了细致梳理,认为早期以保护木材供应为目标的可持续林业理念的提出和资源保护运动以及生态学的发展是重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对资源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思考。

回顾本次研讨会主题——“美国历史上的人与环境变迁”,我们看到,中国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队伍逐步壮大,研究议题丰富。从环境史的视角切入一些传统的研究话题会让人饶有兴致,从而加深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揭示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

【供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林亚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