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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这一庞大的南方帝国:奴隶主掌控美国外交政策》

更新时间  2020-03-08 作者:复旦大学 录入:laogao 阅读


Copyright © :本文为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2019年第三场内容,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王娟整理与编辑。经发言者审定,本文已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全权刊发。文中所用图片均来源于网络。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感谢关注本号!

第一部分

时间、地点、主持人

时间:2019年10月31日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907室

主持人:王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第二部分

书目与作者

学术活动 | 复旦大学美国史读书会:《这一庞大的南方帝国:奴隶主掌控美国外交政策》

书名:This Vast Southern Empire: Slaveholders at the Helm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作者:Matthew Karp

出版社: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16年

本书介绍: 《这一庞大的南方帝国:奴隶主掌控美国外交政策》重点探讨19世纪30至50年代南方奴隶主精英领导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关注那些支持奴隶制的外交官、政治家和作家,认为这些人在1833年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后,试图把美国变成美洲奴隶制的堡垒,不仅在西半球维护蓄奴制度,而且确信奴隶制在全球进步中具有重要意义,极力构建一个美洲奴隶制帝国。本书的研究范围超出一般的外交政策史,体现了从国际史和跨国史路径研究美国奴隶制和奴隶主的学术趋向。


作者介绍:本书作者马修·卡普于2003年在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获学士学位,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其研究兴趣涉及非裔美国人与外交关系、全球史、帝国史、思想史、政治史、奴隶制等,并讲授美国内战、奴隶制和反奴隶制、19世纪的美国以及19世纪中期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冲突等课程。

第三部分

话题交流

开场白

王娟本书作者卡普利用档案、报纸、杂志、书信、演讲、回忆录,以及相关研究著作、文章和传记等材料,基于大西洋、西半球甚至是全球史的视角,解读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主精英的世界观。在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南方奴隶主试图控制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将美国转变为大西洋世界主要的奴隶制保护国的一种手段。这显示出这些南方领导人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而不是潜在的分裂主义者。他们的美国愿景的前提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并且这个政府致力于在内政外交捍卫和促进奴隶制。林肯的当选打破了南方支持蓄奴的精英对外政策的控制权,迫使他们自己组建了联盟,一方面出于保护他们的财产的需要,同时也为塑造大西洋世界的未来。

因为奴隶主的实力是其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所以卡普开篇关注美国南方的实力地位。在内战前,几乎在美国联邦政府每个部门,南方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支持奴隶制的精英阶层和基本上顺从他们的北方盟友牢牢控制着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包括总统、内阁和重要的下级机构。奴隶主对所谓的“外部国家”保持着特别牢固的控制,联邦政府负责对外关系、军事政策和美国力量在美国境外承担的更大角色。

卡普认为,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主认为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目的在于主导全球商业,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制定外交政策以对抗英国的反奴隶制运动。南部人甚至臆想英国废奴主义者会把黑人运过来入侵美国南部,因此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对抗英国的废奴主义者,以保卫美国南部海岸,威慑英国,防止其对美国奴隶制采取任何进攻,与此同时,他们还大力支持古巴和巴西的奴隶制。到19世纪40年代,这一政策促使南方人在国内获得了权威地位,在国外支持得克萨斯共和国、古巴和巴西的奴隶制制度。在这个计划中,南方领导人试图把美国打造为一个由志同道合、相互支持的蓄奴政府组成的联盟的领导者。同时,19世纪40年代后期,西欧施行自由贸易政策,提高了对奴隶生产的经济作物的需求。欧洲和美国北部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动机是奴隶生产的棉花,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也刺激了新的消费阶层。欧洲帝国主义在非洲和亚洲的活动,让南方奴隶主精英相信,他们可以靠与其他蓄奴政府所组建的新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竞争。

到19世纪50年代,自由州和奴隶州之间的地区矛盾迅速激化,成为美国内政的主旋律,这令奴隶主在国内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在国会失去了影响力和席位,但仍然控制着行政部门,包括战争部、海军部和国务院等关键部门。南方人的全球前景变得更加广阔和乐观,在他们看来,英国和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用其他强制劳动代替奴隶制,更加证实了南方的主张,即只有通过黑人奴隶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满足当时世界经济秩序下所需的产品。在19世纪中叶以后,南方精英们确信,现代文明的作物,如棉花、糖、咖啡和烟草,需要奴隶劳动力,因而奴隶制对美国和西半球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想象着一个由奴隶制主导的世界,甚至有一些人呼吁要重新引入奴隶贸易。

然而,1860年共和党人林肯在大选中获胜,共和党人完全扭转了先前保护奴隶制为出发点的外交政策,以此击碎了南方人以美国为主导的西半球奴隶联盟的愿景。

读了卡普这本书,我们可以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重新定位我们对内战前南方奴隶主精英领导人世界观的理解。首先,南方奴隶主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蓄奴愿景是整个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未来的关键,而不仅仅关系到南方。因此,他们是带有国际主义取向的国家主义者,只要联邦政府在各个方面保护奴隶制,他们完全可以接受一个强大的全国政府。第二,最近虽有大量关于棉花王国的研究,但还要看到,对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奴隶主来说,奴隶制不仅是一种获取棉花财富的手段,而且也是他们向全球施展影响力的工具。第三,南方奴隶主精英并不认为自己是陈旧的或行将消亡的世界观的捍卫者,而是劳动制度的传道者,这种制度能够确保所有国家共享繁荣的未来。这些南方人并不认为奴隶制仅仅是适应现代性,相反,奴隶制乃是现代性的关键。

关于这本书,我们还可以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南部奴隶主的“奴隶制外交政策”的特点是什么?南部奴隶主如何看待州权和联邦权力?如何看待他们的奴隶社会在一个以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19世纪上半叶的全球市场中,是棉花支配着奴隶制,还是奴隶制支配着棉花?他们对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态度是什么?从印度和中国引进移民工人到西半球,是否对黑人奴隶制的未来构成威胁?国际因素对南部奴隶主有怎样的影响?


话题一

学术背景和研究范式

鲁迪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这是卡普的第一本书,也是他目前唯一一本专著。这本书获得了美国好几个学会的奖项,包括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约翰·H·邓宁奖(John H. Dunning Prize),早期美利坚共和国历史学家协会颁发的詹姆斯·布鲁萨德奖(James Broussard Prize),以及美国对外关系历史学家协会颁发的斯图尔特·L·伯纳斯奖(Stuart L. Bernath Prize)。其实这也反映了这本书涉及的几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另外,根据卡普的官网主页介绍,他现在正在研究美国反奴隶制大众政治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共和党的激进观念,感觉跟这本书是有相互联系的。

蔡梦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奴隶制研究现在仍然是美国史学界非常热门话题,这显然和美国当下的种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问题有关。这几年以奴隶制和种族主义为题材的电影,像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林肯》,还有去年上映的《绿皮书》,不仅市场反应良好,而且都荣获了奥斯卡奖。另外,我本人现在正在做历史记忆方面的研究,在梳理相关著作的时候发现,围绕内战记忆的研究明显要比美国历史上其它事件的研究都要多,如美国革命、越战、民权运动等。同时,据我观察,国内对内战这一题材的关注度也在持续升温,很多美国前沿的作品出版后,国内很快就会有译著、译介和书评见刊。

美国史学界对于内战前奴隶制问题研究的新趋向,我觉得有必要简单做些补充。我个人观察到可能有两方面的变化是比较显著的。第一个是奴隶制资本主义史研究的兴起。以前史学界一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分属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奴隶制是“前资本主义”的,或者是“非资本主义”的。但现在一些研究发现,奴隶制在19世纪非但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劲后盾。所以奴隶制在当时并非是一个落后或者行将消亡的特殊体制(a peculiar institution),反而是极具活力和潜能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研究趋势就是突破国家和地方的视域,以全球史的视角来研究南部奴隶主精英。有学者研究发现,这些奴隶主们并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一方面,因为棉花作为一种资本是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所以很多奴隶主具备全球经济视野;另一方面,美国南部的奴隶主不只是关注南部的奴隶制,一些奴隶主精英会着眼于整个加勒比海、墨西哥湾等区域。据我了解,早在1973年,罗伯特·梅(Robert E. May)就以类似的视角写过一本叫做《南部的加勒比帝国之梦》( The Southern Dream of a Caribbean Empire )的书。

另外,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了之前我们讨论过的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的《棉花帝国》。不同的是,贝克特的那本书是以棉花这一资本三个多世纪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和流通为主线的,所以在他那本书里面,美国南部只是棉花帝国全球版图中的一块而已。但卡普这本书是以南部的奴隶主为主角的,关注的是他们如何通过外交来构建棉花帝国、捍卫西半球奴隶制共同体。这也是这本书相对新颖之处。

薛冰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我想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本书作一些补充性的介绍。首先,卡普已经成功地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我想应该与这本书的出版和讨论有很大关系。有历史学杂志专门组织了圆桌讨论,邀请了很多学者和他展开对话,可以说这本书比较成功地引起了19世纪美国史和内战史学者的一些讨论,甚至是争议。在19世纪的美国史研究中,以奴隶主阶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考查他们如何努力地在国内推进奴隶制度,以及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如何为奴隶制辩护,并在这个基础上探究内战起源的著作,实际上已经非常多了。

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从美国的国内史和对外关系史、国际史的交界处,重新解读内战前奴隶主阶层的活动与思想,具有一种国际的视野和维度。作者自己也说,他的这项研究明显受到当前美国学者将内战史研究国际化的潮流的影响。类似的研究还有葛底斯堡演讲在全球的传播与影响。卡普的这本书让我想起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这本书从英国的角度,同时考察了发生在东西方的两场内战——太平天国运动和美国内战的互动性关联。我认为,这种19世纪中叶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互动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历史学家如何能够找到坚实的材料来说明和论证这些互动。上述全球视野可以说是本书的新颖之处。

第二点,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和美国“南部史学”的悠久传统是一种什么关系?美国长期存在着一种有异于北部或者说主流的对于内战和重建的历史解释。就像戴维·布莱特(David W. Blight)对美国内战记忆的研究,虽然南方遭遇了军事上的失败、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建,但是对于内战的解释和记忆,却顽强地保留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也长期地存在于美国南方的历史教科书和著作中。本书作者把南部的精英和奴隶主阶层重新解释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主义者,同时又是思考美国整体利益的国家主义者,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于奴隶主世界观的认识,也修正了我们对美国内战前政治史的传统认识。作者的这样一种“了解之同情”,是否也受到美国南部史学传统的影响呢?

刘雨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我看到作者在书中解读精英蓄奴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时,多次提到“世界观”(worldview),感觉他可能借鉴了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初,美国外交史最初分析和评价外交政策,研究对象包括决策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二战后,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外交史学家的研究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到20世纪60-70年代,以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试图打破传统的、比较封闭的外交史研究范式,尝试从国内社会因素探寻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他们把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归结为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以此为工具来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谓在外交史领域对“进步主义传统”的复兴。这种方法影响深远,如日本大阪大学的山田米行(Yoneyuki Sugita)教授在分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路径(Yoneyuki Sugita, “The Rise of an American Principle in China: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First Open Door Notes toward China”)。本书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过“世界观”,我想他是不是也借鉴了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用“世界观”来解读内战前美国南方精英蓄奴领导人做外交决策的根源。

例如,山田米行把“门户开放”政策放到了19世纪国际关系背景下加以考察,包括各国在中国的相互利益关系,美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外交政策取向,以及外交决策的长远利益等。他最后得出结论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国际关系在中国由欧洲原则转变为美国原则的第一步。”这种借助“世界观”,对外交政策起源的国际关系和国内政策的综合考察,不同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三观”中的“世界观”。卡普在书中也是从内政和国家关系全面考察外交政策如何制定的,可能就是采取了“世界观”的分析路径。

蔡梦竹:谈到世界观这个问题,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作者所指的是当时一些南部的奴隶主政客对于这个世界的一种想象,也就是说,他们想在西半球构建一个奴隶制帝国(This Slave Empire)。产生这一想象的关键原因是1833年的英国的《废奴条例》。因为英国仍然是当时国际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国际秩序的领导者,所以一旦英国宣布废奴了,这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因此,这使得英国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想象的“他者”,是他们承诺建立和维系西半球奴隶制共同体的关键。我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世界观。

鲁迪秋:刚刚谈论的世界观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本书前面几章分别在讲19世纪40年代南部奴隶主的外交、军事政策与行动,在军事政策方面意图扩大海军力量,在外交政策方面想要联合当时西半球拥有奴隶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像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巴西帝国,以及还没有独立、也还没有被美国兼并的得克萨斯。接着,他又安排一章专门讲他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解释他们的动机或者说行动的合理性。他提出,这是因为他们对文明与现代性的思考里面是包含有奴隶制的。通过探讨南部奴隶主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奴隶制在他们有关现代性思考中的重要性,读者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前面几章所讨论的他们在军事与外交政策方面的考虑。

李剑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这本书里讲的“世界观”,就是要用“奴隶制帝国”(Empire of Slavery)取代以前讲的“棉花王国”(Cotton Kingdom)。“Cotton Kingdom”只是一个经济现象和南部的地域性现象,而“Empire of Slavery”却是将奴隶制看成现代文明的支柱,并且要建立相应的国际体系。南部奴隶主甚至相信,英国废奴以后迟早是要后悔的,因为他们自己把现代世界的支柱给毁掉了。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却又用苦力等强制或者半强制劳工来弥补由此造成的支柱坍塌。所以,南部奴隶主把奴隶制看成现代文明的支柱,认为现代性的发育、成长和壮大都离不开奴隶制的支持,以此来为奴隶制寻找强大的正当性依据。这不只是从抽象的哲学上说蓄奴是奴隶主的自然权利或“神授权利”(divine right),而是要基于现实的实力来说明,现代世界的发展,美国作为一个强大的世界权力的存在,都离不开奴隶制,离不开奴隶所创造的财富,离不开奴隶制给美国带来的雄厚基础。这是南部奴隶制精英“世界观”的第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奴隶制的存在取决于一个维护奴隶制安全的国际体系。南部奴隶主要建立一个国际体系,其支点不仅局限于原来就存在奴隶制的南部,而且必须扩张领土。首先要在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横贯两洋的奴隶制帝国,将奴隶制的势力从老南部、深南部、海湾地带一直要扩展到太平洋,形成一个跨大陆的奴隶制帝国。然后是发展海军,以有利于奴隶制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的国际性扩张,并通过这种国际性扩张来巩固奴隶制的地位,继而把西半球存在奴隶制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纵贯整个美洲大陆的奴隶制国际体系,以此来维持奴隶制的安全。

林煜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我觉得,作者的视野和方法其实打通了很多以往看似相互区隔的史学领域,比如说军事史、外交史、南部史、内战史和全球史。本书的主题涉及范围特别宽泛广博,包括州权和联邦的关系、关于天定命运的再诠释以及奴隶制思想意识形态对后世的影响等。作者通过宏大的篇章布局、独到的理论体系与解释框架,打通了从早期共和国到内战前后美国政治史的国内维度与国际维度。


话题二

州权与联邦权力

林煜堃: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作者在书里提到,如果能够有效地维护奴隶制的话,或者说维护全球奴隶制体系的话,南方的奴隶主精英也是愿意承认和接受一个全国性政府的。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与体会?我觉得,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这打破了以往关于南部偏向州权的成见,是一个很新颖的、颇具颠覆性的观点。

夏刘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我对这一点印象也比较深刻。我们通常认为南部诸州反对建立一个强大的或集权化的联邦政府体制。但是文中提到南方奴隶主精英更为关心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集权化的强大国家体制是否能够为奴隶制的延续提供更好的保护。如果这样的国家体制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他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国家体制越强大越好。如果它对奴隶制构成挑战和威胁,他们肯定会加以反对。

林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方对国家是有自己的认识的。它需要这样一个国家。南方的州权主义不是完全摈弃国家,也并非不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是要彻底退出联盟。南方的国家主义有一定的标准:这个国家是否真的维护共同利益,就如宪法文本中所说的“共同福利”。1850年逃奴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内战前的最后阶段,南方双方围绕逃奴法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这一时期,北方自由州强调州权,反而是南方强调维护国家权威,要求北方的自由州帮助南方的奴隶主抓捕逃奴。

也有学者因此认为南方讲州权是非常虚伪的。但我们需要注意南方后来反抗联邦政府,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个国家体系被北方所挟持了。它指责北方一直在为自己地区的特殊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全国利益服务。北方的国家主义其实是sectional nationalism。有一个作者专门写了一本书,讨论北方的地区性国家主义。

总体来说,不能仅仅把南方主张州权视为一种机会主义式的做法,因为南方其实特别强调维护国家权威,尤其是像南卡罗纳州和佐利亚州。这就涉及到州权和国家主义的非常复杂的层面。

李剑鸣:南部在处理涉及奴隶制的特殊利益时,经常使用州权、分离、废止联邦法律这些手段,其真正的意图并不是强调州的重要性,而是要用这些东西来绑架联邦,让联邦能够很好地维护奴隶制的利益,保障奴隶制的安全。而且,南部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一旦联邦国会的议员、北方各州的措施、民间组织的举动威胁到奴隶制的安全,他们就拿出这些招数,而且还屡试不爽。比方说,南卡罗来纳废止联邦法令,最终迫使杰克逊谋取妥协,一方面虚张声势,派军队去保护征税官,另一方面敦促国会赶快修改关税法。另外还有所谓“钳口令”,要让奴隶制淡出全国政治,在国会不能讨论奴隶制问题。这在一个时期内也获得了成功。

南部看上去是在讲州权,鼓吹地域主义,实际上他们是要用州权或地域主张来绑架联邦,使联邦国家有利于奴隶制的存在。将这种行为模式放在本书作者所提供的思考框架中来看,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南部州权论的实质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真正的州权主义者。他们讲州权,不过是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国家主义主张。南方绑架联邦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看斯科特判决(Dred Scott Decision)。联邦最高法院都替南部站台,这当然是非同寻常的事。


话题三

思想取向和写作风格

鲁迪秋:就材料而言,这本书使用的都是比较常见的材料,像国会记录、外交通信、政治家的个人文集和报纸等。它的创新体现在,作者把一个国内问题放在了大西洋、西半球甚至是全球的新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并由此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路径。作者把美国的国内问题和对外关系联系起来,考察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美国的奴隶制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外关系对美国奴隶制的存续产生了什么影响。

就废奴运动的材料来看,跨大西洋联系是非常明显、难以忽视的。比如美国19世纪上半期很多女性废奴社团的建立,就和英国废奴主义者乔治·汤普森(George Thompson)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苏格兰的一个女性社团资助了汤普森在美国从事这样的传教活动。但是,本书作者在讲奴隶主的拥奴行为时,并没有把视野朝向东边、朝向跨大西洋的方向,而是朝向了南边,从整个西半球着眼来考虑。这一点让我觉得耳目一新。阅读这本书让我看到同一时期、同一事件的另一面,就好像同时存在两条叙事主线。这本书告诉我们,当废奴主义者想要从国内通过道德、立法,甚至是经济手段来废除美国的奴隶制的时候,南部奴隶主精英们却想通过在国外、在全球来扩大政府的力量,来支持和捍卫奴隶制。所以,这本书丰富了我们对于奴隶制、拥奴主张以及废奴运动的理解。但我有一个疑惑,作者在导言中一直都在强调奴隶制的全球影响、奴隶主的全球意识或者视野,但是在正文的论述中,他的着眼点似乎还是在西半球。那么,他在前面所讲的“全球”、“国际”又体现在哪里呢?

蔡梦竹: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作者在讨论南部奴隶主精英的全球想象的时候,主要还是聚焦于古巴、巴西等西半球的地区和国家,很少涉及跨大西洋的维度。我当时也产生了类似的疑惑,后来我在哈佛大学教授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2017年写的《黑色梦之河:棉花王国的的奴隶制与帝国》( River of Dark Dream: Slavery and Empire in the Cotton Kingdom )书中得到了一些启发。约翰逊在书里强调南部并非是铁板一块(monolithic), 一定要把上南部(Upper South)、下南部(Lower South)和深南部(Deep South)区分开来。美国独立后,奴隶制在上南部其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渐渐失去了活力;奴隶制真正显现其经济活力是在下南部和深南部,特别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

据约翰逊的研究,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着眼于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是那些深南部的奴隶主精英;他们想把南部和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地区连成一片,然后建立以新奥尔良为首都和中心的帝国。这一点或许可以帮我们理解为什么卡普对大西洋那条线着墨较少,因为奴隶制在那些地区可能缺乏活力,也没有相应的捍卫奴隶制帝国的领导者。约翰逊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1808年国会通过的禁止进口奴隶、废除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法案,这就限制了奴隶制在弗吉尼亚等上南部地区的发展。约翰逊因此非常反对我们讨论南部的时候以里士满、查尔斯顿为中心,他提倡以深南部的新奥尔良为中心来讨论南部的外交和活动。我想,约翰逊的这本书或许有利于我们理解卡普的研究视角。

李剑鸣:在棉花种植业兴起、烟草种植业衰落之际,上南部,也就是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等地,涉及奴隶制的经济活动,一是奴隶出租,把奴隶出租到城镇的作坊和工厂里去做工;二是繁殖奴隶、输出奴隶。国际奴隶市场消失了,内部的奴隶交易就非常活跃,而奴隶交易市场的奴隶来源主要靠上南部。在上南部,奴隶劳动、特别是田间劳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可是奴隶的人口还在增加,于是进行奴隶交易就成了奴隶主的生财之道。

刘雨君:本书确实也牵涉到全球史,作者提及一些亚洲和非洲的劳动力,例如中国的苦力和印度的劳工,甚至还包括一些欧洲的劳动者,并且把他们纳入“奴隶”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把“奴隶”概念的外延扩大了。我不知道从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奴隶”的现象来看,卡普是不是在消减奴隶制的道德缺陷。

李圣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作者想表达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传统的、南方正在实行的奴隶制;另一个就是废除奴隶制之后,为了应对当地自由黑人的工作效率下降造成的生产率不足,英国和法国采用了新的强制劳动(bound labor)的方式,包括苦力等形式。在美国学者的用语中,奴隶制是强制劳动中的一种。比如《棉花帝国》的说法是,美国内战之后,棉花种植虽然摆脱了奴隶制这种劳动方式,但是棉花生产在全球范围的大发展,依然要依靠新形式的强制劳动。

刘璐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谈到作者的价值倾向,我觉得总体而言,他还是有自己的道德判断的,这一点在本书最后的结语部分有所体现。关于本书的主旨,我觉得作者其实还有另外一层考量,就是想要重塑人们对于内战前后,南北方相对实力地位的传统认知。他强调,内战前后的南部并不像以往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相对于北方而言是衰弱的、不够现代化和不够发达的。他肯定了南部在这一历史阶段内的相对实力,认为无论是从物质基础,还是从话语权,或者说拥护或反对奴隶制的宣传渠道角度评判,都不能完全说南部就一定是屈居于北部之下的。这就又需要回到刚才有关本书价值倾向的讨论。事实上,作者正是为了对内战前后的南部“成就”加以认可,才会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其在道德方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薛冰清:关于全球视野或者说奴隶主阶层的世界观,我想至少涉及两个层面。第一,这批奴隶主精英并不是非常狭隘,或者说目光向内的一批人,他们的眼光和抱负都是向外的。他们的知识来源非常丰富,对19世纪中叶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有所了解。这些变化包括殖民帝国的扩张,商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国家权力的重塑,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认为这批人并不是抱残守缺,而是紧跟当时的世界潮流。第二,从当时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的变动来说,英属印度棉花产业的大力发展,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美国南部的经济,这让奴隶主阶层特别感到忧心。

李剑鸣:卡普这书研究的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奴隶主,而是“slaveholding leaders”,也就是拥有奴隶的政治领导人。他们的身份是多重的。他们除了是奴隶主,在具体的政治岗位上,在州和联盟的政治中,他们又担当领导角色。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身份、社会身份是奴隶主,但他们的政治身份则是州或者联邦的政治精英。这两种身份是能相互影响的。他们作为联邦政治精英,他们的政治思考,看外部世界的方式,固然受到了奴隶制的影响,或者说是以奴隶制作为底蕴和支撑的,但他们同样也分享了当时美国整个精英政治群体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眼光。这就是说,他们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倒也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除了卡普研究的这个群体,南方一般奴隶主是怎么看问题的?他们如何看待奴隶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他们是地方主义者、国家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者?这些问题在这本书当中是不是有所讨论?

李圣年:我在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也想到过这个问题。作者写到,当这些联邦级别的南方奴隶主、政治家们还留在华盛顿准备继续斡旋的时候,深南部几个州的分离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看到这里我意识到,这本书所研究的群体其实是这批联邦政治家、或者说奴隶主当中的国家主义者。州政府层面或地方上的政治家,并不在作者的讨论范围之内。

李剑鸣:那些没有担任公共职位的奴隶主,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可是,他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要是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研究,可以跟卡普的书形成互补。另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南方有3/4的白人没有奴隶,这些非奴隶主的白人,如何看待奴隶制?如何看待奴隶制和联邦政治的关系?如何看待奴隶制和国际政治的关系?这些都是由卡普的研究所引申出来的问题。

王倩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我在这本书里看到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南方奴隶主和奴隶制的形象。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南方奴隶主如何看待奴隶制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中的位置。从这本书来看,奴隶主并不认为当时北方的工业社会是进步的,工业化也不足以取代奴隶制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我们现在认为工业化、工业革命是改变世界的巨大进步,但在当时来看它只是一个起步,远不如奴隶制给南方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繁荣。所以说,南方奴隶主就认为奴隶制是一个比较好、比较强大的制度,是能够使美国变成一个强国的、很优越的制度。这里面还讲到一个观点,就是奴隶主对于国家分裂的态度。他们并不希望国家发生分裂,在南部奴隶主的认知里真正使国家分裂的是那些废奴主义者,是他们在破坏美国的前途。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内战的爆发到底是什么力量作用下的产物?

李剑鸣:这本书的最后写到,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反复强调他们要和平,这就意味着南方分裂主义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首要的考虑是这个国家的安全,他们并不想打仗。在我们过去概念中,似乎是南方挑起内战,南方奴隶主都是好战分子。其实他们是处于守势的,一开始并不想要战争。

林斌:说废奴主义者挑起战争,还涉及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南北文化的冲突。南方为什么后来要脱离联盟?北方一直在推动废奴,进行政治宣传,相当于污蔑南方的文化和历史,贬低南方在美国革命和制定宪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刚才提到废奴主义者挑起内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南方的视角来看就是如此。

李剑鸣:这也是一个老观点,杜华的文章里就讲到过这件事。有些美国史家将废奴主义与内战起因联系起来,认为废奴主义者要对内战的起源负责。美国史家还提到一个说法,就是“southern nationalism”(南方民族主义)。南方奴隶主一直很抱屈,觉得奴隶制给美国做出了特别的贡献,奴隶生产的产品出口减少了美国的贸易逆差,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加了美国跟欧洲国家交涉的筹码;可是奴隶制却成了过街老鼠,北方人老是说它不行,在道德上、政治上都是邪恶,必须要废除。南方奴隶主感到委屈,感到愤怒,不愿继续同痛恨奴隶制的北部各州共处。他们觉得,如果干脆分离出去,把加勒比海岛和墨西哥的一部分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奴隶制帝国,变成一个纯奴隶制的国家,这样就不仅能保障奴隶制的安全,而且能让奴隶主扬眉吐气。这说明,废奴主义宣传,废奴主义者的各种攻势,确实对南方奴隶主集团产生了心理的冲击。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能说废奴主义跟南部的分离情绪完全没有关联。

尹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我在这本书的结语中注意到,奴隶主精英的想法,或者说他们的话语,在内战结束甚至重建结束之后,对美国还有深远的影响。比如说,为美国的扩张和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南部邦联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在19世纪末的部分白人心里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了所谓文明或者是一个民族的利益就可以去抢夺或贬低其他民族的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无疑是与当时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相适应的。

李剑鸣:这本书的结语里写到了杰斐逊·戴维斯,的确很有意思。杜波伊斯(W. E. B. DuBois)在哈佛发表毕业演讲,那时他才二十出头,却显得那么睿智,那么富有洞见,那么具有勇气。杜波伊斯在演讲中所讨论的,正是南部那些“slaveholding leaders”的世界观、他们的“proslavery internationalism”在后奴隶时代的影响。这个结语真是意味深长,而且还挺有文学色彩,把哈佛学位授予典礼的场景描绘得十分生动。

田梦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老师刚才提到,内战并非南部州主动蓄意挑起的,但是他们对奴隶制的极度维护是很显然的,他们与英国的废奴主义进行跨大西洋对话。那么,内战前北方州或联邦的废奴主张有多强烈?如果不是奴隶制的争端,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内战的真正原因?

林斌:我觉得作者在最后结语中特别提到“the lost cause”,也是很意味深长的。这也需要放在美国当前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因为现在美国正不断地去南方化,把南方的一些文化遗产,比如建筑物和历史遗迹,大多加以铲除,尤其是内战时期南方的战争英雄。这本书就是再次确认奴隶制是内战最根本的起因。最后这话直接点出他的主题。他这本书中其实也是在进行一种对话,因为现在研究南方“失去的事业”的著作也很多。南方文化的同情者也在重新探讨“失去的事业”,来为南方文化辩护。作者在这里其实也是参与这种文化的讨论。这本书可以说是一种更新颖的、北方视角下的内战史。不知道有没有南方史家来反驳这本书,就是从南方的视角来反驳,如果有这样的研究,我觉得一定很有趣。

李剑鸣:本书第十章就是直接讨论这个问题,把南部脱离联邦、成立邦联看成是一个外交举动。过去大家都认为南部脱离联邦、独立建国,是因为奴隶制在国内受到了威胁。共和党上台了,他们所倡导的“四大自由”,也就是“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speech”, “and free men”,对南部来说构成巨大的威胁。而且,共和党明确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扩张,要把西部变成自由的土地。这对于奴隶主的国内安全感当然是直接的冲击。但卡普的解释不再强调这个方面,在他看来,南部的危机感不仅仅来自国内安全问题,而且共和党当权以后原来那个维护奴隶制的国际体系也会随之崩溃,于是“the empire of slavery”也就面临覆灭的危险。从这个意义来说,南部原来想利用联邦体系把美国变成一个“empire for slavery”的设想落空了,他们就只得脱离联邦,建立一个南部自己的独立的国家体系,把南部变成整个西半球奴隶制国际体系的核心和支柱,从而使奴隶制获得安全。卡普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内战爆发的内在逻辑,跟以往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卡普这本书是他博士论文的改进版,如果把它作为一篇博士论文来读,对你们有什么启发?

林斌:作为博士论文,观点至少要特别突出,要特别强调一个论辩体系。我最近也在想怎么写前言的问题,怎样才能把整个论辩写得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

李圣年:我认为这本书的好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核心矛盾,用一整本书来把这个矛盾一点点揭示出来。这些奴隶主当中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把联邦政府经营成一个在外交上非常强大的政府,他们这种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的思维方式,和19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各个列强的行为逻辑其实都是一致的。他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奴隶制。作者想讨论的是,为什么南部奴隶主只因为奴隶制这一个特殊点,就被抛弃在了历史长河之外。

刘雨君:我觉得作者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的问题意识特别明确。我之前读的一些书,在全篇一开始就交代研究现状;卡普的写法不同,他把每一章要讨论的问题的学术史,前人研究中存在什么问题,以及他从哪些方面做补充和完善,都单独放到每一章的前言中。我觉得这样写更能体现出他与前人研究的对话。第二个启发是,作者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群体,有一些名字比较熟悉,例如“美国文学之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美国史学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我之前知道他们写过很多历史著作,曾在欧洲游历,但是不了解他们担任美国驻外大使的经历,更不知道他们在奴隶制外交决策层面的作用,作者向我们展现了他们这方面的经历。这让我想到,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在不同时间段,身处不同地点,做不同的工作,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们的思想和历史写作。所以,我们在研究史学史的时候,不能完全局限于作者写作中的某个时间点或某种身份,而必须深入历史语境,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历史学家的经历。

鲁迪秋:作者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这本书中的几个章节还有结语,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开篇写法。比如第一章,是以威廉-玛丽学院一位法学教授的小说开始这一章的叙述。这部完成于1836年的小说,想象1849年南部将脱离北部,成立独立的南部邦联。十几年以后,美国确实分裂成了南部和北部。这部小说的内容与第一章的主题非常契合。作者先分析小说,借此自然而然地展开这一章的叙述,非常引人入胜,体现出作者的巧妙构思。

李剑鸣:卡普看的东西多,从中选那些契合度高、又比较有意思的材料。美国学者写书,大多喜欢用这样的技巧,就是从一件有趣的小事写起,再从这件小事引出大的话题。这样确实能更好地吸引读者。写书要讲究技巧,要设法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把他们引到自己的论述路径上来。

薛冰清:这本书作为博士论文,它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域还是特别鲜明的。虽然卡普受到不同领域的史学传统和前沿的影响,但他基本上把问题放在美国内战前的政治史这一学术传统中来讨论。另外,虽然他也关注了很多的个人和群体,使用了比较丰富的材料,但是相对而言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比较集中的。因而材料也就相对集中的,处理起来更有把握。如果要把研究群体扩展到整个南方的奴隶主阶层,甚至是涉及一些普通南方白人,作为博士论文的操作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王娟:书里还有一些关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内容,他们支持奴隶制,但是不赞成奴隶贸易,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刘雨君:我读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作者举例说,根据1850年奴隶数量,詹姆斯·德鲍(James D. B. De Bow)预计到1910年美国将有1060万黑奴;1853年他又做了修正,认为到1900年就将达到1300万。1859年亨利·希利亚德(Henry W. Hilliard)估计,到1920年美国将有3100万黑奴。当时也有人认为美国未来的奴隶可能不太够用。我很好奇:美国南部奴隶主精英领导人为什么一方面支持奴隶制,另一方面又反对奴隶贸易呢?

蔡梦竹:对于这一问题,书里提到了两个原因。第一,南部的这些奴隶主政治家希望他们的奴隶制帝国是可以不用依赖于贸易而自我存续的,他们希望他们的奴隶制社会是“稳定、健康的和自我生产的”(stable, healthy and self-regenerating)。第二,这些奴隶主政客认为奴隶贸易是被“北部的扬基资本家还有利物浦的商人们所操控的,他们从中攫取了大量的利益”。作者还提到,这一拨反对奴隶贸易的人,反而是出于保证奴隶制存续的考虑。书里有这样一句话:“The trade, in other words, prevented Brazil from becoming the slave society Wise would have liked to see…” 他说奴隶贸易会阻止巴西成为他们构想的这样一个奴隶制社会,这个社会可以用几个词形容:“stable”,“healthy”,以及“self-regenerating”。

林煜堃: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外部因素。1807年英国率先通过废除奴隶贸易的法案,1833年通过废除奴隶制的法案,这是一个对奴隶制非常不利的国际法律与舆论环境。南部奴隶主精英也许考虑到,在如此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如果强行支持奴隶贸易,可能会承担一些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另外,既然他们有具有世界观和国际视野,他们是有可能考虑到了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李剑鸣: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在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后,美国境内的奴隶人口实现了自我再生产,能够满足奴隶制扩张的基本需求。制宪时规定1808年废除奴隶贸易,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因为当时的制宪者,包括来自南方部的制宪者,预计到那个时候奴隶制已没有太大的价值,即便禁止奴隶贸易也不会对南部有太大的不利影响。到后来真的废止奴隶贸易以后,南部对这件事也并没有太大的反弹。这是因为南部在总体上实现了奴隶人口的自我再生产,能够满足奴隶市场的需求。如果奴隶高度匮乏,南部可能就不会反对奴隶贸易了。

刘璐瑶: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大家的意见。我也觉得这本书主要是集中在对奴隶制问题的探讨上,对于国内政治和外交之间的联系,作者也是以奴隶制这个主题来进行统筹的。在作者看来,对那些身为政治领导人的奴隶主来说,国内政治和外交都是服务于他们维护奴隶制需求的手段。我的问题是,如果把研讨的主题扩大一点,怎么能够做到把国内政治和外交或国际政治连接起来。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似乎触及了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又没有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反而是通过限定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避开了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

小结

李剑鸣教授: 我们不能把这本书看成是外交史研究,它实际上是对奴隶制的政治学或政治史的研究,不过它关注的是奴隶制的国际维度,强调奴隶主政治领导人的国际主义视野,侧重“奴隶制帝国”的意义。这就牵涉到我们对这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的理解。

我们需要了解作者写这本书的具体学术语境,也就是本书立论所针对的传统观点是什么。美国史学关于奴隶制的研究,有两种基本的观点或定式性的看法。第一,美国革命的结果是使奴隶制变成了一种地域性制度。原来奴隶制是全国性的制度,在整个北美,从新英格兰到佐治亚都存在奴隶制。在美国革命期间,特拉华以北各州先后废除了奴隶制,于是奴隶制就只存在于南部。有一个研究人口史的学者做过统计学分析,发现美国革命以前的移民当中有大量强制移民,主要是黑人奴隶和契约仆;而革命以后进入美国的移民中,奴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到1808年以后就完全没有了。因此,是美国革命启动了自由移民的浪潮,逐步废止了强制移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和强化了刚才提到的观点,就是美国革命把奴隶制变成了一种仅存在于南方的地域性制度。但卡普这本书挑战了这种观点。在美国革命以后,奴隶制非但没有变成南部的地域性制度,反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体系,或者至少说南方奴隶主集团一心要把它变成一个国际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鲜明、十分具有挑战性和想象力的观点,更新了我们对美国革命后奴隶制演变趋向的认识。

第二,以往史家大都认为南方奴隶主乃是地方主义者和州权主义者,因为奴隶制是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特殊制度,所以奴隶主就要竭尽全力地保障奴隶制的安全,维护奴隶制,而州权论就是最有利于他们维护奴隶制的一种工具。从卡普的书可以看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南方奴隶主,特别是奴隶主的政治代言人,具有非常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和国际主义眼界。他们是国家主义者,只要能够通过联邦政府来维护奴隶制的安全,他们就不遗余力地利用全国性政治机制来达到这方面的目的。卡普论述说,南部利用联邦政府成功地建立了一个跨大陆的奴隶制帝国,把奴隶制推进到太平洋;有效地利用联邦机制来扩大美国的海军实力,并扩充美国的军事能力。这表明奴隶主集团和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并不是地方主义者,也不是一般的州权主义者,而是国家主义者。而且,他们还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放眼全球,看到了奴隶制在国际体系当中的地位,尤其是强调奴隶制构成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的基石,甚至构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于是,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贯通西半球的奴隶制国际体系,或者叫做“奴隶制帝国”。

把卡普的书放在这样一种学术语境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讨论的问题域和指向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写一篇文章,首先要弄清楚自己在跟谁讨论。跟别人讨论,就要说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卡普的讨论就是在跟以往关于奴隶制和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某些共识性结论对话,质疑这些观点。他不是在挑战某人的一家之言,而是质疑已经成为定论的普遍看法。可见,他的问题意识是十分鲜明的,非常具有想象力。

大家不难看出,卡普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属于国际史、跨国史的范畴。国际史、跨国史有不同的研究方式,其中最基本的方式当然是研究本身就具有国际性、跨国性的现象,比如跨国移民、资本的跨国运动。我们以前读过贝克特的《棉花帝国》,它所研究的东西本身就具有跨国性。卡普的书主要把国际史、跨国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分析方法。他的立足点在于南部奴隶主及其政治代表人物,讨论他们的言行。他从国际史、跨国史的路径出发,发现奴隶制不仅仅是一个南部的地域性现象,奴隶主集团的政治代言人也不是地方主义者和地域主义者,甚至不是简单的州权主义者,他们具有世界眼光,他们有自己对世界体系的想象和期待。卡普把国际史、跨国史作为一种研究路径来处理自己的题材,看到了国内史或“national history”(单一国家的历史)所不能看到的东西。

这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他把对于实际权力、也就是物质性权力的研究和政治文化的研究结合得相当好。他既讨论了奴隶主及其领导人的实际政治行动,他们怎样利用联邦权力、利用美国的国家机制来维护奴隶制的安全,构建有利于奴隶制的国际体系,也论述了奴隶主政治代言人关于奴隶制和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对奴隶制安全的各种期待,以及对奴隶制国际地位以及同现代文明的关系的认知。这也就是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式。

这本书的结构和层次都是比较分明的。卡普非常明确地告诉读者,他的书分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奴隶主集团怎样利用联邦机制,特别是联邦的外交工具,谋求建立一个跨大陆的奴隶制帝国;第二部分讲奴隶主怎样在跨大陆奴隶制帝国的基础上,构筑一个能够进一步保障奴隶制安全的国际体系。奴隶制的国际安全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奴隶制不仅在国内受到攻击,在国际上也面临威胁。这种威胁既来自于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也来自于帝国体系变动对奴隶制的冲击。因此,在跨大陆奴隶制帝国的基础上,还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国际体系来维护奴隶制的安全。可见,这本书的层次非常分明,每一章要讨论的问题也交代得很清楚。全书一共十章,分成两大部分,每一章讨论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时间顺序的关系,作者把时序和主题结合起来,有的地方打乱了简单的时序,某些地方也有时间上的交叉。这种安排显得论旨集中,线索清晰,层次感很强。

卡普在写法和文字上也比较有生气,比较活泼,读起来不觉得沉闷。他对细节的描绘也挺用心思,这样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年轻人的处女作,作为一篇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这本书确实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去学习。无论是题目的界定,还是问题意识的提炼;也无论是解释框架的构筑,还是篇章结构的安排,包括遣词造句的方式,大家都可以细心加以揣摩。

不过,整本书读下来,我感觉在说服力方面存在局限,显得比较牵强,有些地方似乎是过度诠释,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在卡普的笔下,从约翰·泰勒到波尔克、布坎南这个时期,都是奴隶主在掌控联邦国家机器。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不能忽略北方和北方政治家的存在。扩建海军,增强陆军,没有北方的支持是做不到的。在某种程度上,奴隶主政治领导人利用联邦权力和国家机制来推进有利于维护奴隶制安全的国家构建和国际体系构建,应当跟北方政治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共谋”。双方在利益上有重合,因而可以合作。但作者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在他的书里北方好像是不存在的,反奴隶制的力量也没有太大的声音。

当然,这些问题也无伤大雅。写文章不能追求四平八稳,那样没有意思。过去有人讲,好的文章不妨来一点“深刻的片面”。片面不要紧,做到深刻就行了,这样也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文稿 | 复旦大学 王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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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杨崧愉 责任编辑:董 瑜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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