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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来鸿 | 苏珊·A.曼:《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驱》

更新时间  2020-11-01 作者: | 苏珊·A.曼 录入:laogao 阅读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驱

作者: 苏珊·A.曼(Susan A.Mann) 译者:卢婧洁、 韦清琦   责任编辑: 安吉、王俊暐

摘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美国妇女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她们也是积极的环保行动主义者,促进了中心城市的空气、水及食物的清洁。文章探讨不同阶级与种族的女性在环境斗争中所作的贡献,不但梳理了先前环境史的发现,更聚焦于环境污染如何对有色人种妇女生活产生危害以及她们是如何与环境种族主义斗争的。文章运用环境正义视角来挖掘生态女性主义先驱者们的历史,从而更好地展现这些隐匿在历史中的边缘人群的形象和声音。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环境史;环境正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指形态各异的女性拯救地球的运动,也指向女性主义思潮的转型,其成果是关于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新理念的形成。尽管这个概念迟至1970年代才产生,实则在之前的女性参与的环保活动及其对自然的欣赏中,就已蕴藏并显现一些关于女性与自然的话语。本文聚焦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考察女性在保护野生动植物,促进中心城市的空气、水及食物的清洁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重点考察了既是女权推动者又是环保行动派的女性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她们不啻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

鉴于“女性主义者”在19世纪鲜有提及,我权且通篇交替使用“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及“妇权积极分子”(women’s rights activist)的提法。我很想使用“第一波”等术语,以此来描述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行动主义是比较省事的。然而波段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过多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及其富有霸权色彩的自由派女性主义组织的成就,这就淡化了妇女运动内部女性主义者以及女性主义的多样性,尤其是持更激进政治立场以及由于种族、族群与/或社会阶级等因素被边缘化的女性的视角与心声。本文运用环境正义视角,力图以一种更为均衡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女性对该时期环境运动的贡献。

尽管大多数环境史学家称,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 但本文强调,该运动的一大关注点——环境种族主义——其实早已存在。环境正义的积极分子认识到,阶级和种族问题都不可分割地与环境危害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把重点放在了种族问题上,因为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在估测污染与毒物排放等环境灾害分布时不可与社会阶级通约。因此,环境正义运动的焦点便在于,少数族群不成比例地背负着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社会与健康代价。与其他环保潮流相比,环境正义运动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功,正在于动员起了劳动阶级和穷苦的有色人种,而参与其中及取得领导地位的有色人种妇女则占据了超额的比例。如塞莱内·克劳斯(Celene Krauss)所言:“总体来看,将毒物与孩子健康恶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传统角色中作为母亲的女性。”然而,与美国妇女运动中关于肤色的“妇女主义者”类似,这些女性也很少称自己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们的立场是:一切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都是妇女问题。

本研究的女性主义框架同时汲取了交叠理论(intersectionality theory)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思想。虽然这两种方法在分析路径上有着显著的不同,但均有着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假设。它们都认识到,由种族、阶级和性别造成的社会地位的不同,会导致看待社会现实的不同立场,因此它们都承认存在着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没有谁能够全方位地观照世界,因而每一种立场都是片面的、有局限的。有鉴于此,两者都赞同多声性(polyvocality),即对多种声音、立场的包容。在这里,知识建构如同百衲被或网状物,从不同立场出发的社会现实被编织成一种更全面的整体观。

后结构主义者和交叠理论家懂得知识与权力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以及攫取特权的知识与话语能够统治、压制或驱除其他知识和话语。于是他们能够认可另类的知识诉求,例如社会活知识或是取自日常生活的知识。他们也认可挖掘或寻回被征服的知识的重要性,此类知识来自被边缘化的群体,这一遭到埋没、压制或被统治的群体及其叙事被视作不那么可信。在《性史》(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中,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把这些被征服的知识称为“幼稚的知识”,并非他认为其幼稚,而是因其被统治群体视作幼稚。对他而言,开掘这些知识是很关键的。无独有偶,帕特丽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在其《黑人女性主义思想》( Black Feminist Thought )一书中记述了得到特权的知识——例如科学话语——如何在历史上被用于压迫有色人种妇女。柯林斯还提请女性主义者要更好地理解社会活知识(socially lived knowledge)。例如,她引用了一位文盲妇女的话,后者“痛斥书呆子杀螳螂还用猎枪”,用以说明社会活“智慧”与正统知识间的差异。两种视角因而有如下共识: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社会定位的,其所处的立场多少都有权力参与其中。

本文探讨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种族、阶级和性别问题,大多数被统治的人群都不识字,因而以上认识论上的假设就更凸显出来。这些假设成为本研究的导引,也揭示了书写历史的意义: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中立或游离于价值之外的,所以任何一种叙事或历史都会掩盖某些声音及关注,正如会将另外一些声音放大一样。 历史不仅是往事的记述,更是一种社会建构,在缔造的过程中会压制一些声音,而抬高另外一些声音。

环境种族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方法丰富了后结构主义把历史作为叙事的研究范畴。西尔维娅·华盛顿(Sylvia Washington)在《挤进去:关于芝加哥环境种族主义的考古学,1865-1954》( Packing Them In: An Archaeology of Environmental Racism in Chicago ,1865-1954 ,2005)中用到的后结构主义分析,我觉得特别有用。华盛顿运用福柯“生物权力”(biopower)的概念来讨论与受污染环境相关的健康风险问题的话语、实践及规则。她展示了一些群体怎样被视作对民族或国家的生存造成威胁而遭到控制、管理甚至肆意消灭,由此将这一行径与环境种族主义联系起来。下面我将讲述的是:为了维护“白种”国度更加安全的环境,新移民、非裔美国人以及美国原住民是如何在隔离、歧视甚或灭族中被控制和管理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兴起于19世纪新医学及社会科学的种种话语,也推波助澜地将这些人群描述为健康危害或病菌携带者。虽然还有其他受压制的群体也值得一提,但本文受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华盛顿的后结构主义提醒我们,“种族”及“白种性”(whiteness)在美国历史中一直是流动性概念。我们今天所称的“白种群体”,例如其所研究的东欧移民,在早期曾被建构为“非白人”。不过我将使用她自己的历史学数据来讨论,这些东欧移民在当时“白”得足以能加入“美国进步派”(the Progressive Party)及工会,这些组织给予了他们更多的集体政治力量。与之形成对比,非裔美国人则被排除在这些隔离的机构之外,而他们的环境激进主义也爆发出更加猛烈的抗争。这一例证说明,在谈到理论与政治实践关系时,交叠性理论堪称对环境正义运动最有裨益的女性主义构架。两者都聚焦于多重、互联的压迫,但更强调现存社会运动内部的种族主义,并视其为政治斗争难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交叠性理论家和环境正义积极分子都很赞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他们基于自身的社会活知识,采取了“为他们自己发声”的政治立场,由此对主流群体提出了挑战和去中心化要求,同时把矛头指向忽视边缘人群诉求的专家知识体系。如“康巴希河写作团”(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的表述:“聚焦于我们自身的压迫是体现在身份政治中的。我们相信,最深刻、有可能也是最激进的政治,直接来自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而并不是努力去终结别的什么人的压迫……我们认识到,足够关心我们、为我们的解放持续不懈作出努力的,唯有我们自己。”此类陈述强调了他们的身份政治缘于忽视又受到了必要性的推动。不过,他们也展示出如何在理论及政治实践中从边缘向中心运作。

后结构主义者(及后现代派)对于身份政治有着更为细致的观照。一些人直截了当地反对身份政治,另一些人则使身份的意义和政治角色始终处于开放和可竞争的状态。但他们都反对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着可以区分任何群体的核心特质,正如他们也不赞同存在着什么核心身份一样。群体概念和身份被视作社会建构物——社会虚构——用于规约我们的行为,并排斥异己。理论家的目标在于解构或拆除这些虚构,并由此动摇话语霸权统治。因而理论家并没有把对身份的肯定视为政治解放,而是“将其作为规训及调控性结构加以重塑”,正是这些结构制造并支撑了统治话语。故而福柯将自由视为“居于非身份之快乐境地”。再者,对身份类别的抵制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消极或有破坏性,而是具备了创造性,充满了活力,比如创造新的空间来承纳对差异的认定。例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须捍卫并珍重对群体身份的抵制,视其为从约束性本体论中的解放及向差异之多重意义永久敞开的场所。

这些各不相同的政治姿态同时也揭示了为什么交叠性理论家(及其他批评家)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看作精英分子的话语。这样的话语并非来自受压迫的实际经验,而是来自精英话语的理论推导。柯林斯把后现代视角的这一“新语言”描述成“学术市场文化资本的新形式”,“将那些无法接触到这种排他性语言的人强行排除在外”。她将其形容为“终极性后现代反讽。操纵排他性语言的能力成为另一种标准,用以把黑人女性从合法化的智力工作中排除出去”。克莉丝汀·迪·斯特凡诺(Christine di Stefano)留意到后现代视角是如何解构人类代言范畴的:“其时在西方历史,先前声音受到压制的人群为自己并代表自己的主体性而开始发声。”

本文的宗旨便是将那些尊奉统治群体作用的环境史非中心化。我将用处于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女性的环境活动进行对比;不仅如此,我更强调,身处边缘的女性既是女性主义又是环境正义的先驱。我认为后结构主义和交叠性分析在此都有用武之地,但其贡献各有千秋。前者更多关注那些想控制、管理甚至消除被认为有害于国家的群体的生物权力和话语权力;而后者及环境正义视角的贡献则在于看重社会活知识,此类知识来自受压迫和被边缘化的实际经验。同样受到重视的还有通过将身份政治尊奉为政治实践而获得的一种集体力量。这些理论视角综合起来,阐明了性质不同但都很重要的批评洞见,用以分析蕴含于环境斗争中的压迫的多重性。

交叠性理论家的影响在于,他们要求更多地关注近二十年来环境史撰写中明显存在的种族、性别和阶级议题。这些作者运用了一揽子理论视角,但我最看重的仍是对被边缘化群体的环境关切。通过将这些零散的发现整合起来,我的目标便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的环境话语与实践进行梳理。将这些性质不一的信息整合成一种叙事,对读者来说颇有教益。通过环境正义视角,我同时也将探讨有色人种妇女对环境运动的贡献,这甚至为对种族、阶级及性别维度较为敏感的环境史学家所忽视。

一、历史基础

作为一种卓越的新型社会关怀,环境主义发轫于19世纪晚期的美国,是对都市化、工业化地区过度拥挤、毒雾笼罩和疾病横行等问题的反映。19世纪末所谓的“边疆的关闭”也引发了恐慌,即广袤的公有土地正遭到铁路、木材、矿业等商业利益抢掠、污染和毁坏。一些环保激进分子将注意力集中在人口更稠密的地区,而另一些则专注于野生动植物保护。这一时期的环境激进运动以“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作为引领,其中的改革派绝大多数为白人中产阶级男性及女性,他们同时谋求两个目标:一是动用国家权力来控制巨型公司的过度行为;二是以公民行为来改善由工业化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恶化。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叶,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急剧转型,有些史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为“二次工业革命”。几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些变化使得美国一跃成为那个时期最强大的现代工业国。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还在英、法、德之后,而到了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几乎已等同于三国总和。内战之前,美国的产业工人数量尚不及黑奴人口,而到了1990年代中期,其体量也达世界之最;女工人数也有了显著增长,从1870年的34000增至1920年的200万之多。1870年全国一半的工厂还在使用水力和蒸汽;至20世纪初,煤和石油已成为美国工业的主要能源驱动。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急剧发展,环境问题层出不穷,从水、土地、空气污染到野生动植物及自然资源的毁坏。

种族与族群关系也在发生着嬗变。内战后的解放与重建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受教育和向社会上层发展的短暂机遇,但这些机遇随着联邦军队撤离南方而急剧缩减。事实上,黑人歧视法案的严峻现实和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升级,与对美国原住民愈益严重的压制是同步进行的。1861年脱离美国联邦的南方政府为1862年《宅地法》(the Homestead Act)的通过扫清了障碍,此前强大的南方势力阻止了该法案,因为他们感到这会破坏蓄奴制的基础。在内战和重建之后,联邦军队从南方调往西部,美国政府随即专注开发西部边疆。边疆的关闭也预示着美国确立了移民殖民政策(settle colonialism),并向着跨陆帝国转型。然而,这一“边疆”是通过墨美战争(1846—1848)巧取豪夺的,而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也从17世纪一直打到1890年代,因而这些开发活动的种族与族群维度始终显而易见。

二次工业革命对性别关系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市场化。原先自家制造的产品现在可以购买到了,妇女无需生产面包、黄油、奶酪、肥皂、蜡烛及布匹之类的东西。1850年寻常家庭的自制产品,到了20世纪初有五分之四已销声匿迹,再不复返。伴随着日常生活的这一转型,新型性别话语出现了,如“真女性崇拜”(cult of true woman hood)和“分区学说”(doctrine of separate spheres)。这些话语把家庭的私人领域规定为女性区域,而把家庭以外的公共领域规定为男性区域。然而,妇女的生活与这一理想的匹配程度也因其社会地位而异。

分区说把富裕家庭的女性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也把她们的活动规限在家里,从而对她们产生了约束。其后果是,参与环境运动的中上层阶级女性不得不在捍卫她们的新活动时,视之为传统贤妻良母角色的延伸。“城市家政”(municipal housekeeping)一语便用于描述此类环保活动。在城市家政的旗号下,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吸引到与家庭有关的事务上,如保证家人享有安全的空气、食物和水,或保护资源以美化生活、提升文娱活动以及改善子女教育。

二、都市环保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家政运动所关切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包括空气和水的污染,垃圾清运,食品安全,以及工业领域内的健康和安全。生产电力的能源,例如煤,把黑烟和粉尘喷吐到空气、水体和城市景观之中。此类空气污染不仅危及树木等植物,也引发严重的疾病,如哮喘、气管炎、肺炎、黑肺病等。妇女在反烟雾运动中表现尤为积极,不仅由于烟雾损害家人身体健康,也因为它妨碍了妇女的保洁工作。环境史学家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引用密尔沃基市(Milwaukee)一位妇女的话说:“简直没法在家洗衣服……烟雾损害了家具、衣服、健康还有心情。”

其他严重的环境问题还包括生活垃圾和工业污染。在19世纪,将生活垃圾直接扔到马路上不算稀奇,垃圾堆满了大街小巷,发出恶臭并引起严重的健康危害。工业污染连同生活废物给全国的水质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由于经年累月的滥用及疏于管理,美国都市圈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以至于清洁水已成为公众最为敏感的话题之一。至1880年代,城市开始安装排污系统,以预防与水相关的传染病,如之前几十年间致死率极高的黄热病和伤寒。很多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社团参与了地区、州级乃至国家级水体委员会,倡导对安全水源的保护。如麦茜特的描述:“妇女参与其中的道理在于,水源质量影响美国千家万户:纯净水意味着健康;污水意味着疾病和死亡。”

大多数环境史学家都将埃伦·斯沃洛·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尊为城市家政运动的创始人和“生态女性主义之母”。她是第一个对河流水质逐条进行勘察的科学家,她对主食产品的研究催生了国内第一部食品检验法。她促进了家居和厂间通风条件的显著改善,还成功降低了工厂里危害性很大的自燃现象。理查兹还创立了名曰“oekology”的新领域,她预料该领域能够促进环境与家庭间取得一种更为科学且更具共生性的关系。它被称为“家庭生态学”(home ecology),后来又被称为“家政学”(home economics)。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运动主要目标(如更安全的食品、空气、水)的达成,很多人便忘记了这一运动初始实际上是与环境问题息息相关的。

有少数当代女性主义者对理查兹“生态女性主义之母”的称号提出了异议。最大的质疑来自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和迪尔德丽·英格利希(Deirdre English)。她们对指向这一时期妇女的专门知识进行了批评,认为理查兹从未支持过妇女权利或参政权,因而算不得生态女性主义的先驱。她们还评价说,理查兹致力于妇女持家的科学技能,实则是在美化家务劳动,而且这只关乎中上层阶级妇女,她们有闲暇、有精力、有资源将自己的生活集中于家务及得无偿的志愿工作上。这一批判恰成为本文对阶级、种族及性别等问题的关注的示例。下面我将聚焦投身城市环保活动的积极分子,她们不仅是女性主义者,而且能超越自身狭隘的种族和阶级利益,关注更多的问题。她们是当之无愧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运动先驱。

三、都市环境激进思潮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运动先驱

城市环境问题影响到了所有人,但受害最严重的莫过于住在市中心的穷人及劳工阶层,尤其是新移民和非裔美国人。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环境问题主要来自城市及工业污染,但经常受到指责的是非裔美国人和新移民,他们被视为白人为主的国度里健康问题的起因。这一将黑人和移民当作“病菌携带者”的观点在全国都有附和之声。例如,麻省卫生委员会1850年的报告宣称:“移民要对城市环境恶化和疾病扩散负主要责任。”类似的情况是,虽然非裔美国人的高死亡率和发病率是由各类环境因素造成的传染病引起的,但彼时的科学及医学委员会均将非裔美国人当作“健康危害”。不仅如此,此类科学话语还与其他把这些群体看低一等的种族主义话语一起,从意识形态角度阐述了以种族主义为基础的城市规划政策,助长了对这些群体的隔离(segregation),或曰强制集中居住(ghettoization)。如后结构主义及怪异理论家伊芙·塞奇威克(Eve Sedgwick)所言,当不同来源的话语汇为一个声音时,其威力便大大增强。

不过,交叠性及环境正义的分析将揭示,东欧移民一方面饱受社会歧视,但另一方面其白种性却能助其在政治上与“进步派”、工会及白人社区站在一起,发起了“进步时代”一些较为成功的环保斗争。分析还揭示,边缘地带的劳动妇女能够跨越阶级和种族界限,从而更具批判的深刻性。华盛顿所研究的白人社区工作者在改善移民环境的斗争中发挥了杰出作用。在她们之中,华盛顿将赫尔馆(the Hull House)的妇女工作者尤其是玛丽·麦克道尔(Mary McDowell)誉为“芝加哥环境正义运动之祖母”。麦克道尔是自学成才的环卫工程师,研究过欧洲的废物处理,并尝试将其运用于美国。她被称作芝加哥的“垃圾夫人”,声誉卓著,因为她不遗余力地对芝加哥河的一条支流进行了清淤,这条河由于畜牧场倾倒污物而到处泛着泡沫。简·亚当斯(Jane Addams)是首位受命督查市政卫生的女性,她的赫尔馆女子社团对城市垃圾收集体系进行了系统性调查,为卫生部门提供了关于所涉危害的大量数据。流行病学家爱丽丝·哈密尔顿(Alice Hamilton)贡献了必要的科学证据,帮助赫尔馆对伤寒及其他“污染物疾病”的防治手段进行了革新。这些女性都是妇女权益强有力的拥趸。

最早关注工作场所环境危害的活动家中有不少也是投身劳工组织工作的妇女。多希塔·泰勒(Dorceta Taylor)指出,至19世纪晚期,美国的工伤事故率为全球最高。从1880年到1900年,35000名工人死于非命,每年另有50000人受伤。牵涉妇女的最严重的工伤事故,是1911年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导致146名制衣女工丧生。环境史学家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探讨过女性活动家为改善工作场所条件作出的努力,尤其关注诸如哈密尔顿和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ey)以及社会主义女权活动家罗斯·施奈德曼(Rose Schneiderman)和克里斯托尔·伊斯特曼(Crystal Eastman)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施奈德曼在三角内衣厂大火中丧生的妇女的追思会上慷慨陈词,之后协助组织起国际制衣女工联盟(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并领导了该联盟于1913年发起的罢工。她还积极推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支持1917年允许妇女投票的纽约州选举权法。伊斯特曼是纽约第一部工人补偿金法的起草人,这部法案成为美国其他各地类似法条规的样板。她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妇女与革命》( Women and Revolution ,1919)。

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如今最为人所知的当属她对妇女与工人权益的强力支持。然而史黛西·阿莱默(Stacy Alaimo)则指出,戈德曼和其他左翼女性一样,也运用自然的概念来加强劳工组织运动。在其首版于1907年的日志《大地母亲》( Mother Earth )中,戈德曼将“大地母亲”的隐喻形象塑造为“只为人民大众着想,而并不关心中产阶级家庭”。她使用这一意象来生动地抨击资本主义体制:“大地母亲那丰满的胸怀里,蕴藏着广阔富庶的资源,她向所有逃离横征暴敛的土地而投奔她来的人,伸展出诱人而热切的手臂——‘大地母亲’甘愿把自身奉献给她所有的孩子。可很快,她被少数人抢掠了,被剥夺了自由,被插上了围栏,成了满腹狡诈、无耻奸佞之辈的猎物。”

由于这些活动家关注劳动阶级,因而被贬称为“阴沟社会主义者”(sewer socialists),并在1919—1920年间的“红色恐惧”(the Red Scare)中遭受迫害。连赫尔馆的女性都成为受害者,虽然她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信奉社会主义。亚当斯、伊斯特曼和戈德曼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伊斯特曼的激进刊物《解放者》( The Liberator )遭禁,她也上了黑名单。有着俄罗斯移民身份的戈德曼日子更不好过,她被抓捕并在1919年连同其他200名海外出生的激进分子被驱逐至苏联。这暗示着,除了种族、族群和阶级维度之外,政治立场亦能将某些人置于更受屈从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环境斗争中,黑人妇女社团的作用在环境史中是缺席的。然而正是这些社团为迁徙到北方城市的非裔美国人提供了帮助。就连对种族、阶级及性别敏感的环境史学家在讨论城市家政时也忽略了这些黑人妇女组织。另外,女性主义史学家在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女性社团时,也极少将她们的慈善活动与其从事的环保运动联系在一起。

1890年代,不少城市的黑人妇女社团开始组建联盟。及至1896年,三个最大的联盟统一为“全国有色人种妇女社团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 Clubs,NACWC)。NACWC囊括了逾百地区妇女社团,创立时间先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女权主义者艾达·威尔斯-巴奈特(Ida Wells-Barnett)于1893年协助组织起芝加哥最早一批妇女社团,以及第一家社区服务所———“黑人联谊会”(the Negro Fellowship League)。巴奈特被称作“黑人的简·亚当斯”,尽管这两位女性的出身、成长及职业命运相去甚远。“联谊会”没办法像赫尔馆那样获得政府项目或是社会服务资源,因为它运作于一座种族上充满敌意的城市里;它也不像赫尔馆的女性领导那样有钱有关系,能够拉来赞助。

黑人妇女社团运动的重要领袖中有妇女权益活动家,如约瑟芬·圣·皮埃尔·拉芬(Josephine St.Pierre Ruffin)、玛丽·丘奇·特勒尔(Mary Church Terrell)、范妮·巴里耶·威廉斯(Fannie Barrier Williams)、维多利亚·厄尔·马修斯(Victoria Earle Mathews)、卢金娜·霍普(Lugenia Hope)以及玛格丽特·默里·华盛顿(Margaret Murray Washington)。这些黑人社团的女性出身中产阶级,但即便如是,她们在跨越阶级壁垒,关注穷苦及劳工阶层妇女的问题上也要比白人社团的女性成功得多。史学家保拉·吉丁斯(Paula Giddings)在解释这一差异时认为,中产阶级黑人女性认识到,所有的黑人妇女都属于占有资源最少的人群。玛丽·丘奇·特勒尔是彼时最富有也是受教育最好的黑人女性之一。她写道:社团成员“决心要尽可能地去接触妇女大众……只有通过她们才能决定我们民族里妇女的气质”。其他史学家也一致认为,“助人者和被助者的距离要短很多”,从时间上说是如此,因为很多中产阶级妇女跻身上流的历史并不悠久;从空间上看也是这样,因为所有阶层的黑人妇女都居住在隔离区。

黑人妇女社团的环保活动更接近于白人的社区服务所而不是白人妇女社团。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她们更多参与城市家政活动而非野生动植物保护。她们开展家庭及小区的大扫除,致力于减少由不安全的空气和水引发的污染物疾病。“亚特兰大街道联合会”(the Atlanta Neighborhood Union)是这一时期创建的一个优秀机构,于1908年在卢金娜·霍普的领导下发起,先后成立了一家托儿所、一家幼儿园及一家医疗中心,用于医治肺结核和其他污染物疾病。至20世纪20年代,近一千名儿童每年都能得到体检。联合会另招募黑人大学生,对众多黑人社区街道的环境条件进行调查,还研究具体问题,如受污染的水、堵塞的下水道以及垃圾清运。

总体来看,黑人妇女社团比起白人同侪,有更重大的问题需要应对。地区政府和社会福利机构忽视或排斥黑人,这就使得黑人妇女团体走出寻常的慈善工作范围,更关心社区发展。在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美国,不仅黑人棚户区及贫民窟的健康状况岌岌可危,而且对绝大多数黑人妇女而言,儿童保育是个更棘手的问题。如奥莉维亚·戴维森(Olivia Davidson)所言,黑人妇女大多“不堪重负且营养不良”,不仅如此,她们“或多或少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因此,黑人妇女团体要应对的社会问题具有整个生命周期的跨度:从日托所到养老院;既要资助缺金少钱的黑人学校及医院,又要关怀北迁黑人的需求,其途径是建立职业中心,并为无家可归和危难当头的妇女提供住所。范妮·巴里耶·威廉斯(Fannie Barrier Williams)如此表述道:“有色人种妇女的社团运动深入到了整个族群的各个亚社会层面状况……而对于白人妇女,社团只是帮助业已占得先机的人,再推她们一把。”

四、保持与保护

当城市环保主义者关注现代化进程如何破坏了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并损害了人居社会环境时,城市环保主义者主要关注现代化进程是如何破坏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保持主义者(conservationist)和保护主义者(preservationist)则主要关注其如何摧毁野生动植物与荒野。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环境史学家都很细致地强调了社会阶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保持和保护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实际上,最早一批关切荒野自然在商品经济大潮中趋于消亡的美国公民,是更看重自然的美学、娱乐、教育功用的人士,包括远足客、露营者、观鸟爱好者、自然文学家、艺术家及科学家。最早的自然保护组织如奥杜邦协会(the Audubon Society,创建于1886年)和塞拉俱乐部(the Sierra Club,创建于1892年)便反映了精英分子的关注点。

有充分的文献表明,早期保持和保护运动的领导者为中上产层阶级的白人男性。不少史学家探讨过性别问题如何影响了这些男人对荒野的欣赏。中上层阶级男性对男性气质的担忧在19世纪末进一步加剧,因为城市化、工业化和政府、法人单位的官僚化为白领阶层提供了新型的办公室工作,这些工作被视作“柔弱无力”。纳什(Roderick Nash)认为那时的有钱男性想借助荒野探险来培养自己的“强健”和“阳刚”。

这些富裕阶层的很多女性积极投身于环境保持和保护,其中有些甚至担任了州或地区级别的领导职务。她们把对自然的兴趣与改善家居、小区及市政环境或子女教育相提并论,而只要存在着这种联系,她们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活动便被视为“正当”的。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富于情感化的认知,也吸引她们投入到环保事业中。女性被比作鸟儿和花朵;不仅如此,很多女性自然作家还将自然拟人化,并野生动物安家描绘成与自身相似。例如,玛丽·特里特(Mary Treat,1830—1923)以昆虫集藏著称,在她的描画中,幼蛛蜕壳犹如脱去了“童装”。如此情感化的接近自然的描述方式,能够拨动女性和儿童的心弦,培养他们对自然的欣赏。这样的例子很多,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插图画家和环保主义者比阿特丽克丝·波特(Beatrix Potter)也是如此。

这些中产阶级女性自认为有义务以认真的态度把闲暇时间用于公益,而自然研究便成全了她们,正如还有别的人投身慈善事业一样。富户人家常常设有鸟舍、温室以及大面积的花园,不仅为了增加美感,也为了彰显主人的学识和对鸟类及植物的鉴赏力。此类知识因其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垂青,可以给这一阶层的人增添文化修为而显得与众不同。当今的阶级理论家指此类知识为“文化资本”。于是,富裕的白人女性所从事的保持与保护工作的特点便是糅合了情感、美学、科学路径,并辅以地位与文化资本的展示。在19世纪,植物学和鸟类学的业余爱好被视为尤其适合女性的事业,前提是避免讨论植物和鸟儿的生殖问题。女性的花园俱乐部、早期奥杜邦协会的妇女分会,对于促进野生动植物保护运动和女性的自然研究都功不可没。这些女性起初还只是引以为居家爱好,但其中一些将自己的技能转化成科学家、教育机构和联邦政府的事业。有的甚至因接受了这些挑战而与本阶级其他女性发生了直接冲突。例如早期的奥杜邦协会对饰配羽毛的风尚提出了抗议,而且还成功地向全国妇协联合会(Nation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提出申诉,要求减少这一野蛮行径。

全国范围内的白人妇女组织也在致力于保护、保存自然景观。麦茜特所整理的文献便反映出妇女们拯救美国森林的种种壮举: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妇女挽救了红杉,东海岸的宾夕法尼亚林业协会(Pennsylvania Forestry Association)也是由女性创立的。与此类似,“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在促进阿巴拉契亚水域、哈德逊湾岩壁以及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保护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塞拉俱乐部向妇女提供了与荒野保护相关的各种活动机会,甚至苏珊·安东尼(Susan Anthong)于1871年对约塞米蒂保护区的访问也被看作是争取加州选举权运动中的“头条事件”。然而,19世纪中上层阶级女性的环境关切大多规限于体面的妇道角色之中,只有个别人支持争取妇女选举权。“全国保护大会”(the National Conservation Congress,1909)的女性将其环保活动与传统的性别角色联系在一起,并体现在如下口号中:“真正保护妇女、家园和孩子。”

虽然上述白人中产阶级保持主义者和保护主义者并没有对传统性别角色提出实质性挑战,但其中一些言论和做法与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倒是不谋而合。就连其情感化和拟人化的自然描绘,也催生了日后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谓的“关爱伦理”(ethic of care),即对自然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接触方式。她们将自然视作鲜活的现实而非需要人类去控制的被动客体,从而使人意识到所有生命间的相互关联。她们的活动使妇女在科学及与自然研究相关的领域内有了立足点,她们还鼓励女性把自家个人化的世界与科学、政府、工业等公共区域联系在一起。

五、保持与保护运动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先驱

在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之中,景观保持主义者中发出女性主义最强音的当属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正如薇拉·诺伍德(Vera Norwood)所指出的,奥斯汀可谓这一时期自然作家中将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妇女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寂寞之声”。在她的描述中,女性因接触了野生动植物而“增添了活力”,从而在她的沙漠写作中创造出一种“自由女性景观”。阿莱默(Stacy Alaimo)把奥斯汀的书写形容为:“超越疆界,将土地描摹为女性主义庇护地,女人在此能够逃离家庭的桎梏,把性别的禁忌像一只不合脚的鞋一样抛弃。”与同代作家不同,奥斯汀还把自然写得非常性感:“假如沙漠是女人,那我很清楚她会是何模样:丰乳宽臀、茶色肌肤……她充满热情,但并非急不可待而是耐心十足——而且你无法撼动她,没有办法的,就算你给她所有的土地,只要在她欲望之外,哪怕只有一根茶色秀发的距离,她也不屑一顾的。”

奥斯汀有17年时间在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研究印第安人的生活,并坚定主张捍卫原住民权益。她的《少雨乡》( The Land of Little Rain ,1903)严厉抨击了对荒漠地区盲目自大的开发行为。奥斯汀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一样批判现代化给环境带来的破坏,但她对由性别和种族产生的压迫行为更为敏感,这使她的写作卓尔不凡。

在自然文学经典与自然保育运动中,有色人种妇女的相对缺失,可归因为这些妇女与自然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也是由于“统治集团对其另类价值的抵制”。实际上,很多交叠性理论家探讨过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即负面地将非裔美国人和美国原住民妇女定位为“更接近于自然”,原因在于她们比起白种女性来更“野蛮”或更具“动物性”。此类种族主义刻板印象在谈到性爱时,其言论尤其危险;与白种女性相较,有色人种妇女因其“动物本性”而被认为性行为放荡。甚至黑人中产阶级妇女也不得不“捍卫黑人妇女”,正因为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所有的黑人女性“都深陷于数百年的愚昧、野蛮和道德败坏之中”。

原住民美国妇女同样也被传教士和殖民地居民描绘成性行为混乱。后结构主义及怪异理论家格雷塔·加德(Greta Gaard)认为,不受基督教强加的、受到严格控制的异性恋行为,便被白人殖民者视作有悖常理。传教士反对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异性恋,称之为“兽行”,因为“他们的行为犹如动物,女人竟公然地四肢着地”。德文·米赫苏拉(Devon Mihesuah,2003)的交叠性分析中说到,土著女人的衣不蔽体也被殖民地居民视为有伤风化,而当地妇女也往往被认为是人尽可夫的性玩物。

还有其他不乏刻板印象的描述认为非裔美国人“对自然麻木不仁”,这种成见使得非白人作家的声音很难进入自然文学的经典殿堂。对此,女权主义者、小说家、民俗学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十分愤怒。她严厉抨击白人把持的出版社只接受白人中、上产阶级作家有关“高级情感”的故事,并指出:“读者大多仍然无法理解,一个黑人除了性爱的激情,还能体验到什么深沉不渝的爱。他们根本不去想广大黑人还能有感于春秋的绚丽、夏天的华美及冬天的庄严……。”令赫斯顿的愤慨更具讽刺性的是,在对浪漫主义自然诗歌最早的贡献中,就有美国第一位出版诗作的黑人菲利斯·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1752—1784)。她在《暮色颂》(“An Hymn to Evening”,1773)中赞美日落:“美色铺展,染尽九重天!/但西边因最深的殷红而辉煌无限:/我们的胸怀或也因德行而激荡,/成为我们天主下凡的鲜活庙堂!”

同一时期的黑人妇女主义者(womanists)也强调指出,蓄奴制和种族压迫给非裔美国人对自然的态度带来了很坏的影响。牙买加·金凯德(Jamaica Kincaid)矛头直指“花园里不平静的世界”,批评美国人把精英分子的花园当作不朽功业来加以保护。她揭露说,这样的花园经常是由奴隶劳动以及/或者穷苦的有色人种的劳动修建并维持的。白人精英分子那些漂亮而修缮齐整的花园代表的不过就是有色人种的劳苦之地,这一点在很多环境及奴隶史中有所强调。诺伍德(Vera Norwood)提到,哈里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于1861年化名为琳达·布伦特(Linda Brent)发表的《女奴遗事》(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便讲述了诸如此类的问题。雅各布斯用花园的意象来将白人女主子优渥的生活与女奴的境遇进行对比。花园里的白人女主子象征着娇宠、纯洁和文雅,而女奴则被当作未开化的、只知负重或繁殖的牲口一样对待。雅各布斯描写试图逃脱奴役时,仿佛走进了“一个黑暗的自然世界,遍地沼泽、蛇蝎、蚊虫,每每转身皆有性命之虞”。保持主义者把自然看成一个崇高的遁世之地,这与雅各布斯充满社会真实经历的描述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观点认为,艰辛的劳动会使人对自然心生敌意而了无美感,这样的看法解释了为何自然保护运动的领导者多为中上层阶级。然而,源自口述史中的一种观点更加微妙,它揭示了那些与自然密切接触的被统治群体是如何看待,自己从劳动经验中掌握的知识优于统治阶层的知识。劳伦斯·莱文(Lawrence Levine)在研究黑人民俗文化时引用了一位黑人女子的话,她相信自己比主人更知道本地的花鸟鱼虫,而“白人就知道钻林子,啥也不懂”。再看看印第安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当有部族成员接受了正规教育学成归来时,族人却说:“我们有些年轻人……学习了各个门类的科学;可是他们回来时连跑步都不行了;对森林里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既不会防暑也不懂御寒……不适合做猎手、武士,也当不了谋士,百无一用。”

金柏莉·史密斯(Kimberly Smith)在研究黑人话语时提出,“自然美”以及其他环境主题是很常见的,但黑人作家倾向于在其自身家居和花园语境中讨论自然美,而不是在荒野中。对非裔美国人的花园的研究表明,黑人女性更喜欢家养植物而不是从商店里买的品种,更爱装饰性的花卉而非白人中产阶级花园里常见的灌木。黑人的院子里常常花团锦簇显得很漂亮,因为院子是用作露天房间的。这种偏好也反映了在贫困重压之下努力要开掘美好事物的尝试,这在交叠性理论家探讨花园及她们先辈的美学体验时都有所提及。

对黑人话语及口述史的运用都反映了人们想找回社会活知识和被统治群体的知识。如前所述,深受后结构主义和交叠性理论影响的学者呼吁说,我们亟待发掘这样的知识来替代正统教育和科学的知识体系。然而在19世纪,类似的学术评价少之又少,仅有的相关言论也常常与浪漫主义文学相提并论。例如,“高贵野蛮人”(noble savage)的概念在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皮袜子故事集》( Leatherstocking Tales ,1823)和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 Leaves of Grass ,1855)中都能找到,这反映了对社会活知识的认同,尤其是来源于严酷的生活体验和未经传授的知识。高贵野蛮人是没有受到文明羁绊的人类,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既彰显高尚的德行,又不乏源自生活经验的智慧。尽管这一概念亦属浪漫化的、移民-殖民者的刻板印象,但还是促使人们欣赏各个土著民族,虽然同时又将他们打入另册对待。

当代某些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也存在类似的刻板印象,例如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和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1993)及阿里尔·沙列(Ariel Salleh,1997)的著作。其中,处于前现代、蒙味的土著民族被描绘成不折不扣的环保主义者。他们从不剥削自然,从不竭泽而渔,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和文化实践都与保护和滋养自然紧密相连。这一形象与后来者形成了反差———现代的、有生意头脑的殖民者对自然只知索取不懂奉还,傲慢地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更高等、更进步、更文明,总体而言也更优越。

相比之下,更注重差异化及解构思想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把土著民族形容为环保斗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有损人格的异化”(demeaning exoticization)。后结构主义者诺埃尔·斯特金(Noel Sturgeon)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的本质主义描述其实复制了一种需仔细体味的种族主义,它内在地建构起现代与前现代的二元对立,从而继续将土著民族置于“文化之外”。交叠性理论家和环境正义活动家倾向于认为,此类描述以帝国主义姿态擅用了土著人的精神传统,相关例证可见安迪·史密斯(Andy Smith)的《借助反殖民框架的生态女性主义》。

不仅如此,由于历史记录的稀缺、原住民部落的异质性以及海量文献的彼此矛盾,根本不可能给出一般性的结论,来断定在与外来文明接触之前美国原住民是否算得上是环保人士。不过南希·昂格尔(Nancy Unger)倒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土著女性的生态贡献之一在于“几乎普遍存在的超常哺乳期”,这降低了生育率,使得部族人口更具可持续性。撇此不谈,我们并不清楚土著民族是否如当今某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所言是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具有更扎实学理基础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认为,在与外来文明接触之前的土著妇女经常享有更高的地位,这是由于她们在经济和精神上的重要地位,也因为很多部落属母系氏族传承。部落宗教大多包含女性神灵或宇宙观,促使原住民妇女去思考自然在人们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米赫苏拉(Mihesuah)探讨说,纳瓦霍语关于“母亲”的说法便象征着土地、羊群和玉米———纳瓦霍人三大生活基础。阿帕奇人的大地母亲被唤作“易女”———能够自我更新的实体,其作为女人的生命轮回象征着植物的生长周期。切诺基女人相信,她们生自“玉米母亲”,对这一女性实体,麦茜特也曾花不少笔墨讨论过。然而,美国殖民势力的胜利意味着原住民这种“异教”生活要遭到禁止,尤其是在1883年引入《印第安宗教犯罪法案》(the Indian Religious Crimes Code)之后。在此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父权话语也意味着美国政府部门鼓励男性接管农业生产,同时教导女性要顺服其夫其父的权威。所有这些因素都削弱了土著妇女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并使她们更远地疏离自然。

然而,殖民主义并不是统治处于边缘地带民族的唯一话语。后结构主义使我们警惕地认识到,甚至进步言论也可能具有压迫性和排斥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在环境主义者眼里貌似进步的叙述,事实上对于有色人种而言危害尤甚。在以美国原住民为创作主题的著名画家乔治·凯特琳(George Catlin,1796—1872)的展望中,国家公园的建立既能挽回正在消失的荒野,又可以拯救日益没落的原住民。可正如麦茜特所指出的,“美国环境史的阴暗面”在于,备受颂扬的国家公园的创建,其后果是为了供富人娱乐而驱除了园区内大部分原住民。麦茜特总结说:“为了土著民族的未来,人们保存了他们的过去,却不理会他们现今的存在。”

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大体相同。1850年代纽约中央公园破土动工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及其手下倚仗土地征用权这一尚方宝剑,拆毁了逾300座居民点,包括塞内卡村的黑人区。类似的情况是,保留地、强迫集中居住点以及驱逐行动都反映了历史上其他各种迁离手段的存在。这些手段给有色人种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以上分析表明,当后结构主义通过交叠性及环境正义视角来深入审视生命权力和话语权力时,我们能更加明白,被认定为边缘性或对白人国家的生活存在威胁的各种群体是如何受到管控甚而被肆意灭杀的。

六、结论

本文综合了多位环境史学家的著作,研究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不同阶级和种族的女性是如何通过城市家政运动以及/或者早期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运动来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切的。这些女性大多并非女性主义者,也没有公开挑战传统性别角色;但是她们发展了新的话语和实践,有助于妇女和儿童更好地欣赏自然。白人中上层阶级女性也利用自己的妇女社团和组织关系助力早期环境运动;虽然她们大多数支持传统性别角色,但还是成功跨越了约束其生活的私人/公共区间的分野,既有益于自然保护,又改善了社会生活。

本文在交叠性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的启发下,从环境正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指出曾有多位女性在环境问题与性别、阶级与种族压迫之间建立了更广泛也更重要的联系。玛丽·奥斯汀、简·亚当斯、玛丽·麦克道尔、艾玛·戈德曼、罗斯·施奈德曼、克里斯托尔·伊斯特曼、艾达·威尔斯-巴奈特、卢金娜·霍普等女性,不愧为“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正义的先驱”,因为她们既倡导妇女权利,又为边缘人群的环境问题奔走呼号。她们都与劳工阶级和不同种族、族群的穷苦人民并肩战斗,甚至也积极争取与中产阶级合作。奥斯汀在莫哈韦沙漠的印第安人中间生活过多年;而与赫尔馆和黑人妇女社团有联系的劳工组织领导人及/或女性,常常与穷人、移民及/或非裔美国人在一起生活、共事。她们的日常生活、工作经历以及社会活知识使她们更得要领,更理解边缘人群的环境问题,从而可以用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种种社会不公正。不过由于主要聚焦于环境阶级压迫和种族歧视,她们被划为激进左派,受警方监视甚或遭到驱逐出境。其中一些也并未受到环境史研究的重视,例如黑人女性社团对环境运动的贡献。

如果我们还想发掘和重塑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历史,就必须保证边缘人群的应有位置不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先驱们的远见卓识被尘封于历史,为此,我们必须更严肃认真地使之重见天日,要致力于将统治话语去中心化,并将被边缘的推向中心。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汲取过去的教训,去构建一个无所谓边缘与中心的未来。

(本文原载 Feminist Formations ,vol.23,no.2,Summer 2011,pp.1-25。此次翻译已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授权。)

本文作者:苏珊· A. 曼( Susan A. Mann ),曾任美国新奥尔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译者:卢婧洁,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英语系讲师;韦清琦,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英语系教授。感谢 韦清琦老师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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