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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令侠 朱佳寅 | 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学术实践与思想

更新时间  2020-12-18 作者:杨令侠 朱佳寅 录入:laogao 阅读


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学术实践与思想

——以《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为例

杨令侠 朱佳寅

摘要: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在杨生茂先生的主持下,几位中国学者尝试用中国人的文字、体系、构思以及立场和观点,为中国的大学生撰写了一本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教科书。该书体现出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历史及美国外交政策史的许多思考,诸如美国外交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史的阶段划分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主线与特征问题、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续的看法,以及对美国强权政治的认识等,至今具有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对认知当今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仍具有启示性。

关键词:世界历史;美国历史;美国外交政策史;民族利益;强权政治;杨生茂

《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是杨生茂等人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80 年代末主编、撰写的国内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第一本大学教科书。该书的写作既是中国史学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史研究的第一次学术实践,也是杨生茂先生的治学精神、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

杨令侠 朱佳寅 | 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学术实践与思想

《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

主编:杨生茂

副主编:王玮 张宏毅

参编者:任东来 张红路 徐国琦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1年

1979 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杨生茂先生作为发起人之一,立即与其他同仁一起,着手组织撰写中国第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与此同时,他也萌发了出版一本由中国人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想法。

从1949 年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中国一直没有一本自己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通史。实际上,1949 年前,中国根本没有“世界史”之说,只有以西方为中心的“西洋史”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即取消“西洋通史”,逐步设立了“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和“世界现代史”学科。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在高教部指示与组织下,中国自己编写了大学教材《世界通史·近代部分》。( 1960 年《世界通史》编委会在北京召开商讨世界通史统编教材工作。1962 年《世界通史·近代部分》得以付梓(杨生茂主编上卷,张芝联主编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界通史·近代部分》有两个显著的创新之处:第一,从观点上看,推翻了欧美的西洋史为中心的旧体系,这在全世界的世界通史中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第二,从体例上看,以时间为轴,将欧美大陆和亚非拉两大主线糅合起来写,并将“东方”置于“西方”的前面。)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中国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杨生茂先生就马上组织人员撰写美国外交政策史,说明在他心底,“出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史的书”这个信念已经深埋已久。1986年4 月杨生茂先生曾明确提到他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的目的:

编写外交史的最初想法是,直到现在国内尚无一本自编的美国外交史,太不应该。外交史关系民族利益至重,不能让学生只看翻译的(这也没有几本,据我所知只有两本,一本是30 年代译本,另一本才出了第一分册)或原文书。学生缺乏对比物,只看外国人的东西太危险,在关系民族利益问题上,让外国人牵中国学生的鼻子走,总不是好事。我没有什么高大的想法,量力而行,只想编一本教科书。何况中美来往比较频繁(美苏关系中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处境),更需要有一本我们自编的教科书。

1992 年1 月,他写到:

写这本书的动机是:

1)发扬反民族压迫(精神——编者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我从年轻时的宏愿。在近代史中接受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义愤教育,对于美国飞扬跋扈、强权政治和欺弱压贫的政策大感愤慨。

2)这本书,正如过去一再说的,是几个中国学者用中文为中国学生写的一本中文教科书,对象是大学生。我们既不代表政策也不高谈阔论,只是以有限的学力和知识为中国大学生服务。在大学从事工作,自然写一本书就面向大学生。

3)为大学生提供一本与外国人,尤其是美国学者所写书的对比物,使他们不要只知外,不知中。目前有许多学生(包括不少教师和干部),认为外国特别是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他们忘了祖先受的晦气和创伤,也不懂外国人养鸡取蛋甚而杀鸡取蛋的恶毒手法(他们不在外国杀鸡,就不能在其国内高谈阔论,养尊处优)。外国学者也要爱他们的国家(最多小骂,大帮忙),也要帮着宣传说话。他们说的话也是津津入味的,不然不能出书或当教授。可怜的是我国一些(为数不算少)学者尾随其后,忘了祖国。这本书是要向他们提供与外国学者著作的对比物,仅此而已。

出版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美国历史教科书,这是杨生茂先生的夙愿。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那年,杨生茂出生在河北省涿鹿县,自小目睹了战火连绵、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参与过“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他说:“我是学历史的,是个民族主义者,小的时候受的刺激是,军阀战争、1931 年‘九一八事件’、1935 年‘华北事变’、1937 年‘卢沟桥事变’。这正是我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之际。”1941 年杨生茂先生赴美留学,1944 年到斯坦福大学研究院师从美国外交史领域的著名教授托马斯·贝利(Thomas A. Bailey)。杨先生说:“我就想看看美国怎样欺负别国的。就这么回事。美国是怎样对外扩张的,尤其对于中国。”

我搞美国外交史,对象是中国人。许多人对美国不了解,太表面了。我得出一个结论:全盘西化,全盘照搬,不好;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不好;妄自菲薄,数典忘祖,不好。这三种东西都是蒙昧主义。

这些背景都是杨生茂先生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在撰写过程中,杨先生坚持该书的学术性,说只是几个书生“以有限的学力和知识为中国大学生服务”。杨先生近70 年的见识与能量在遇到学术的春天时,就迸发了出来。1985 年6 月,杨生茂先生召集周边的几位学者和学生,就《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这本书的编写事宜召开了一次“碰头会”。1986 年3 月,杨先生正式召集编委和作者讨论由他设计的整部书的写作提纲。这是一次务实的会议,编写的具体章节被分配下去。每位作者回去要拟定各自所承担的章的写作提纲,并迅速投入第一步工作,即资料的收集。

当然在编写上,尽力赶上时代。这只能量力而行……假如在“创”的方面作点工作的话,也只能在“结构”和诠释上做文章。我觉得外交政策是内政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合力,前者为主,主中又以经济因素为根,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书中能做到大事不漏就可以了,对国内国际背景要给一定分量,不能就事论事。

杨先生说:“我不太注重细节。我注重它的思想,即扩张主义使命观、民族优越论、美国特殊论、天定命运论及它们的来源。”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这本书的灵魂。

杨生茂先生还有一个长远的设计,即通过撰写这本书,训练出一批科研上的骨干力量。他说:

集体写书本来是想通过具体工作训练一批人。不能光说,不练。练中才能见功夫。在写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开始时,我就提出“读书、思索、交流、创新”八个字,列为提纲的标题语。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90 年5 月,全书初稿完成。杨先生对交上来的稿子或大刀阔斧、均衡全文,或亲自执笔、织组纵横。当年没有电脑,也没有互联网。书稿经反复修改,反复誊写,最后一次校样终于在1990 年7 月交至出版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86 年到1990 年,杨生茂先生除了负责《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撰写的全面工作,同时还独自进行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参加“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参加国务院学科评议组会议;参加南开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主编《美国通史》(通稿并修改六卷本中的第三卷和第六卷);合主编《简明外国人物词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出版);合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出版);合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 年出版)。一个70 多岁的老人在4 年多时间里,同时进行至少9 项工作,通稿5 部书稿,每天都要寄出几封信,与不同的书稿作者和主编交流写作意见与建议,其中最尽心竭力的是这部《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其压力和体力消耗可想而知。

在《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书稿尚未交付人民出版社之前,杨生茂先生又有了再搞一本与之匹配的读物——《美国外交政策史资料选编》的想法,并于1991 年7 月10 日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主任面谈此事。他说,这本《美国外交政策史资料选编》如果能出版,将作为辅助教材,目的在教育学生,求得对比外文书。杨先生的苦心孤诣在于,不仅用中国人写的书去引导中国学生正确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而且训练学生去解读美国外交史方面的英文资料。杨先生曾多次指出外交语言的特殊性和语义学的意义。遗憾的是,出版《美国外交政策史资料选编》的事情协商不下,终因资金匮乏等原因而作罢。由这个小插曲可以想见,当时杨生茂先生要为中国的学生学习美国外交史而做实事的心气有多高,意志有多坚定。

《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写作过程中的甘苦冷暖、坎坷曲折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在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是第一部尝试用中国人的文字、体系、构思以及立场和观点,为中国学生撰写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教科书。

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对美国历史有许多思考,其中对于美国外交政策史比较有建树的认识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图解美国外交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

杨生茂先生以两个圆代表甲乙两个国家,将通常的国家利益运行模式简化为四个图。在解释了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后,杨先生说,第三种模式是一个国家为了实现其本身利益去侵犯别国利益,其方式和手段是多样的,主要是领土占领,包括建立军事基地,另有经济侵略、武装干涉和文化渗透等;第四种模式是战争。他说,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常出现的是第三种模式,“熟果政策”是美国对外扩张中体现第三种模式的一个特点;第四种模式表现为“不宣而战”的武装干涉,并列举美国战争行为实例。

(二)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续的看法

杨生茂先生很早就提出外交与内政的关系问题。他说:

近年我想一个问题,就是研究美国的内政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关系。美国发展到这种程度,外交政策如何显现在内政政策上。外交政策是内政政策的产儿,内政政策是外交政策的母体。由外交政策可以研究美国的内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个课题是由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去看美国内政政策的发展和美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特点。

(三)关于美国外交史的主线与特征问题

杨生茂先生认为,扩张是贯穿整个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主线,也是理解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关键;在美国外交史上,政策口号含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实用主义性质。

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障目一叶是什么?简言之,是扩张主义使命观。在美国传统教育中,使命观是支撑扩张意识形态的重要托体。这种思想渊源悠久,既表现于新教运动的噪动,又有美洲大陆广阔空间的招引。

(四)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阶段划分

杨先生把美国外交政策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大陆扩张时期、海外扩张时期和全球称霸时期。

我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史也是从美国社会发展三个阶段来做的:孤立主义、海外扩张主义和世界霸权主义。孤立主义在19 世纪;海外扩张时期从19 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是全球称霸时期。我是利用这个线索来分析它的具体活动。外交嘛,口头上说得都好听,实际行动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是根据史实来进行分析,尤其根据当时候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我坚持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是外交的基础;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口号为政治服务的。就这么三个层次。

(五)关于撰写美国外交史时对意识形态的把握问题

《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是杨生茂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史观完成的一部力作。杨先生认为,完全抛开意识形态是不可取的,但是要持客观的立场。“过去长期受苏联的影响,加上对美帝怀恨,有时不觉偏袒苏联,各打五十大板为好。在具体问题上还须具体分析,不能和稀泥。”当今的年轻学者也许意识不到杨先生当时提出这一点的意义所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 世纪60 年代初,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基本交好,而且我国高校的世界史教学受苏联教材影响很大。即便是20 世纪60 年代之后,杨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写作上,几乎无不对社会主义苏联持有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杨先生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特别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他较早地从思想上脱离了陈陈相因的窠臼。

另外,在这里说明一点,这本《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的内容戛然止笔于1989 年,是由于交稿前至多也就能写到这里。

(六)对美国强权政治的认识

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强权政治的认识从他在美国留学直至去世都没有丝毫摇摆过。对此他有以下补充:

1998 年克林顿访华后,中美关系稍微松点劲,但实质上仍未变。……外交尽管风云变化,诡谲多端,但总是表面现象,我做实质研究较为耐时。实质内容有下列诸端(编者简化如下):

——外交服务于经济,经济是问题的基础以及终极归宿。政治(包括军事)服务于经济。口号、政策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

——外交政策有些变数系数,如舆论、利益集团、民族集团、决策人的性格、见识、偶然突然事件等等,但这些不是根本的实质的基本原因,写作不可不叙述之,但不能与诸因素等量齐观,勿自造迷魂阵,落入美国外交政策之陷阱。

——强权政治在时间、在力量上是有极限的,可能在21 世纪还有相当长的时间,但终有一天泥菩萨过河。……美国强权政治无视别国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恶贯满盈的霸道地头蛇,总有捉襟见肘之日。历史上例子太多了。

——美国外交中两手,双重标准。如美国也搞恐怖主义,有暗杀卡斯特罗的计划,但不准别人搞;美国有人权问题,但以人权主义为手段压制责斥别国(但凡是他的与国,则人权问题就视而不见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美国的强权政治逻辑。

——最近美国以导弹轰炸苏丹和阿富汗基地,口头上是打击和报复恐怖主义,这是不得了的“划时代”的举动,把在拉美的大棒政策横加欺凌的手法扩大到世界舞台,无国界限制,无国家主权限制,无领空权限制,美国想打哪里就打哪里(借口总是随意可编制的),世界成何体统。

——在18、19 世纪上半叶,美国向英国争取海洋自由,反对遏制主义,而今美国以其道,施诸他人之身。这是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滑稽剧。

——我承认,外交上各国有各国的利益,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国家现象不消灭,外交政策就为国家利益服务。但是,要是越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界限,损害别人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就是强权政治,霸道主义,没好结果。

《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止笔于1989 年,正是美国霸权主义走在极致、得逞张狂之时。杨生茂先生当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轨迹和历史根源做出了严谨的学术性的分析与判断。审视当今的国际局势,杨先生的这些看法就更显意味深长了,诠释了历史研究应有的见识与社会功用。

杨生茂先生一贯坚持认为:“历史是具有强烈立场和观点的学问。观点不清,或立场不对,则审视问题可全然谬误。”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他倡导的对世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他撰文写到:

学以致用,外为中用。我们研究20 世纪的历史,正是为了促进我国进一步迅速健全发展的需要。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这种需要是须臾不可或缺的。社会科学主要通过口与笔对社会发生影响,我们希望所说的与所写的都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正是“研究”的真正价值。

“鉴别吸收”是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正确途径。有鉴别地消化吸收外国的优秀文化,同时滤取我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样方可孕育出具有创造性的更高层次的文化,在提升世界文明方面,也可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在世界史研究中,全盘照搬的想法同固步自封或妄自菲薄思想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

鉴别吸收与审慎反思都是硬功夫,必须具有独立思考、勇于攀登的精神和坚忍不拔、发愤图强的意志。研究人员不应是秘书式的人物,秘书是另一行当。

如今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经过以一定观点与方法处理的大量成套的各种各样的外国信息资料,凭借其高科技手段的优势,在网络上滚滚而来。在这种情况下,鉴别吸收更显得格外重要,其难度也更为巨大。做好这件工作,绝非一蹴即就之事。首先要增强自觉意识,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应对外来文化的实践中,不断提高研究功力,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不断增强洞察力。在主观上,要求我们不断提高理论修养,不断丰富我们的知识;在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能敦促我们不断前进的、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严格与良好的氛围。

杨先生接人待物温润如玉,撰写文章客观中肯,但在治学立场上却流露出其老而弥笃的姜桂之性。他知道,他的观点肯定引发不同的声音,愿交由历史去评判。

历史学家也有自己的意志和意愿,也属于主观方面的东西。自己意愿和希求还决定于不属于自己的客观。自己所能作的是追求,对于追求的目的评论决定于历史或未来;写美国外交政策史这个“热山芋”,似乎也属于这类性质的东西。

几十年过去了,回顾当年杨生茂先生所言所语,察观当今国内外风云变幻,不得不承认他冷静的政治智慧与历史学者高瞻远瞩的参透力,以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当然,他的治学理念肯定带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他对学术的追求无疑是求真求实的,所付出的心血自然也是值得的。现在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综合实力与美国最接近的时期,也是中美两国关系最具张力的时刻,重新审视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可以说正当其时。

杨令侠 朱佳寅 | 杨生茂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史的学术实践与思想

书名:《中国世界史学界的拓荒者

——杨生茂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作者:杨令侠 朱佳寅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

本期编辑:武汉大学团队

编 辑:张香 责任编辑:杜华

编 审:张勇安


说明:

原文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原文责任编辑:翁轩

注释从略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