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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成果 | 张友伦:治学感悟

更新时间  2021-02-10 作者:秘书处 录入:laogao 阅读


张友伦治学感悟 

节选自:《云淡风轻话平生》

作者:张友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光阴荏苒。我于1959年来到南开,在历史系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转眼已经60年过去了。虽然也读了不少书,写了一些文章,但要谈治学体会,也真是乏善可陈。

对于我这样的人而言,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勤奋努力。在我的学术经历中,50年代到苏联学习,70年代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工作,对我都是两次严峻的考验,也是取得进步的极好机遇。这两次再学习的机会,使我掌握了两门外语,为我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中间的甘苦,没有亲身经历也是不容易感受到的。

在列宁格勒读书时的张友伦先生:

     年轻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做研究历史这一行。1954年秋天,我们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才知道要去列宁格勒大学学习世界史。我原来是学会计的,中国历史多少还知道一点,对世界史可就太陌生了。俄语也没有学过,全靠临时强化学习,才有一点点可怜的基础。到了列宁格勒大学,刚开始上课的时候,简直就是听天书。虽然课后有苏联同学又给我解释,但还是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于是,只有靠看书来掌握课程的基本内容,一节课下来,要付出七八个小时才能弄清基本内容。那时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当时留苏学生中流行一句话: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我不是怕困难的人,但想到期末考试还是不寒而栗。就这么走一步,看一步,慢慢渡过难关。起初,我确实担心,如果总是跟不上进度,就会被送回国。


人到中年,突然又被调去研究美国史,涉及使用语种和研究方向的改变,没有三四年的时间是很难适应的。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三两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再一次面留苏初期的那种困难。虽然自己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全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敢于动笔,勤于练习。历史研究的方法人人都知道,首先要念书,不念书,你再有天赋也不行。然后就是收集材料,要考虑好博和约的关系。可是实践更重要,自己不去实践,整天说怎么写,自己不动笔,怎么可能学会写文章呢?我教本科生的时候,有几个学生的写作就是我手把手教的。我带着他们写,教他们怎样处理材料,怎么谋篇布局。他们写出的文章,有的还发表了。治学没有太多的秘诀,就是认真读书,勤于思考,喜欢动手,敢于实践。不要怕人家嘲笑你,也不要太顾面子。

厚积薄发是大家都认可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呢?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作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也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可是,青年教师是等不起的。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缩小了,厚积的难度也就会小许多。能发一点东西,也可以增强信心,鼓舞干劲。

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和把握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综合检验,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要求青年教师一鸣惊人,那是强人所难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再厚也不见得能写出什么东西。我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讨论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只有3000多字,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到1963年,我才开始在《历史教学》上发表篇幅较大的文章。同一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我写的小书《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动笔写这些东西以前,自以为很有把握;但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发现缺漏,促使自己再查阅资料,使原有的积累有所扩展和提炼。

张友伦著:《共产主义者同盟》,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也许几十年后再回头看最初发表的文章,会感到幼稚、肤浅,但也不必为此羞愧和后悔。因为学术界和刊物也是在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当初的文章能够发表,就说明达到了那个时期的要求。如果那个时候不敢发表,以后就更不敢写,更怕拿不出手了。归根结底,把握现实,不放过任何机会才是最重要的。我这样做了,希望自己的学生也这样做。我不但向他们讲动笔写作的重要性,而且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的机会。

若说我还有点成绩,也主要是被逼出来的。从青年到老年,我与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朝夕相处,多少也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但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谈何容易。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并不是都很清楚,往往需要去查书,临时抱佛脚。这使我很紧张,但也受益良多。所以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是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

我长期在研究室工作,教学工作较少,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就是考察业绩的主要指标。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出数量要求,但也有不小的压力。世界史的刊物本来就很少,对于毫无名气的新手来说,发表文章尤其困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学校开始规定研究人员每年发表论文的篇数。对于研究生,甚至要求他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的文章,才能取得学位论文答辩的资格。我至今仍然觉得,这个规定不大符合实际。粥少僧多,不仅让研究生为难,也让导师大伤脑筋。

当初没有规定数量指标时,我们的研究人员也都勤勤恳恳,力争上游。那时候,美国史和日本史两个研究室合用一个大办公室,中间只隔一排书架。我曾几次听到他们讨论向《历史研究》投稿的问题。《历史研究》是全国的顶级刊物之一,对稿件要求很高。没有深厚的功底、创新的意识,文章是很难被采用的。我佩服他们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时也以此来鞭策自己。经过努力,1984年我也终于在《历史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文章。

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推动学术的根本办法。

说起写文章,自然要涉及文字表达能力。我上学的年代,新旧、中西的碰撞仍然激烈,但旧学和中学显然已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系统受过旧学的训练,文字功夫并不太好,写起文章来比较吃力。我自己根本没有深入钻研过旧学,只是在读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给我们讲过一点,当时也并不真懂,简单地认为读过一点古人的传世之作,就算有了学问。这样的认识当然是很肤浅的。

不过,我早年也略读过几本旧书,打下了一点古文的基础。记得是在上小学时,利用暑假念过几次私塾。读的是四书五经,当时只是死记硬背,根本不懂原文的意义,甚至连书名都不太清楚。后来才知道,四书是《论语》和《孟子》,再加上宋人朱熹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和《中庸》。五经是《诗》、《书》、《易》、《礼》、《春秋》。四书都念完了,《诗经》只读了几篇。就是这一点点基础,对我后来也是很受益的。

我很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古文和旧学方面的知识。有几个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我学到了一点旧学知识,掌握一些运用古文的能力。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四库全书》是传统文献的总汇,所收入的书籍三千四百余种,三万六千余册,没有收入的书籍还有很多。其中经书居于全书之首,书目虽然繁多,但以十三经为主。所谓十三经,除了前面提到的五经,加上《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等。唐代以来,十三经成了治国理论的基础,是文人学子必读的经典。尽管十三经包含许多精辟的伦理、道德、哲学和文学的精华,但也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文字也比较难懂,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抛弃。就连我中学时期的老师都绝口不提经书,倒是经常谈到史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

在今天看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一点旧学知识,是十分幸运的。说实话,如果没有老师们的循循善诱,恐怕我也不会去学习难懂的古文。由于有了一点古文知识,我在课外常读一些文言小说,还有《古文观止》上面的文章,对历史也产生了一些兴趣。不过,当时觉得正史的难度大,内容比较枯燥,读得很少。演义、野史之类的书,反倒是读了一些。

中学毕业后,我进入了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这是一所高等职业学校,人文的课程不多。我在参加留苏预备考试时,也没有多少准备的时间,又缺少参考书籍。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居然被录取了,靠的是语文和历史方面的试题答得比较好。如果没有中学的这点历史和古文的底子,这个大好机会就把握不住了。

我从苏联回国后,开始在南开大学从事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我知道,国内最好的一些世界史专家,都有非常深厚的旧学功底。我也知道传统学问和能力,对世界史工作者同样重要,但大家往往因为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投到学习外语上,忽略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不例外,总是因为时间分配不过来,没有系统地阅读传统书籍,以弥补自己的不足。

当然,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旧学,那是不合实际的苛求。但是, 多学一点传统学问的知识,总是有好处的

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相当凝练,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老子和庄子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距今已有两千多年,那时他们就用来解释世界,否定了神造世界的说法。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不了解孔、孟、老、庄,在知识上也是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

其次,传统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更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的。学世界史不一定非读通二十四史不可,但应当有所了解。说来也惭愧,我迄今也没有通读过任何一部正史,只是多少接触过一些有关的书籍。从我所读过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历代著名史家莫不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他们当中有人甘冒生命危险,也要直书帝王的劣迹。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就是古代史官留下的浩然正气,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最后,传统书籍使用的当然是古文,其特点是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文字简练,对我们提高写作能力大有帮助。我只是略懂古文,但就这点薄弱基础也使我终身受用无穷。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当年就考不上留苏预备部,此后的命运和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总的说来,我们这一代人做研究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从我回国以后,就不断遇到政治运动,参与的许多工作,都跟学术没有直接关系。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有许多都浪费掉了。60年代前期,我还教了一点课,读了一点书,写了三本外国历史小丛书,发表了几篇文章。到1964年以后,先是四清,接着的文革,将近十年的时间,完全不可能好好读书和写文章。就是奉命写了一些东西,也没有什么学术价值。

我自觉天赋平平, 做研究必须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绝不可好高骛远。我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工作时,重点读了一些马恩的书,了解他们的理论和活动,主要运用俄文材料,写了一些东西。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以后,我也没有铺多大的摊子,而是选择一些具体问题,逐一加以研究,逐一写成文章。

END

本期编辑:南开大学团队

辑:徐珂浩 责任编辑:董瑜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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