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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成果 | 张勇安 乔晶花: 荆棘载途——书写多维历史的尝试 ——张勇安教授访谈录

更新时间  2021-03-21 作者:秘书处 录入:laogao 阅读

来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0年第11期

作者:张勇安 乔晶花


博士生导师

张勇安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温暖的阳光

荆棘载途:书写多维历史的尝试

——张勇安教授访谈录

采访时间:2020年8月

采访地点:上海大学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

采访记录及文字整理: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乔晶花

张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此次访谈。据我了解,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推进国际禁毒史和医疗社会史的研究。那么,您是如何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

我是1995年离开老家,负笈北上到东北师范大学,就读于历史学专业,待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有幸师从于群教授,学习世界近现代史,特别是美国史。我的研究应该说是始于美国禁毒史,之所以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既有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说偶然,是因研究生选题之时,遇到了比较大的挑战。我最初比较中意的还是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这也是于老师的强项。然而,中美关系史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大家辈出,成果丰硕。中美关系史著作和文章读得越多,越感觉以自己当时的研究能力实难有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放弃中美关系史,就意味着必须重新选个研究领域,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那时候,我经常到位于人民大街的学人书店看书,当时学人书店基本成了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看新书的好去处。遗憾的是,曾经遍布全国大学周边的学人书店如今多已关门。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我照例到学人书店看书。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刚刚翻译出版上市的《美国禁毒史》,翻阅下来,觉得颇有新意,彼时虽囊中羞涩,仍咬牙买了下来。尔后便通读该书,颇感震撼。毒品问题之于中国,那是近代耻辱和痛苦的记忆,而之于美国,同样折磨至今。很快,我就借助导师于老师授的“渔”,利用最新的互联网工具,与《美国禁毒史》作者、国际著名的禁毒史专家、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史教授戴维·F.马斯托(David F. Musto)取得联系。戴维教授的回复和鼓励,让我颇受鼓舞,由此也开启我们长达十余年的“忘年交”。现在想一想,当时怎么胆子那么大。另外,自小我就对医学颇有兴趣。这些偶然与必然的因素,让我下决心来尝试一个新的领域,试图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角度探究美国的毒品问题。通过这样的一个视角,或可以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美国。现在回想起来,正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的7年间,我从一名不谙世事的少年渐渐成长为初叩学术之门的研究生,多得益于那个时代,得益于东北师范大学的于群教授、梁茂信教授、崔丕教授、董小川教授、韩东育教授、石庆环教授等诸位恩师,引我步入了史学研究的殿堂。

2002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金重远先生。虽然从硕士阶段就开始涉猎美国毒品史,但是到了博士阶段,我对是否要继续这一课题是有些犹豫的,甚至想过放弃,因为国别史的研究,必须要有丰富的档案文献作支撑,否则很难有所创见。坚持这一课题的难度和放弃原有研究的诸多不舍,使我再次陷入了论文选题的困惑。先生察觉后,主动打电话约我聊天。听了我在选题上的困境后,先生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希望我继续做美国毒品史研究。在先生看来,尽管国内美国史研究如火如荼,研究队伍和成果众多,但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美国社会史研究较为薄弱,毒品史更是一个尚未全面深入研究的课题,如能坚持,必有突破和创见。何况,研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毒品问题和禁毒政策,对于解决中国正在遭受的问题或有借鉴意义。先生对于历史知识和现实问题的双重关照点醒了我,也让我意识到,必要之时,学术研究须知难而上,或有斩获。就博士学位论文而言,其功能不单单是一篇优秀的著作,更为重要的是,能否通过这一选题而开拓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能否成为后续研究的动力源。先生言,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选择一个好的研究领域,比研究本身更重要。先生正是从这个高度和意义上鼓励我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在他的鼓励下,我将研究对象确定为美国大麻政策,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多重语境中,考察影响政策变迁的深层因素。可以说,正是先生的肯定,坚定了我继续在禁毒政策史这一领域开展研究的决心。

史志不渝

历史学人

2005年博士毕业后,我开始在上海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合作导师是陶飞亚教授。为了兼顾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在同陶飞亚教授商议后,我开始做“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这一医学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之后,有幸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于2009年应戴维教授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一年的访问研究。这是我和戴维教授越洋学术联系10年之后,第一次照面。2010年又有幸被选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员,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一起开展国际研究。这些经历,进一步拓宽了我的研究题域。

您的博士生导师金重远先生不仅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首席教授,更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尤其在世界近现代史和法国史领域有着独创性的贡献。师从金先生是一种怎样的学术体验呢?能否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除却先生的作品,我对先生本人的印象,要先从一封书信说起。写信,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过时已久的通讯方式了。不过,我与先生直接的交往,就始于一封投门贴。现在想来,仍能感受到当年写信时既紧张又欣喜的复杂心情,收到先生手书回信时的画面也历历在目。回信的内容,一字一句,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张勇安同志,你好。来信收悉。欢迎报考……”先生的回信,坚定了我攻读博士的决心。事实上,先生的鼓励在我整个博士求学期间从未间断过。就像刚才聊求学经历时提到的,先生在察觉到我论文选题的困境后,鼓励我迎难而上,继续坚持做美国毒品史的研究。3年间,先生为博士论文资料的搜集、解读,提纲的拟定,论文的撰写与修改,提供了宏观和微观的指导和帮助。正是先生的鼓励,使我在困顿犹豫之时更加勇敢和坚定。

毕业之后,我到上海大学工作,虽然身份由学生转换为教师,但是先生的鼓励和关怀仍伴我前行。每次见面、通电话、写信,先生总关心着我的生活和科研,每一次的叮咛对我都是莫大的鼓励和触动。记得非常清楚,每次去先生家拜会,先生总是会提前准备一些小吃和水果。我会向先生汇报工作近况,先生也会分享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不过,先生最欣喜的,还是同门各位的科研情况,哪个师兄又出版专著了,哪个师兄又发表好文章了……聊天的时候,先生还会催我吃水果,并叮嘱我,在做好科研、教学的同时,也要注意身体。可以说,工作之后见先生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拜见先生,看到先生丰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我都是一次鼓励和鞭策,总是能够使我找到前进的动力,不敢懈怠。现如今,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总之,无论是先生对学问的执著,以及通透、豁达的胸怀,还是先生对待后学的态度和关怀,一直都是我在问学道路上继续跋涉的榜样。

张老师,带着这样丰富的求学经历和难忘的学术体验,可以谈一下您研究的心路历程吗?

这些年,我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际禁毒史、欧美医疗社会史和全球卫生史展开。具体说来,国际禁毒史的研究,从最初关注美国大麻政策到冷战时期中美禁毒博弈,再到国际禁毒机制的形成过程,事实上, 我是试图以国别史的研究为起点,从国别史到区域史,再到国际史,系统而专题地对国际禁毒史进行研究。欧美医疗社会史研究是我在国际禁毒史研究上的自然延伸。 我想尝试把医疗社会史放在现代社会转型、政治参与、国家建设的语境中来讨论,推动内史与外史、社团史与政策史、政治史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有效衔接,借此理解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同力量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在国际禁毒史和欧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也开始聚焦于“国际组织与国际机制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尝试打破以民族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卫生史研究路径,而更多地转向于发现第三世界、国际组织的角色和作用,探讨国际组织与国际卫生机制的建立,从而推动全球卫生史研究。概括起来,我个人的学术研究理路可以总结为: 由国际禁毒史到医疗社会史,再到全球卫生史,强调政治史、社会史和政策史研究的跨界对话,注重政府决策、国际机制形成过程中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关键人物等多元力量的博弈过程,以及其间知识生产、知识扩散和不同知识体系竞合的研究。

您2009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变动社会中的政策选择:美国大麻政策研究》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美国大麻政策史的学术专著,并荣获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一等奖。您能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大麻政策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吗?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

20世纪60年代以来,虽然美国大麻政策越来越成为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通过学术史的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大麻政策研究还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空间。 我在博士阶段选择美国大麻政策展开研究,更多的是希望通过美国大麻政策这一个案,探究社会变迁与政府政策选择的关系,考察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美国大麻经历了3个多世纪的合法化时代,一直到20世纪初开始由合法转向非法。1937年,《大麻税法》的颁布成了联邦第一部管制大麻的法律,也标志着大麻管制“联邦化”的确立。之后,《博格斯法》和《麻醉品管制法》的颁行,使大麻管制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20世纪60年代,随着“安斯林格时代”的终结,加上大麻使用者的“资产阶级化”,大麻管制政策的强化趋势受到了暂时的遏制。然而,短暂的毒品容忍时期过后,随着联邦权力的更替和“新惩治时代”的到来,大麻惩戒政策再度得到了强化。美国大麻政策的历史变迁,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不由想要了解这政策选择背后的动因何在。带着这个问题,我确定了美国大麻政策研究的选题。

AHRAC

勇于尝试

2021

通过这个选题,我想 尝试着突破国际学术界政策过程研究中的“官僚机构决定”的偏好,既着力于探讨“垂直维度”上美国地方、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大麻管制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又研究“水平维度”上政府内“政治行为体”参与政策的过程。具体来说,第一个层面涉及“垂直维度”,也就是通过探讨美国地方、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大麻管制过程中的合作与冲突,考察美国联邦制的变迁对大麻政策的影响;第二个层面考察的是“水平维度”,也就是政府内“政治行为体”参与决策的过程,考察行为体于政策过程中“政治-空间关系”的变化,分析政府决策的复杂性;第三个层面,集中探讨的是美国毒品外交于其国内毒品政策的互动关系,关注国家间禁毒合作的不对称性及其影响变量。第四个层面,把美国政策史和毒品外交史置于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加以考察,通过大麻政策的变迁,透视美国社会的另一重面相。

您这么一解释,就不难理解,您的研究为何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那么,基于以上四个层面的考虑,通过考察美国大麻政策的嬗变及其内在逻辑,您认为,变动社会中政策选择的动力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书中给出的答案也是从几个层面分别阐述的。 第一,国家与社会互动是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基点,任何一项政策的起源、形成和实施,都需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样,美国大麻政策的变迁也不单单是政府行为体的政治行为,而是国家不断协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产物。 第二,宪政机制内行为体的相互博弈与妥协是政策调整的重要变量。美国宪政机制使得国家的权力分为纵向和横向上的多个权力源,权力源之间既相互协作又相互制衡,它们既包括联邦、州和地方三个权力源纵向的合作与冲突,又囊括了参众两院、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横向“四个权力源”的此消彼长。这些纵向与横向权力源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力度影响着美国大麻政策的变迁。 第三,国际与国内政策变动的交互影响。一方面,国际社会管制毒品的努力不断推动美国加强国内的管制;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极力输出“本土管理理念”,力图建立“美国化”的国际管制体系,使美国毒品管制体系“国际化”,进而确立在这一体系中的制度霸权。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交互影响。这个方面的思考后来拓展成了我主持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与全球禁毒体系的建立”。

继毒品政策领域的诸多研究成果之后,您在2016年出版了《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1847-1973)》(以下简称为《科学与政治之间》),将研究的关注点推进到了医疗社会史领域。作为国际学术界第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源起”的著作,这本书与之前的研究有着怎样的关联吗?可以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吗?

张勇安:《科学与政治之间:美国医学会与毒品管制的源起(1847-197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其实源自我的博士论文。在博士论文研究美国大麻政策史时,我就注意到了医学界的角色和作用。就像刚才提到的,博士论文在以美国大麻政策为个案考察美国宪政体制的运作机制时,已经注意到宪政体制外的各种利益团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但是仍浮于表面,未能做深入探讨。因此,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弥补这一缺憾。 这本书的突破在于,将社团史、政策史和社会文化史相结合,尝试把毒品管制政策的研究从更多地关注“谁制定政策”拓展到了“谁参与决策过程”,在考察决策过程的“垂直维度”之时,更多地关注到“水平维度”上医学界这一“政策共同体”介入政策决策的过程。

就内容而言,《科学与政治之间》以美国医学会为个案,研究美国医学界与毒品管制的源起。医学界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职业化社团之一”,而这其中,代表“医学之声”的美国医学会,更是“被视为最好的职业化组织和最为有效的游说团体”。自1847年创建以来,美国医学会为推动医生的职业认同,进而确立职业权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谋求内部的团结。到1920年代,美国医学会由区域性的组织一跃成为主导医学界的全国性组织,确立了它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正统地位。与消除内部的分歧同步,美国医学会还积极介入与医学事务相关的政治活动,把与医学和健康相关的方方面面视为“医学界的分内之事”,通过其全国和基层组织对医学立法表达看法。正因如此,美国医学会在联邦政府禁毒政策演进过程中长期扮演着特殊且重要的角色。 通过这本书,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影响美国毒品管制政策过程的“长期作用”的因素是多重而复杂的,除了社会文化认知这些非物化的因素外,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垂直维度”的官僚机构与“水平维度”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角力和交互作用,它们的合力形塑和影响着政策的演进和变迁。同时,美国医学会的发展史、联邦政府毒品政策演进史也都成了管窥美国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窗口。

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和跨学科探索,您在2018年主持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际禁毒史》(多卷本)”。您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设计初衷和研究目标吗?

确实,这些年一直围绕国际禁毒史和医疗社会史进行专题研究,研究团队也收集和整理了海内外的很多相关档案资料文献,所以,我就一直想利用这些多国档案文献资料,从国别史到区域史,再到国际史,系统地对国际禁毒机制/体系建立的动力学和历史过程进行研究。 专题而系统地开展国际禁毒史的研究,实际上是想回答几个问题:一是,20世纪初,毒品为何、如何成为国际问题,并进而开始被国际社会逐步纳入国际管制体系的;二是,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利益集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三是1909-2019年这110年中,“国际禁毒体系/机制”如何从无到有,如何从管理需求到管制供应,再到打击毒品犯罪,如何从少数国家的自发行为到全球的共同行动的。出于这样的想法,我就想尝试借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国史/国际史的研究路径,对1909-2019年这百余年的国际禁毒史进行专题而系统的研究,编撰、出版多卷本的《国际禁毒史》。

说到项目研究的预期目标,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简单概括。一方面,以1909-2019年110年的国际禁毒史为研究单位,组织团队撰写多卷本 《国际禁毒史》;另一方面,进一步挖掘新的档案文献资料,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多卷的 《国际禁毒史文献选编》。同时,以研究项目为依托,整合相关研究成果,编辑出版 《国际禁毒蓝皮书》,积极为国家禁毒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与智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个项目,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网络的建设,推进国际禁毒史及相关学科领域的建设。

从您的著作和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可以看出,您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推动国际禁毒政策史和医疗社会史等新领域的跨学科乃至跨界学术交流与合作。陶飞亚教授也称您“不仅自己一个人做学问,而且还是一个有视野的学术事业开拓者”。您是如何建立和维护这些学术平台和合作网络的呢?

为推进国际禁毒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建设,2010年10月,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我们筹建了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即是以已故的戴维·F.马斯托教授命名。我前面也提到过,早在我读硕士期间,就与戴维教授结缘,并长期保持邮件往来和学术交流。他非常关心我的研究进展,曾赠送我两本新著。后来,戴维教授还赠予中心3000余册国际禁毒史研究的图书与文献。以中心为平台,我们积极与国际禁毒史和医疗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和专家建立联系,并保持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之后,依托中心的活动和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我们在英国惠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英国人文与艺术理事会(AHRC)支持之下,与英国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药学院等单位合作,自2012年相继组织召开了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2012年“亚洲的毒品和酒精”、2013年“国际卫生组织与医疗卫生史”、2016年“国际卫生组织:历史上的人、政治与实践”和2017年“改变世界之道:错综复杂的发展的历史”等。2019年,“国际禁毒上海论坛”在上海大学举办,汇聚了一百余位国际知名学者,这是国际酒精和毒品史学会首次在亚洲城市举办双年会。通过这些学术性会议,我们逐步建立起一个国际禁毒史和全球卫生史研究的学术网络。

与此同时,为加强不同学科、中外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探讨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近年来我们也尝试建立一些新的学术平台。2016年,在国内外医疗社会史及相关领域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创办了学术集刊 《医疗社会史研究》。该集刊是目前国内第一本以医疗社会史为主题的专业集刊,由国内外18位著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和编委,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每年刊发两辑。围绕“国际组织与医疗卫生史”“医疗与东亚的近代化”“医疗卫生与现代世界”等主题,该集刊目前已经正式出版了9辑,并成为该领域学者比较认可的学术园地。2019年,在国内同仁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又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正式推出了《国际禁毒蓝皮书》,每年1辑,尝试以学术研究成果来致力于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威胁日益加深的毒品问题。以《医疗社会史研究》和《国际禁毒蓝皮书》为学术“阵地”,我们希望搭建起一个新的学术平台,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合作,拓展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史料与新方法,深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通。

此外,我们还大力支持和推动青年学者和学生的交流项目,为青年医疗社会史学者和学生搭建学术桥梁。2014年,我们与思克莱德大学签署了学术合作备忘录,开展“医疗社会史研究生交换项目”,互派学生交流访学,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等方面的合作;2016年,我们与英国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联合申报的项目“共享未来:中英医学人文项目”获得英国惠康基金会资助,每年资助6名研究生赴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卫生史双硕士学位项目;2017年,先后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和英国惠康基金会资助下,我们又开展了“美国医疗社会史讲习班”和“医学史研究的人文转向”国际研究生论坛。

总之,这些年在相关研究领域建立和推进的学术网络和合作关系,离不开国内外各界同仁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坚信,医疗社会史和全球卫生史都是与社会语境和人类本身有着极强互动性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的日益关注,必然成为热门学术研究领域,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

我注意到,您的学术研究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国际化视野,在学术网络的搭建和拓展上也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化是您在科研和工作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吗?

我经常给学生讲,史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而要有国际视野,能与国际学者形成互动和对话,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与此同时,建立学术对话的平台和机制,也有助于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所以,我们一直保有国际化的意识和理念,在团队建设、学生培养和全英文学位项目等方面注重国际化建设。首先,团队建设的国际化。“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此,我们大力引进人才,构建国际化的研究团队。早在2010年,筹建马斯托禁毒政策研究中心时,我们就构建了以国际著名的禁毒史专家戴维教授为主任的国际化研究团队,立志将中心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平台。之后,我们又相继引进了著名的国际医疗卫生史、全球发展史专家爱睿思·布洛威(Iris Borowy)教授,全球化、全球政治经济研究专家安东尼·麦格鲁(Anthony McGrew)教授,专注毒品史的朴玮德(Ved Baruah)博士等多位国际化人才,逐渐形成了一个高水平、多元化的研究团队。其次,学生培养的国际化。我们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交往能力,积极为学生搭建各类平台,提升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我们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交流项目,尤其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有深度的海外学习,使学生在接触国际前沿研究、提升国际化视野的同时,培养学生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学术分享的综合素养。2016年以来,我们与英国思克莱德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教授合作,联合申请到英国惠康基金会的项目资助,资助上海大学世界史和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赴曼彻斯特大学和思克莱德大学攻读为期1年的卫生史双硕士项目。之后,这个项目的资助范围拓展到了复旦大学和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5位学生获得资助,其中5名学生以优异成绩荣获英国思克莱德大学优秀硕士学位,1名学生获得到英国约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惠康基金会博士生全额奖学金,1名学生到英国思克莱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今年已经顺利毕业。再次,设立全英文研究生学位项目。在学校和同仁的支持帮助之下,我们先后设立了“Global Studies”(全球学)、“China Studies”(中国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国际关系与外交)等全英文的研究生项目,每年在全世界招收50名左右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通过国内外学生的融合式培养,我们期待能够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

据我了解,您在课题研究之外,也非常关心国内的中学历史教育和教学改革,积极参与上海市高中研究型课程数字资源建设项目,最近主编的课程配套教材《全球文明史·文献读本》系列也在陆续出版。作为工作在第一线的高校教师,加之多年来的史学研究,您认为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强调?

从事历史研究这么多年,我一直很重视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解读,倡导多国多元档案的综合利用。在教学过程中,我也经常跟学生强调对文献资料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中国史学大家傅斯年曾言,“史学便是史料学”。确实,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得以拓展的关键前提,只有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推敲。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比较重视教学的理论性与方法性相结合,讲授史学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掌握查询和搜集档案的方法。另外,我也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到我的研究课题中,通过课题参与来锻炼学生对文献资料的搜集、解读和运用能力。我们策划《全球文明史·文献读本》这套书的初衷, 也是想为学生提供一套与教材相匹配的原始文献读本,配合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在教材所提供的知识框架之外,培养学生对原始文献的掌握和运用能力。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我们在对原始文献的整理、分类和注释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呈现史料本身的面貌,让学生通过亲密接触原始史料认识和了解历史,让史料本身成为历史的讲述者。当然了,如果通过阅读这些原始文献,学生能够重构全球文明史观,进而重新认识历史,那就是这套书发挥的最大价值了。

感谢您接受采访!


上海大学团队

编 辑:徐欣蕊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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