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谈当代美国史学
方纳教授1943年生于纽约市，196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获美国牛津大学学士学位和哥大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在牛津大学、莫斯科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路撒冷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担任过讲座或客座教授。在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之前，还在1993—1994年间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这是美国史学界两个最高荣誉职务。方纳教授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研究19世纪美国史、黑人史、奴隶制、内战与重建和美国政治文化。他最具影响力的专著有：《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工和自由人》、《汤姆·潘恩和革命的美国》、《只有自由：奴隶解放及其遗产》、《重建：美国未完成的革命》、《自由的法律制定者》、《美国自由史话》（此书中文版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学术研究外，方纳教授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活跃于美国社会，他参与许多历史专题展览的设计和说明写作，担任有线电视网《历史频道》的常务评论员和美国《民族》杂志的编委。
方纳教授来访有几个值得重视的原因：首先，他是第一位在任期内访问中国的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访问将加深美国史学界对其中国同行的了解，为双方在可能的领域内建立正式的长期交流关系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另外，他作为著名学者就美国史学界现状、理论与方法、存在的问题等，同我国学者直接交流，有助于深化我们的美国史研究。还有，方纳教授的叔父（philip s．foner）是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史学界非常熟悉的学者，被称作“老方纳”，我国著名美国史学家黄绍湘曾是他的博士生。当天，85岁高龄的黄先生不顾天气炎热来到会场，回忆起当年“老方纳”在这间屋子里作报告的情景。方纳教授在美国也培养中国留学生。方纳两代人对中美史学的交流作出了贡献。
以下是报告内容摘要：
近30—40年来，美国史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显著的就是从传统政治史转向新社会史的研究。传统政治史是研究社会上层的活动，而新社会史则提出应当“由下而上”地研究历史，将研究重点由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转向了社会下层的普通群众。这一变化之所以产生，大约有两方面原因。第一，60年代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给史学研究以深刻影响，并使新的种族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渗入史学。第二，来自外国的史学潮流的影响，如法国年鉴派的影响、英国e.p．汤普森（以其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著称于国际史学界）等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等等。
新的史学研究的对象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非洲裔美国人（黑人）史，它虽然不是全新的领域，但60年代以前的黑人史仅仅是单纯地描述黑人的历史经历，而在新社会
史研究的背景下，新的黑人史则是将黑人的历史经历同整个美国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将其作为美国史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来加以研究，这样黑人史研究便具有了新的视角和面貌。至于妇女史，则是全新的研究领域，据统计，在60年代之前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大约只有10篇是涉及妇女史的，因此妇女史是60年代晚期以来兴起的史学研究新领域。关于劳工史，以前的传统劳工史只限于研究工会或其领袖的活动，然而实际上美国的大多数劳工并未参加任何工会，因此新的劳工史将重点转向无组织的劳工，研究他们的生活、家庭、思想、心态等，这中间的变化也是巨大而明显的。此外，在新社会史的浪潮中，也兴起了关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研究，如关于印第安人、拉美移民、东欧南欧移民，以及亚裔群体的历史研究。
80年代，新社会史学研究达到高潮，其后它便受到新潮流的挑战。它所遭遇的一个重要挑战称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学转向”的极端派认为，史学研究无法通过文字材料了解过去的历史真相。同意这种极端看法的历史学家很少，但也确有人在。“语言学转向”的温和派则强调对于文本、话语的分析。在他们的影响下，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是由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转向精神方面，即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思想心态史和文化史。这一最新史学研究趋势之产生与60年代兴起新社会史一样、是有外部因素的影响的，大体有三。1．近年来美国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一些史学家对于社会结构的研究（这类研究一般都含有追求社会改革的动机）失去兴趣；2．多种传媒的兴旺发达；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于史学家的影响。
在新史学蓬勃发展的同时，传统史学依然存在，不少史学家仍按传统方法从事军事史、外交史的研究。但就总体来说，这类研究已失去史学界的主流地位，被挤到边缘的位置，因为大量后起的年轻史学家都是新的史学潮流的追随者。一些从事传统史学研究的老一代史学家尽管时有抱怨，对他们的工作得不到重视而表示不满，但这仍然改变不了现实状况。
传统史学片面地偏重于政治史研究，不能确切地反映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史学纠正了这一偏颇，但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新史学的主要问题是“碎化”，即史学的研究和写作没有公认的中心和主线，缺乏对于重大的综合性课题的重视，史学家们各自为政，各自片面强调自己所从事的专题的重要性，因而陷入极端分散化的局面。不过近年来已出现一些综合性著作，它们既利用了新史学取得的研究成果，又探讨了重大的历史课题。
关于史学在美国社会的地位，这是一个需要从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来看的问题。一方面，美国人注重实际，注重现在和未来，因此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不够关心；另一方面，许多事情又说明美国公众对历史怀有浓厚兴趣，如全国各地办有各种各样的展览馆、博物馆和国家公园等保留历史遗迹并能满足人们怀古愿望的设施，此外还有大量以历史为题材的影视片。
无论如何，近年来美国公众关注历史问题的热情是十分高涨的，不同意见的争论也经常出现在媒体上。如 1994年公布的全国历史教科书标准，不仅引起关于是否应当制订“全国教学标准”的争论，而且引起了对于该标准的内容的长期争论，一些政界、传媒界和史学界内部的人士攻击该标准吸取新史学研究的成果，说它因此贬低了美国历史的优良传统。这场争论一直进行到90年代末。1995年举办的在日本爆炸原子弹的展览也引起了争论。一派认为使用原子弹是错误的；另一派认为不应该把日本说成是受害者。结果使得那次展览几乎无法进行。这种争论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使得后来的任何历史展览都必须小心谨慎。
对于历史的认识，我们专业史学家应与普通人有所不同。后者往往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只需我们把它发掘出来，重新讲述出来，便可万事大吉了。我们专业史学家应当信奉“修正主义”（当然这不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每一代人都要重新研究历史，重新写历史，这就是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发展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凤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