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
bishop•roots （吴德施），1896年11月，受美国圣公会差会的派遣来中国；1938年4月获准退休回国。
吴德施主教来中国的那一年，1896年，二十六岁，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小伙子；离开中国的那一年，1938年，六十八岁，一个白须白发的垂垂老者——四十二年的时间，一直生活在武汉。
写历史人物，看来很容易，照着收集到手的资料敲进电脑里就是了，但是，我仍然写得很慢很慢，因为，对于我笔下的人物，我不想仅仅只是仰靠别人的记述，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去了解他们，去理解他们，穿过重重的障碍与阻隔，进入到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空中去——记述某一段历史，重要的在于写作者思维角度的把握——我用我的心去贴近他们。
“吴德施”是一个中国名字。当年，西方来中国的传教士也有商人，为了亲近中国百姓、尽快融入当地水土，便以中文命名，例如来华中地区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汉口黄石路口的荣光堂（原名“格非堂”）的创建者杨格非先生即是。
bishop•roots，吴德施主教的英文名，姓鲁兹，他在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包括住宅和圣诞堂）被定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院门口刻牌为：“鲁兹故居”。2001年，为了寻访武汉老公馆，在汉口老租界地面的数条横街和直街，我跑了好几个月，从这个院落门口过往了无数趟，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走进去，因为那一年，我还不清楚，“鲁兹”，就是武汉近现代历史所记载的著名来华外籍人士吴德施。所以，这次为了让读者一目了然，我的文章题目便定为：《鲁兹故居•即吴德施主教住宅》
基督教圣公会：世界新教三大主流门派之一——“安立甘宗” 在中国的称谓，另外两大新教派别为“路德宗”（也称“信义宗”）和“归正宗”（即“加尔文教派”）。
“安立甘”为“英格兰”的谐音。安立甘教派发源于十六世纪的英国，于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稳固地位，目前为英国国教，但，世界除联合王国以外的其它各国各地的安立甘宗教会团体，组织上都不从属于英国国教会。1835年，美国圣公教传入中国。
bishop•roots，美国人，先就读于哈佛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去了欧洲，在英国剑桥神学院潜心研读宗教课程，获博士学位。一个具备了欧美两个名牌大学学历的年轻才子，一个将文学与宗教、浪漫与严谨、感性于理性融合在一起的安立甘教派教士，也是一个传播西方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和平主义者。
1886年11月，bishop•roots受美国圣公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在武昌高家巷圣约翰堂任堂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改任汉口圣保罗堂堂牧。1904年11月，任湘鄂皖赣教区主教——“吴德施主教”的称谓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翻阅历史档案资料，我发现“吴德施“这个名字，常常和武汉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和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出现的著名人物联系在一起。一个完全被卷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美国人，而且是以一个外籍传教士身份——这之间，在他居留武汉的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间，他所经历的一切人和事，今天看来，都是传奇。
1868年（同治七年）6月，上海美国圣公会韦廉臣（williams）主教三人乘船来武汉，设教堂或称礼拜堂于武昌昙华林、汉口民生路张美之巷以及汉口鄱阳街——这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传教活动的开始。
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是武汉最大的一个基督教门派组织，其活动影响力，自1868年始到1951年止。此期间，兴建教堂或礼拜堂有记载的四处；兴办高等院校两所，中学四所，医院一所。其圣职人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例如最先由上海来武汉的韦廉臣主教，例如华中大学校长孟良佐主教（博士），例如吴德施主教。
为了寻访中华圣公会当年的遗迹，2004年4月，我和摄影专程去了一趟由美国圣公会创建的教会学院——文华书院旧址，在今湖北中医学院校园内，属于武昌花园山昙华林街区，那里也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教堂——圣诞堂的所在地。
首批来汉传教的美国圣公会韦廉臣主教，是晚清来华传教士中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奉行自由派的传教政策与方法，“坚信通过社会渐进的教化和传布福音可以在人间建立公正慈善的社会而实现‘上帝之国’”，主张“以学辅教”，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他在来武汉的当年（1868年）便买了武昌荒山（花园山）上的一块地皮筹建教堂（圣诞堂于1870年落成）。1871年，（清同治十年）10月2日，由他倡导在武昌横街头创办了武昌文华书院。1890年，文华书院迁到武昌花园山先已建成的圣诞堂附近。开辟荒地，栽花种树，覆盖草皮，建立校舍。几年时间内，一处环境优美、屋舍典雅的西式学院就在这当地人称“鬼架坡”的荆丛林莽中耸立起来。沿学校院墙的山谷筑出一条小路，后来便有外国传教团及华人接二连三地来到这里，购置地皮、兴建居屋和花园……一个夹在花园山与凤凰山两山之间的文化兼居住的高等西人及华人社区于半个世纪中逐渐形成——这就是后来人所熟知的“昙华林文化区”——论起源头，自然当属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韦廉臣主教。
1909年（清宣统元年），文华书院改名为文华大学。1924年，文华大学与武昌博文书院（英国循道会在1885年，即清光绪十一年，创办）、以及汉口的博学书院（英国伦敦会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创办），以大学部合并，组成华中大学。
进湖北中医学院的大门往右转，朝花园山上走，最先看见的是建在山坡的一块空地上的迄今已有133年建筑历史的圣诞堂（也称武昌昙华林圣诞堂），当年为文华书院、文华大学、华中大学的校内礼拜教堂，也是武汉市教会学校坚持教会礼仪时间最长的一座教堂（从建成之日起，直到1951年止，举行了八十年宗教礼拜仪式，）。
昙华林圣诞堂，是美国圣公会在中华内地留下的一座标志性建筑，和欧洲教堂建筑的十字形基座、钟楼、穹顶等传统的模式截然不同。长厅单层，门廊正面突出，山花门楣，三面外廊立柱环绕，如同古希腊围廊式神庙，大气、洗练、庄严——据说，这样的建筑格局全国也属罕见，大抵是在美洲新大陆流行的一种教堂建筑模式（曾经在好莱坞影片中见过这类教堂的建筑样式），反映了新教派倡导的简洁、庄重、大气的精神品貌。
后来，我们在汉口“鄱阳街32号”院内拍摄到的圣保罗座堂，和昙华林圣诞堂的建筑结构十分相似，也是长厅单层，正面入口处为山花门楣，但是结构简单的多，没有外廊和立柱。
继昙华林圣诞堂之后兴建起来的文华书院教学大楼等校舍，相沿了类似古典主义复兴的建筑风格。
资料：辛亥革命期间，武昌圣诞堂成为了湖北反清革命的宣传阵地之一，美国友人吴德施夫妇，革命先烈刘静庵先生，以及胡兰亭、余日章、张纯一、韦卓民、周苍柏等一大批中外有识之士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的军歌，就是由文华校园里的张纯一作词，余日章谱曲，他俩共同在圣诞堂中试唱成功的。
据记载：武汉中华圣公会（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的总称）几乎介入（或参入了）了在武汉发生所有历史事件，例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31年的长江水灾、抗日战争……
二、日知会•辛亥革命•北伐
资料：1906年2月 刘静庵、曹亚伯组织革命团体日知会，刘静庵任总干事。该会以美国圣公会所设阅报室日知会得名，吸收新军及学生参加。
日知会：晚清在湖北武昌兴起的一个秘密革命社团，宗旨是推翻帝制，倡导共和，领导人刘静庵——历史上与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黄兴创建的华兴会、蔡元培创建的光复会齐名。
“日知会”的前身是武昌美国圣公会所下设的一个阅报室，地址在武昌司衙巷，创办人是当时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人称胡牧师） ，通过阅读书报在教徒及民众中传扬新思想和新文化，取名“日求一知” 之意。刘静庵（1875-1911）：湖北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者，文人出身，投笔从戎，当时在湖北新军任文职，组建科学补习所传播革命思想，因为时常来日知会阅览书报，与胡兰亭言谈相投成为朋友。
1904年10月，刘静庵等人准备与湖南华兴会密谋起义而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封了科学补习所，刘静庵逃至武昌司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内暂避，在这一段时间内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圣公会会长胡兰亭本人亦是革命积极拥戴者，利用教职身份全力护佑刘静庵，任其为日知会的司理，并引介至文华书院神学院为中文教员。刘静庵遂借日知会阅报室的名义广泛收集全国新书报杂志和新书籍，供人阅读，相互交流信息，传播革命主张。一时间，武汉的革命党人、热心革命的志士仁人纷纷云集此地——中共领导人之一董必武当年即在武昌圣公会所下属日知会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
刘静庵征得胡兰亭牧师的支持，名不变而实变，将日知会组建成一个革命团体，地点迁至昙华林南崇福山街41号圣约瑟礼拜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日知会开正式成立。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进行革命宣传，阐述世界大势及中国面临的危机，启发人们的爱国革命意识，发展会员，扩大组织，准备起义。
梁寿华在《中国革命与基督教信仰》一文中，对武昌日知会当年组织活动的盛况进行了叙述，同时强调了教会势力给予晚清革命力量的强力支持：（日知会的组织者）“除宣讲福音外，并有革命演讲，吸引许多军人、学生前来，也有多人因此信教。日知会的影响力由武昌扩张到九江、南昌，各省的新军也受日知会熏染而倾向革命，孙中山并以日知会作为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而日知会之所以能如此成功的带动革命风潮，得以公开展览革命书籍、鼓吹革命思想，实得归功其为教会组织所拥有的特权。”
1906年4月，东京同盟会总部派余诚来到武昌为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依靠日知会展开革命活动，刘静庵等多数会员加入同盟会，日知会改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刘静庵任总干事。1906年12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派胡瑛等同盟会会员赴湖北，联络日知会力量响应湖南起义。因内奸告密，1907年1月13日 湖广总督张之洞派兵搜查日知会，胡瑛、朱子龙、梁钟汉、刘静庵、张难先、吴贡三、李亚东等九人先后被捕，此即震动一时的“日知会案”，史书也称“丙午之狱”。
上面叙述的大段文字，似乎都和吴德施主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近现代史的编撰中常常有意或是无意地忽略掉了西方传教士对于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但，仅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也能设想到基督教圣公会给予反清革命团体的促进及支持——武昌圣公会会长胡兰亭即吴德施主教的直接属下，胡兰亭和刘静庵的亲密交往，以及后来革命团体“日知会”的成立及公开的活动状况等等，吴德施主教应该是很清楚的。可以这么说，“日知会”是在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即吴德施主教）的直接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一支民间革命力量。
但是这并不等于吴德施主教及美国圣公会直接参与了“日知会”具体的行动，譬如胡瑛、刘静庵密谋的“武装起义”。
有人这样评论说“中国基督徒发动和参与革命是传教士所始料不及的，但是他们（此处指参入革命行动的中国基督徒）接触了基督教，一旦结合中国状况以及地缘等因素，又有些同时加上由教会教育或亲身体会而来的对西方基督教社会的认识，就促使他们选择以革命为救国的方案。
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官城府极深，行事精明老辣，对于所辖地区潜伏的“革命团体”及其“活动”，数年来洞若观火。曾经出力捕逮过数次，终未斩草除根，因为投鼠忌器，不愿直接与洋人及洋教为敌 。但是，他绝不可能忽略不问。此次，他在“特务举报”、“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痛下杀手，其中的一个原委，就是要给洋人一个“交待”，以避免教会或其他西方势力的出面干涉。
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吴德施主教公开出场。
能够查询到的有关历史记载，非常简单，只有几句话，特抄录如下：
“1906年底至1907年初，日知会被破坏，刘静庵等9人被捕，并在美国教会刊物《传教精神》上发表《刘静庵一囚犯》一文，谴责清吏对革命者的镇压。”
经过的详情，我不清楚，可以推想，吴德施主教直接去吴德施主教亲自出面营救。拜会了张之洞总督，以教会的名义，以及曾经有过的公私交往（我推设），请张对自己“属下教民”予以“宽宏对待”（站在清廷一方，官府当然可以缉拿并严惩“暴力行动”的组织者）。
当时，与吴德施主教一同出面与清府交涉的还有长沙圣公会会长孟良佐博士和穆德博士 。
一向以新派人物自居的张之洞，此时再也顾不得与洋人交往的情面，武昌美国圣公会数年来“包庇案犯，纵容不法”（刘静庵躲进圣公会数年的事实，张不可能不清楚），他已经忍了很久——革命党人一次又一次以武昌为举事基地——让这位自以为功高权重、深受朝廷信赖的湖广总督十分震怒，假使由于自己辖治不力而导致了日知会策划起义成功，于他来说，那将不止是掉顶子而是掉脑袋的事了。所以，这次他非得拂洋人的面子了。
那一年，吴德施主教三十七岁，虽然担任着教会的高职，但毕竟是热切的率真的年轻人的性格，可以想象，当年他是怎样地按捺住心中的愤怒，和一个老于历练、圆滑世故的中国封建官吏打交道。
张之洞一口回绝了美国圣公会提出的“释放教民刘静庵等人”要求，但是碍于“主教大人”的亲自出面，自然也考虑到了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汉地区强大势力影响——他最害怕的是因此而激怒教民在所辖地区引发“民变”——最后，他答应给教会一个面子：一、不会再行二次搜捕（曾经“衙门并拟出第二批黑名单”，准备再次出动搜捕日知会下属革命党人）；二、免于刘静庵等九人的死刑。
推想，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也许有驻汉西方使节在教会游说下出面斡旋此事。这位与洋人一向交往极为默契的湖广总督从内心来讲也不想把这事做得太绝，毕竟他有需要求助于洋人之处。
关于此事件，教会方面资料如是记载：“幸而圣公会的西洋传教士见自己教会同工、信徒被捕或被通缉，再加上他们一向同情革命，于是展开营救的行动，使刘敬安（静庵）等九人免受死刑、也取消了原订的第二批缉捕名单。 ”
“免受死刑”的革命志士刘静庵，在清廷官府的监狱中遭受到惨烈的酷刑迫害，他坚持信仰、坚贞不屈，1911年死于狱中……
当刘静庵尚被关押狱中时，吴德施主教在美国发文，痛斥清政府的腐朽与残忍，表达了自己对中国革命者的深切同情和热情支持。
透过历史文献太过简略文字，感觉这位传教士的内心，所以我说他“愤怒”——在中国传教多年、生活多年，尤其是经过这次“日知会事件”，他更加清醒地了解，在一个已经腐朽顽固的政体面前，宗教的慈祥和仁爱的感召力，与之较量，实在是显得太微弱。
1910年（宣统二年），吴德施主教在英文《教务杂志》1月号以《为中国辩护》为题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强权对中国的欺凌，赞颂中国民众的优秀品质。此后，数十年在中国的教职生涯中，他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基督精神的怜悯博爱之心，给予弱势者（或是弱势群体）力所能及的护佑——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他的，我认为：1907年初的“日知会”一案（尤其是刘静庵后来因酷刑折磨死于狱中），于他（一个生长在西方文明社会并接受了系统的人文主义教育的神学者）是一个心理上的震撼。
1910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1月底，袁世凯率清军攻打汉口。当驻汉各国使节尚在清政府与革命党起义力量之间权衡利弊、左右观望之际，武汉市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毅然表明立场。吴德施主教责成教会所辖的武昌文华中学校长余日章等人组成红十字会 ，在今汉口鄱阳街32号院内的圣保罗座堂（如图）建立临时伤兵医院，救治战斗中负伤的起义军民，对战区灾民进行收容赈济服务。同时自任为汉口救灾执行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过问战乱安抚工作。
1912年，湘鄂皖赣教区调整，吴德施任鄂湘教区主教兼传道布会正教职，直至1937年10月。1913年，被选为中国基督教续办委员会会长，这一年，汉口鄱阳街32号主教住宅落成。1922年起兼任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干事。1926年至1931年兼任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经他多年努力，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华传教活动开拓了国际性的影响，中华圣公会开始以“独立一枝”的资格，出席世界圣公宗会议。
曾经，在前面的篇章中，我提到过：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城市。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吴德施主教指示辖区社会服务部动员和组织人力和财力进行城区卫生及难民救济工作。这在当代国际社会已有专门组织体系完成的战乱灾乱的救援活动，当年只能依靠教会团体以及世俗私人慈善业的关注（特指政权交接的历史时期，因为不可能有政府方的干预）——这是西方宗教的救世精神，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得以弘扬光大的时刻——西方传教士，即西方宗教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真实的联系，我们在1949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是看不到的。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在上海全城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由上海潜来武汉，曾留居汉口鄱阳街主教住宅多日。数月之后，国民党武汉政府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全城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吴德施主教利用教职身份，冒险设法帮助周恩来悄悄离开武汉去南昌，半月之后——1927年8月1日，由周恩来、朱德等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南昌爆发，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吴德施与周恩来这一段私人间的亲密交往，一直持续到1938年，吴德施主教退休离开汉口回美国。
三、鲁兹故居——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
资料：鲁兹故居：汉口鄱阳街32号，湖北省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面积646平方米，1913年至1938年之间，美国主教鲁兹(中国名吴德施)携全家居住于此。
2004年4月，我们去了汉口鄱阳街32号院落。院子空敞无人，水泥地，很干净，迎面耸立着那一座很著名的眼下已经装修一新的圣保罗座堂。方正平直的造型，大结构与昙华林花园山上地圣诞堂相似但简单得多，建筑面积也小许多。大山花屋顶，凸出的小山花门楣，乳黄色的外墙墙涂（不清楚当年是否刷有墙涂），正面入口的两边，各开一扇式样十分简洁的长形窄窗，外侧各立一贴墙横凹条的平直立柱，双开木质大门紧闭。我不知道这座小教堂目前作何用途？
绕着圣保罗座堂的左侧有一条林荫小道，小道尽头横向立着吴德施主教故居，因为紧贴在座堂的背后，前面已经没有太宽敞的空地，拍摄的距离也拉不开阔。
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西北向，造型很简单，横平竖直的长方体，和中世纪的欧洲教会建筑的风格相似，符合新教徒节俭清淡的传统。大坡状瓦顶，方石墙基，深灰色清水砖外墙，上下各间隙了两道深红色的砖线，沉郁的色块中跳出来一道夺目的亮色。屋外两侧数步石阶进入门口，白色的拱券门，凸出的门框，造型很优美。方形窗框，窗框顶上用红砖砌成假拱券，凸出窗台。由这间门进去有一间不大的门厅，数步便上楼，楼梯并不宽阔。
整幢搂建筑面积646平方米，室内非常宽敞，数十个房间，楼下为客厅和饭厅，书房，还有客房，二楼有宽大的起居室，主教和夫人的卧室，孩子们的卧室和儿童活动室。
楼房右侧也有一个出入口，宽阔的长廊上有漂亮的红砖砌成的拱券大窗和一扇拱券大门，目前长廊和门已经封闭。
当天，在这幢楼内的值班人员介绍说：除了楼房外貌是仿照当年的样子重新复原过，楼房内部旧有的装修陈设毫无保留。于是我们也就没有要求走进去。
鲁兹故居建成于1913年，距今九十一年依然保存完好。“鄱阳街32号”地属英租界，一个环境和治安都很优良的高级西人和华人住宅区，最初，在这一块地面上先建成了前面的那一座圣保罗座堂，后来才建起了这幢主教住宅搂。我推测那时候的院落肯定比现在的面积要大，楼房的两侧有花园有树木，没有如现在我们看到的那样被丑陋的现代建筑就近挤占。
吴德施主教一家人在这幢楼里生活了二十五年，孩子们一天天地健康快乐地长大，比较其他西方侨民家庭，他们家的孩子从小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和事，加上良好正统的家庭教育，着意培养孩子们的爱心和自立精神——例如：抗战期间，1938年初，吴德施主教联合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等人，向在汉的西方友人征募了10.3万元的医疗器械及药品，委派长女弗朗西丝•鲁兹，率领一个国际代表团，开着大卡车，载着这批抗战物资，从汉口出发，沿着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总部，由朱德、彭德怀、左权接受。在历史资料简单记述的字里行间，一个活泼、真挚、热情、勇敢的美国女孩的身形跃然纸上——我想，这得益于她生于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以及家长给予的严谨然而开放的美国式教育。
“鲁兹故居”的建筑面积很大，楼上楼下，房间很多，特别是客房比较多，因为除了主教一家人而外，常常会有客人来此留居，简直像是一家“私人旅馆”。例如上文提及，周恩来于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曾在这幢住宅楼里躲藏过一段时间。
“鄱阳街32号”虽然紧挨着人来车往的街边，但院落和教堂（即圣保罗堂座）如同数重屏障遮挡了住宅楼，远避了闹市的喧哗和市俗的搅扰，居住环境是非常舒适。我在汉口生活了半个世纪，从这条街从这个院落门口不知经过了多少次，从来就没有想到里边会另有一爿天地，若非此次写作中拍摄和采访的需要，不然是不会冒昧地走进这个院落里边去的。
幽静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吴德施主教独具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使这幢楼房不仅成为革命人士的临时避难所，同时也成为众多的国际国内知名人物的往来居留地。
例如：著名的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便是这儿的常客，她们从美国到中国，由上海到汉口，然后转程去西安、延安，来往经过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和主教及主教夫人，还有孩子们，像一家人那样亲密无间地相处。当年，白求恩大夫来到中国，在北上去延安及山西抗战前线之前，在这幢搂里住了有半月之久。
“芦沟桥事变”以后，国共两党抗战民族统一战线成立，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被派驻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的一幢西式楼房内，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在这一段时间里，中共领导人成为“鄱阳街32号”院落的常客。
吴德施主教与周恩来曾经有过“生死之谊”，两人的交往，并不仅限于政治社会的交流，也包含了文化品味及性格爱好等方面彼此之间的相互赏识。
在人大代表学习资料中，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一文，有一段文字专门论及此事：“……如周恩来与圣公会大主教吴德施就有一段交往……抗战开始后,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来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得到了吴德施的理解和支持。周恩来通过他向世界宣传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吴德施也积极参加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许多活动。1938年4月19日,吴德施主教离开武汉时，《新华日报》以‘吴主教临行赠言,巩固统一战线’为题发表了吴德施的告别辞。 ”
但，上述只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因为其教会身份的决定，他必须是一个与中国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的社会活动者，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取得优雅的平衡，所以，他不可能不重视国民党南京政府。
中国近现代历史，武汉是一个政治军事的要塞城市——各党各派、政界军界，伟人、要人、名人，在此风云际会。史载：“汉口鄱阳街圣保罗堂大院内的住所常常高朋满座”，除上面提到的国际友人及中共领导人之外，吴德施主教还与“国民党各界人士冯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王宠惠、吴国桢等过从亦密……”
其中，宋子文：青年时留学美国，1915年哈佛大学毕业，与吴徳施主教属不同届的校友；另外，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即是一位基督教牧师，1882年毕业于美国田纳西州的万德毕尔特大学神学院，宋氏坚持以基督教为家庭信仰——宗教和美国，文化与教养，是吴德施与宋子文之间友谊维系的纽带。
吴国桢：当时汉口市市长，被称为国民党高层权力机构内最具知识分子气质的官员，湖北人，少年时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结识并成为朋友，17岁保送美国留学，23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院哲学博士学位，人称“吴博士”。1937年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与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有过较为亲近的来往。吴国桢当时所任的政职，赴美求学的经历，以及人品及学养，这些都可以成为吴德施主教与之默契相交的理由。
1931年，武汉大水，吴德施主教应宋子文、孔祥熙电邀，任全国水灾救济会湖北分会执行委员，在武昌成立武汉各教会联合赈灾办事处。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区水灾农民扶助总社，向受灾农民发放贷款。
1938年2月，国内宗教组织举行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宗教日，武汉基督徒在“鄱阳街32号”汉口圣公会圣保罗教堂举行为国难牺牲者祈祷仪式，吴德施主教到会发表讲话，表示：“愿与中华民族同受艰苦”，“并代表全体外侨信徒为抗战死难军民祈祷 ”——这是吴德施主教在中国传教期间最后一次参与的大型社会活动。
1938年4月，被获准退休回国。周恩来、秦邦宪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屋顶花园设宴为吴徳施主教一家饯行，席间合影留念。很可惜我没有找到这一张照片资料。周恩来当场手书：“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嘤嘤其鸣也，求其友声”两条幅相赠。
同时，吴德施主教在鄱阳街住宅楼举办告别音乐会，请武汉各界上层人士一聚。汉口市市长吴国桢、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应邀出席。当晚，吴德施主教的长女弗朗西丝•鲁兹钢琴弹奏优美乐曲为来宾助兴。离开汉口回美国之前，吴德施主教在武汉国民党报纸以及汉口《新华日报》发表《告别辞》。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施行绝灭人性的奸淫烧杀，一个多月以内，屠杀平民三十万人……
吴德施主教在中国四十二年，经历过朝代更迭、政权交替，战争动乱、天灾人祸，他从来都没有退避——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战争中的法西斯主义者、日本侵略军，已经以行动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无视国际战争规律、无视国际公法的非人性行为——为了家人的安全，夫人还有他心爱的女儿，他决定离开中国，而且这一年他的确老了，六十八岁了，去日无多，叶落归根，他想在告别世界之前返回自己的祖国。
我想，他在离开汉口前心情一定很复杂，这么多年了，和这个城市建立起来的感情，和这个教区教民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曾经他视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而他们则视他作父亲——这种感情如同血肉相亲，一旦割舍，他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即将临近的灾难，他知道他无能为力，宗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深深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作为神学者，他只能祈祷，为战争的死难者祈祷，祈祷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国，为战争的受难者祈祷，祈祷主的福佑降临到他们头上——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
1938年4月，吴徳施主教携家人离开汉口回到美国。
“鄱阳街32号”院落仍属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房产，圣保罗座堂的教会仪式依然照旧，这一幢灰砖拱券门的主教楼，不知后来由谁居住？只是再也听不到弗朗西丝•鲁兹悠扬悦耳的钢琴弹奏了……
四、另一故事的开头
我想接着讲一个故事：
孟良佐（1878-？）：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传教士，出生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先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费城神学院获博士学位。1902年被美国圣公会立为会长（牧师），同年派往中国传教。
1904年（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任九江圣公会会长。1907年任长沙圣公会会长，1917—1924年任武昌文华大学校长，同时筹建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1924年—1929年代任华中大学校长。
1907年，在任长沙圣公会会长期间，因“日知会案”与长沙的直接牵涉，与吴德施主教一道出面，尽全力营救“日知会案”获罪革命人士。
1926年冬，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四十天，饥民不堪忍受，以侨民以及美国教会领导人身份往来于南北两军之间 ，得两军统领同意，每日开城门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觅食。
1937年底，继吴德施任鄂湘教区主教。1938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以中立国教会领导人身份任汉口救灾委员会主席，联合在汉有权势的外国侨民，先是选旧（英俄）租界（彼时，英、俄、德、日租界已被中国政府收回，故有此称）地建立“安全带”，以供平民逃避战争灾难（例如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否认上叙安排。孟良佐主教等人只得在汉口龙王庙至硚口设“难民区”（因日侵略军方不许称之为“安全区”），并被迫将“安全区救济委员会”改为“难民区救济委员会”，亲身任职此“委员会”工作三年之久，抚恤难民、发放赈款、济送寒衣食品、开办小本借贷等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美国、中国对日宣战。武汉日占领军无视国际公法，抓捕英美驻汉领事拘押出境 ，同时拘捕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主教孟良佐先生关押至南亚日军集中营。不久，逢交换俘虏之机，被遣送至非洲后回到美国。1944年，以六十四岁高龄，由美国乘飞机到印度，转滇缅公路至中国的云南、贵州境内，看望由武汉内迁的华中大学、湘鄂联中（都属中华圣公会办学）师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返回武汉，筹备复校（华中大学等），1948年回国。那一年，孟良佐先生七十岁。
以上，除了几个字的修饰而外，我是照史料抄录无误，因为本书的主题以及时间的限制，关于这位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继任主教孟良佐的事迹，我没有来得及作更深入一些的查寻。但是，我认为，上面的这一段简略的“人物介绍”已经非常感人了——阅读这一小段文字时，我流下了眼泪——为孟良佐先生，也为在他之前的吴德施先生……
在我们的中学（包括大学）课本里，长时期以来，过分丑化在华外籍传教士的形象，我想，这样的情况是亟待修正了，应该还历史的真实，不要误导我们的孩子。
下面是我对这一篇章的总结。
翻阅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在武汉的一段历史（前后八十三年），可以改变一个人曾经由于我们教育的局限而产生的最基本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在晚清来华的外籍传教士中，有相当一批人可以称为真正的圣者。他们聚理想、热情、善良、诚挚、勤奋、勇敢于一身。平常的日子，坚持行善、布施、宣传教义、促进科学文化教育；危难的时刻，不畏强暴、坚持正义、倡导和平，尽一己之力，将社会民众身受的苦难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曾经，我以为，印度的特丽莎修女只是教会人士中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典型，而现在，我要改变我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