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栋事件是打在知识分子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
一个新儒学专家，知而不行，学而无耻，不仅违法，兼且失德，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也打在国学的脸上。
郑家栋事件提供了一个最新例证：国学(以儒学为主流)研讨，既不足以内在提高个人的伦理意识，更不能外在规范个人的道德实践。根据目前媒体公开报道透露的信息，撰写、主编了十数种儒学著作，并不影响郑家栋“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几乎每次都同时申请一个‘妻子’同往，然后‘妻子’滞留美国不归，先后有6个‘妻子’之多”；正如以高深莫测的“天地境界”哲学自我期许，也无碍于冯友兰在思想上趋时媚俗，在政治上随波逐流；正如具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深修为，也不能使康生在权力斗争中变得温柔敦厚，他对古典的迷恋，反而更异化为对公私文物的贪婪占有。
当然，平心而论，不仅国学如此，一般的哲学玄学、文学艺术，在道德实践上也同样苍白无力。海德格尔被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巨匠，可他的形而上学殊不足以使他拒绝纳粹主义的诱引。张闳在《搬起萨特砸自己的脚》一文里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一位酷爱萨特哲学的大学生冯大兴因杀人罪被判死刑，当时报道称:“诱使其堕落的除了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萨特哲学的信奉。”将杀人归罪于哲学，固然夸大其辞；但另一方面，至少表明哲学也并不妨碍杀人夺命。(直到2004年3月，广西打工仔覃某，仅因小事而杀人报复，他在逃亡之际，也仍带着一本厚厚的哲学专著。)据说在上海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一妓女手袋中搜出三件物事: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批评家朱大可由此将余秋雨散文称为“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性工作者爱读《文化苦旅》，并不能作为余秋雨散文低俗的论据；但至少表明，《文化苦旅》也不能令风月佳人回头是岸，跳出风尘苦旅。在《辛德勒的名单》里，爱乐的德国军官不也仍旧无情地屠戮犹太人吗？
因此，不论本土的国学，或是外域的哲学，都无法承担道德救世的责任。至于促进民族主义、增强政治团结之类的宏大目标，就更是国学不能承受之重了。
以郑家栋事件为视角，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判断:倡导国学，假若目标限于强化知识界的专业学术水准，或增进大众的古典人文素养，那也不无微劳；但若想借此提升国民道德或复兴社会信仰，则不独徒劳无功，更会使国学变成思想上的行尸走肉，教育上的土龙木偶；假如欲图将国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盛世”图腾，那么国学也就更不成其为国学，而沦为花瓶式的文化赝品。须知道，以国学救济道德，并不能真正救济道德，反而更证明了道德的破产；以国学装饰政治，并不能真正美化政治，反而更证明了政治的困境。
国学，一旦当作一种手腕，一种工具，为世态作粉饰，为治道作点缀，那它就真的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口红”了。
(责编：幽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