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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序(未删节稿 )

更新时间  2005-11-10 作者:冯承柏
亨利•鲁斯以新闻大亨而闻名于世,他所创办的《时代》周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美国军队一起来到中国的。抗战期间先父冯文潜在西南联大哲学系任教,我家在昆明一住就是八年(1939—1946)。父亲在美国军队中的朋友,每次来我家都要带上几本新到的《时代》周刊,过期的《生活》画报则在昆明地摊上屡见不鲜。亨利 鲁斯的名字因而印入脑海,挥之不去。1963年开始随杨生茂先生攻美国史。先生为入门者编就的必读书刊目录,就列有《时代》周刊和《生活》、《财富》杂志。先生在讲课时常常提到,新闻报刊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并指出他的美国老师,著名史学家托玛斯•柏利(thomas bailey)就以善于利用当代报刊而闻名。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时代》周刊尚称完整,在期刊室陈列,暇时经常翻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承担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课题。亨利 . 鲁斯基金会被列为美国基金会的研究内容之一。1995年访美时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查阅有关资料,发现鲁斯的手稿已列入目录,但尚未向读者开放。在手稿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我先调阅了已向公众开放的亨利•鲁斯夫人(clare booth luce 1903-1987)的手稿和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 )的手稿,他们在重庆时期活动和有关中美关系的资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曾与同仁们谈起过自己翻阅文档的印象,引起了罗宣女士的研究兴趣。1998年底,她在杨生茂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关于亨利 . 鲁斯与中国的博士论文,我因抱病在床,未能参加论文答辩,至今引为憾事。所幸论文得到了与会专家的好评。即将问世的这本专著就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扩展而成。

罗宣女士是一位严肃认真的青年学者,不为当今的商品大潮所动,坚守学术岗位,锲而不舍,以十年磨一剑之功,终于了却了她的心愿。这十年间,出国攻读学位、结婚、生女,著书立说,走过了人生必经之路,其中干苦、酸辛可想而知。在此书付梓前,我有幸通读书稿,受益匪浅,现将一些零星想法写在下面,供读者参考。

占有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是对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码要求。档案,特别是未经整理、公布的档案资料是最重要的一手资料。从本书所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可以得知,作者较充分地利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手稿部、耶鲁大学斯特林图书馆手稿档案部、神学院图书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的收藏。这就把研究工作放在了全面占有资料的坚实基础上,保证了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可靠性,避免了人云亦云,甚至是以讹传讹。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耐心挖掘,细细品尝,深入分析,还可以于细微处见真情,有所发现,有所突破。使用档案进行学术研究的好处虽然大家都知道,但,在今日中国学术著作中真正下工夫大量使用档案的著作并不多见,这虽然与我国档案开放制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使用档案资料,需要长时间的潜心研究。短期不能奏效。这就使得一些急于求成,心浮气燥的青年学子,望而却步。

中美关系史是一个正在拓展中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已有不少论著发表。有关人物方面的研究,如:蒲安臣、胡佛、史汀生、马歇尔、史迪威、陈纳德、斯诺等人的传记和专著琳琅满目。正如本书作者所说,惟独对本书传主的研究,特别是从中美关系角度的研究并不多见。中文方面的著作阙如。作者完成的这部力作,填补了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人物研究的一个难点是,如何把对历史人物分析、刻画和他或她所生活的时代密切结合起来,换言之,就是如何通过人物来表现特定时代的精神面貌。著名启蒙学者伏尔泰撰写的《路易十四时代》采取的就是这种办法,后来,在美国学的研究中兴起了形象研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代表作如《杰克逊时代》。本书作者将传主放在二十世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美国政局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作者采取的方法不是一般的考察而是对每一个时期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对家庭教育背景的分析用了一节的篇幅介绍美国的海外传教运动。作者在分析了美国海外传教运动的起源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内经济、社会、政治变革之后,指出:

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扩张的急先锋,许多传教士认为,美国的“边疆阀门”并未关闭,美国本土的西进运动虽然结束了,但越过太平洋,新一轮的西进运动才刚刚开始。他们自己是美国超太平洋西进运动的先行者,中国是有待他们开发的新边疆的一部分。

美国海外传教士,为了证明他们行动的合理性,对特纳著名的“边疆学说”加以发挥,将他们的传教活动自觉地纳入了美国的海外扩张活动,以取得美国商人和政府的支持。而不是强调纯粹的宗教目的,这是颇令人玩味的。针对中国社会转型,

一位ymca的领导人曾这样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知识革命,这一变革为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在变幻不定的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一定有机会影响中国未来的进程,让上帝帮助我们使中国充满基督思想,基督精神和基督的影响。”当然,首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起基督教教育体系,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关键。”

正是在经济目的和宗教目的相结合的历史背景下,大批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开始大批拥入中国。鲁斯的父母也是在这一高潮中,投身于向中国传教的事业。

这就把鲁斯父母来华传教的背景,明白无误地作了交代。作者用下面一段话,说明了鲁斯出生的中国环境:

鲁思义夫妇刚来到中国的头几年,适值英、俄、德、法、日等强国群起瓜分中国,各种变乱的因素都躁动于社会内部。先是鲁西地区两名德国教士被戕,德国人趁机占领胶澳(青岛),继而是一百天的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皇帝遭软禁。全国上下,一股反洋仇洋的情绪在滋长。到1900年春,这种仇恨情绪达到了顶点。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与洋人作对,使所有在华的外国人惶惶不可终日。在这样的环境中,鲁斯降临人世。

亨利 . 鲁斯是《美国世纪》的始作俑者。作者扼要地说明了《美国世纪》提出的背景,她写道:

战争是人类的人为灾难,它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之大、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破坏力之强,难以言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意、日崩溃,英、法衰落,苏联付出巨大的代价,但美国是个例外。美国置身战争之中,但本土远离战火,成为唯一一个本土未受战争摧残、生产未遭破坏的国家。不仅如此,战争解决了“新政”未能解决的严重经济危机问题。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40年的770美元猛增至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将近人均1600美元1。到二战后期,美国完全摆脱了经济危机,步入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良性循环,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更提高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美国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强大,似乎印证了鲁斯在美国参战前所预言的“美国世纪”已经到来。(p.34)

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作者观察细腻,描绘到位。鲁斯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中国情结是鲁斯生涯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作者既分析了出生在中国对与中国情结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又指出了这是一种带有美国人优越感的情节,一种救世主对子民的情结。它不是一种平等的,而是以上临下的感情,说得尖刻有点奴隶主对奴隶父权的(paternal)味道.加尔文主义和酷爱美国在鲁斯的成长过程中和一生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传教士家庭和远离故土的环境使鲁斯的爱国情结变得比本土的美国人更强烈,正是这种特殊的情况使他在本土生活和在他的出生地,都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即边缘化的感觉。牢牢地把握住了传主区别于一般美国人的独特之处。

不囿于我国传统的对鲁斯的评价,强调鲁斯对中美文化教育交流,以及我国抗日战争和二战所做的贡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采取了全面、公正的态度,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

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抗日战争的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肯定正面战场的作用。从整体而言, “国民政府部署部分军队留置敌后作战,但主要是在正面战场作战,不管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都不断抗击日本侵略军直至战争结束。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处于主体地位。这应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二十年来关于我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之新动向送交者: february 19, 2005 07:30:31: 中国军事天地: http://www.excitecity.com/china/chat/military)从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出发,本书传主从新闻报道和物质援华等方面都作了很多工作,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所有这些都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作者在结论中说“客观地说,鲁斯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胜利是有一定贡献的。”(p.208),此结论,毫无疑问是公允的、正确的。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应该纪念鲁斯在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中和动员美国政府和人民援华所做的杰出贡献。

第二次大战期间着重报道亚太地区情况的美国报刊至少还有《太平洋事务》、《美亚杂志》、《远东概览》、《密勒氏评论》等。从这些报刊的政治取向看,《美亚杂志》的主编菲利浦 贾菲(philip jaffe)与美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中国方面报道的组稿人是美共中国局的创建人冀朝鼎。对于八路军、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和边区建设多有报道,对国民党的扶蒋反共政策和贪污腐败有尖锐的批评,是一家左翼刊物。《太平洋事务》是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的学术刊物,有专职的研究人员,政治上中间偏左,麦卡锡时代主编拉铁摩尔受到迫害。与这两种刊物相比较,《时代》周刊的观点,显然要保守的多。但发行数量和对美国公众的影响,要比前两种大的多。

鲁斯的“中国情结”,是一个可以扩展的研究领域。在中美关系和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可以列举出不少怀有“中国情结”或“中国恋情”的美国人。而中国方面也不乏具有美国情结的中国人。本书提到的美国著名作家约翰 贺希(john ruchard hersey, 1914-1993)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他的家庭背景与鲁斯相同,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十一岁才回到美国。1985年出版了题为《召唤》(the call )的历史小说。描述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传教经历。小说以大量的档案为依据,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 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小说的主人公,戴维 特瑞德阿普(david treadup)的原型之一就是他的父亲(roscoe monroe hersey)。小说中皈依基督教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林福臣(lin fu-chen)是以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为原型,南开中学在小说中改名为北开中学。小说对于张伯苓弃武办学和皈依基督教的过程有很生动的描写。小说还触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蒋介石和冯玉祥。这部小说问世后,反响热烈,著名中国史专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誉之为贺希“写作生涯中令人艳羡和创意的顶点。”许多中学将该书列为中学生的必度读书目,至少有三种导读出版。

除了贺希,现代派诗人庞德(erza pond)对中国的古典诗歌和方块字的迷恋,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他不但编译了诗经(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出版了我国唐代诗人的诗作,而且在他的名作《诗篇》(the cantos)中,不惜篇幅,大量引用中国儒家经典, 汉字也每每间杂其中,蔚为奇观。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锺,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魂系梦绕,他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新编中国史》书稿交给出版社。美国芝加哥费尔德博物馆的汉学家劳费尔(brtholf laufer,1874-1934)曾多次到中国和周边地区访问和收集古器物,他的伊朗中国篇、汉代的陶器为现代美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约瑟夫 洛克(joseph f. rock 1886-1962)原来是一位植物学家,受美国农业部的委托,到我国云南收集植物标和种子,迷上了纳西族创造的象形文字,在丽江居住了二十七年,发表阐释东巴文化的著作多种,包括一部东巴文-英文大词典。使丽江古城和纳西族闻名遐迩。至于作家斯诺终其一生,忠实地报道中国革命和建设更为世人所熟知。这些都说明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一直在吸引着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目。

“情结”一词的心理学含义是,“对思维和行为模式有制约作用的一组具有强烈感情特征的相关思想或记忆。”(参阅牛津插图词典)“情结”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多种思绪、情感的交叉。具有明显的偏好与指向。在上面提到的美国人各式各样的中国情结中,共同之处都在与它们都是两种文化碰撞的产物。庞德、劳费尔和洛克是以仰慕的心情,赞赏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古典文明和东巴的。斯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充满了同情。鲁斯的“中国情结”与贺希、费正清的“中国情结”,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切入点,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深深地扎根在美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的。他们都是在充分肯定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前提下,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审视中国文化的。他们的共同愿望是用美国的模式改变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西化”、“美国化”、“现代化”。总之,他们身上的美国文化的积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文化交往中,以平等的态度还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中国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问题的关键。其后果根本不同。庞德从中国古典文化和方块字中吸取了有益的因素,建立了现代诗歌中的意象征派。

洛克的著作为东巴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我个人以为文化交流中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人类学经常谈到的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alism),或民族优越感。它的另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民族自卑感。族群中心主义可以发展为文化霸权主义,民族自卑感则容易走向导至民族虚无主义。无论哪一个都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族群中心主义种文化中都存在着族群在美国方面表现的最突出的就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那种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说和使命(mission)观。19世纪的“天定的命运”,20世纪的“美国世纪”说,和二战以来最为流行的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的论点,皆源于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军事实力多么强大,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以世界的领导者自居自许的态度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持有这种态度就很难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更有甚者,就是那种非我莫许,强加于人的态度,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最现代化的制度,是全世界的榜样。不跟着美国走,就是保守派,就是原教旨主义,就是不搞现代化,不尊重人权,这就不是族群中心主义而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族群中心主义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在美国决策层、领导层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布什总统第二任就职演说有这样一段话:

“从建国那一天起,我们就宣告: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尊严和独一无二的价值,因为他们居有与创造天地的神一样的形象。世世代代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人民自我管理的必要性,因为没有什么人适合于做主子,也没有什么人就该做奴隶。正是为了推行这些理念,我们才创立了自己的国家。这是我们祖辈的光辉成就。而现在,推行这些理念,是我们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时代的召唤。”

他这篇演说的主旨就是要把独立宣言所系统表达的美国式民主、自由思想推广到全球各地。在演说结束时布什说:“在独立宣言首次在公共场合宣读而“自由钟”当当作响的欢庆时刻,一位见证者这样说到,“它响得好像通人情似的。”今天,“自由钟”的当当作响仍然深具意义。美国,在这世纪之初,在全世界,向全世界人民宣扬自由。我们已经重整旗鼓,经历了考验,更加坚强。我们将取得自由事业上最伟大的胜利。这同鲁斯在鼓吹的“美国世纪”时所说的,“我们的决策不仅会影响整个美利坚民族的生活,而且将决定整个人类的未来。我们肩负的就是这样的重任。”并无二致。

由此可见,研究鲁斯的目的,不仅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在美国新闻史和中美关系史上有过起过重要作用,有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可能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解历史人物,来解读现代的美国政治家和新闻媒体,从他们身上,可以找到他们和鲁斯一样的误解和误导世界的共同历史根源。

1. 美国统计局:《美国统计概要:2003年》(bureau of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s.: 2003),《简明历史统计》(mini-historical statistics)部分,“表hs-33. 部分人均收入和人均产值:1929年至2002年”(no.hs-33. selected per capita income and product items in current and real dollars: 1929 to 2002),华盛顿:政府文件印刷局2003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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