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聚国:一部研究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历程的力作——评王恩铭《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

在美国独立和建国之初，自由、平等、民主和正义等原则被写入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理想和基石。然而纵观美国历史及其当代社会，我们不难发现，在其表白与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其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关系问题正是其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的一种集中体现。正如美国学者卢瑟·利德基所指出的：“在美国文化当中最为持久的矛盾，也许就是个人自由、平等、机会和正义的官方信条，与事实上而非法律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同时并存。”[1]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也承认，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是美利坚共和国历史上“对美国信条的最大偏离”。[2]<?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美国独立革命以来，民主、平等和自由的理想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黑人前赴后继，不断地为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而呐喊，而斗争，不断向世人昭示这种奴役和自由的悖论、民主理想和种族歧视现实的矛盾，使美国人“不能忘却这个问题”，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3]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的黑人领袖。他们为争取黑人的自由、平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而上下求索，为维护非裔美国人的尊严而不懈努力。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王恩铭教授的新著《美国黑人领袖及其政治思想研究》，选取了美国黑人历史上的的六位具有代表性的领袖，以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内容为焦点，以揭示非裔美国人政治思想演变的过程与特点。[4]

一

对黑人领袖政治思想的研究是美国非裔美国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王教授在论著中选取的六位黑人领袖包括：内战前后以及重建时期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布克·华盛顿、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发挥重要影响的w·e·b·杜波依斯、20世纪20年代的马库斯·加维、20世纪50至60年代领导民权运动的马丁·路德·金以及20世纪60年代深得城市聚居区下层黑人民众拥戴的马尔科姆·爱克斯。这六位领袖活跃的时期跨越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扮演着美国各个历史时期黑人群体政治代言人的角色”（王恩铭，前言第3页）。[5] 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这100多年中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种族关系的变迁以及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发展的历程的理解。

围绕上述六位黑人人领袖，美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撰写了众多专著和论文。如何吸收和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并在尽量利用有关六位黑人领袖的一手文献的基础之上，撰写出具有一定新意的论著，将他们的政治思想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是中国美国史学者的一项学术责任。多年来，中国学术界也确实涌现出一些相关成果。[6] 然而，把六位著名黑人领袖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比较，显然在中国国内尚属首次。其实，在美国学术界，这也是非常少见的。这种写法显然可以避免研究单个的黑人领袖的局限性和割裂黑人历史进程的弊病，有助于读者整体把握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史的脉络。

本书的框架一目了然。除了前言和结语外，六位黑人领袖独立成章。而每一章又分为四节，其中前两节分别介绍六位领袖走上历史舞台的历史背景和他们的个人生平，以揭示每位黑人领袖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而在后两节中，作者具体分析了每一位黑人领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演变过程和特点，并对其利弊得失和积极以及消极影响进行了评价。在分析六位黑人领袖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上，作者在结语中揭示出了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主要脉络和基本走向。

王教授的大作框架的建构比较合理，对六位领袖政治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利弊以及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脉络定位准确，分析鞭辟入里，画龙点睛式的精彩笔墨随处可见，不胜枚举。下面就本书的主要特点进行评介。

首先，作者很好地把握了黑人领袖、乃至不同时期黑人政治思想的变化。在从内战前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社会和黑白种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而黑人摆脱了奴隶制的枷锁，又陷入了种族歧视的网络和种族隔离的藩篱，从奴隶身份，变成了“二等公民”。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历程必然会反映这种变化。作者写道：“伴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和美国社会政治力量的消长，美国黑人的政治思想也随着发生变化，使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前言第2页）在黑人政治史上，有时黑人民族主义比较突出，有时融入主义占主流；有时“妥协式政治”占据主导地位，如在布克·华盛顿时期；有时“法律斗争方式”占据主流，如在1909-1954年间；有时“道德斗争方式”比较突出，如在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直接行动时期。当然，一些黑人领袖的政治思想中同时具备了这些因素（参见第17-31页分析）。作者也充分注意到了不同黑人领袖本身思想的变化。如注意到了杜波依斯从学者到社会活动家的变化，从希望到幻灭的思想历程，马丁·路德·金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变得越来越激进，指出马尔科姆·爱克斯最终改变了毫无理智地仇视一切美国白人的做法，等等。

其次，作者对每个黑人领袖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有着比较准确的定位，提出了比较新颖的观点。如作者认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政治思想的四方面重要组成部分是：强烈的宗教道德观，法律至上主义，妥协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第20-37页）。作者认为布克·华盛顿政治思想的特点是妥协主义，一方面呼吁黑人停止争取政治权力的努力，以免激怒南方百人，另一方面，劝告黑人耐心等待。他认为“通过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勤奋的工作态度和基督教人格的塑造，美国黑人终将获得美国宪法赋予每个美国公民的各种权利。”（第65、73页）关于杜波依斯，作者认为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黑人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第119-134）。作者认为贯穿于马库斯·加维政治思想的主线是他“以泛非主义为中心的黑人民族主义”（第181页）。马丁·路德·金最突出的思想因素是他的非暴力抗议思想、基督教现实主义思想和融入主义（第226-234）。而马尔科姆·爱克斯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他的黑人民族主义和自卫与暴力反击的思想（第265-675页）。

再次，作者在全书许多地方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使读者对黑人领袖政治思想的异同一目了然。如对道格拉斯与马丁·路德·金宗教道德观的比较（第23页），对道格拉斯与布克·华盛顿政治风格的比较（第45页），对布克·华盛顿与杜波依斯的个人性格、教育经历以及政治思想分歧的比较（第110-111页），对杜波依斯的民族主义和加维的民族主义比较（第168页），对马丁·路德·金的正义观与马尔科姆·爱克斯的正义观的比较（第274页）以及对加维和马尔科姆的黑人民族主义的比较（第283-284页），等等。通过比较，黑人领袖们的不同特点跃然纸上，会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四，作者既注意到了黑人领袖们政治思想的分歧，也注意到了他们着眼的共同目标，既分析了他们政治思想的积极影响，也探讨了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作者指出，尽管不同时期的黑人领袖在政治思想上常常相左，甚至发生严重冲突，但是他们在争取黑人的自由、平等和作为人的尊严的目标上是一致的（第293页）。有关布克·华盛顿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作者指出它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它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使白人对黑人多了一份尊敬，而且还使黑人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看到了黑人经济自立、生活改善的希望。这对发展黑人经济，尤其是对培养和扩大黑人企业家队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第84页）在肯定杜波依斯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作者指出他常常因为过于自信而固执己见，听不进甚至排斥他人的意见，造成黑人组织之间以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内部时常发生冲突（第138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冲突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单纯从杜波依斯的个性方面查找原因。在肯定加维政治思想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作者认为“从极端角度来看，加维的种族观点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变相的种族沙文主义。”(第183页) 作者指出马丁·路德·金政治思想的局限性：他在看待美国种族关系时，主要从基督教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角度来考察，而不是社会制度本质和人类文化偏见等多视角进行分析和批判，使他对美国种族关系的认识和分析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而不能触及其本质性的根源；他对美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也使他不可能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深刻的揭露（第238页）。在书中，作者还指出马尔科姆的以暴抗暴的思想使民权运动失去了白人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而其对黑人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也损害了其作为领袖的形象（第284-285）。这种分析方法比较公允，有助于读者对于美国黑人领袖的政治思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五，作者在分析各个黑人领袖的政治思想和回顾整个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之上，勾画出黑黑人政治思想史的两条主要脉络­­————一条是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另一条是融入主义思想；其中融入主义在美国黑人政治思想中一直占据着主导性地位。“融入主义思想在美国黑人心目中可以说是一把永不熄灭的火焰，或旺或文地始终燃烧着。”作者认为融入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之间如同‘阴’、‘阳’二元对立统一体，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王教授还敏锐地观察到，黑人民族主义与融入主义之间并未存在着泾渭分明的界线，民族主义“可能转化成要求白人社会承认黑人平等公民权的欲望，并由此而引向融入主义观念。”作者写道：“除了极端的民族主义之外，大多数黑人民族主义口号的后面，都常常隐藏着一个强烈的欲望，即希冀在美国获得平等地位，与其他民族一起分享美国的一切。”王教授接着分析了黑人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二元对立矛盾”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白人社会对黑人的严重歧视和拒斥造成了黑人的“二元身份”。“黑人的美国人身份要求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做社会的一员，而他们的黑人身份则要求他们保持黑人的民族特性，不忘黑人的民族本色。”融入主义源于黑人政治领袖与民众对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等等制止理念的笃信，而黑人民族主义常常产生于黑人领袖或民众对改善自身处境、获得真正平等的悲观态度。“当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形势有利于黑人融入美国社会时，融入主义便成为某一历史时期黑人政治思想的主流观点。反之，当白人社会拒绝或排斥黑人时，民族主义或民族分离主义就会成为某一特定时期黑人政治思想的主导思想。”（第313-317页）抓住了黑人这种“二元对立矛盾”，也就抓住了理解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史的关键。这是本书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最后，作者对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史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他写道：“只要美国社会的种族界限黑白分明，种族偏见阴影不散，那么，黑人就将继续在融入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寻找他们政治斗争的支撑点。”（第318页）这种见解立足于王教授对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史的准确把握。可谓“鉴往可以知来”。

世界没有完美的事物。如果非要找点本书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作者可以在原始资料上再下些功夫。如赫伯特·阿普特克编的35卷本《杜波依斯出版著作集》、路易斯·哈兰编14卷《布克·华盛顿文集》以及克莱伯恩·卡森编的《小马丁·路德·金文集》（目前已出版5卷），使用的还远远不够。另外，作者虽然注意到了黑人领袖们思想的变化，但对变化的原因分析似乎还不深入。最后，对五大黑人领袖的比较分析还可加深，也同时注意他们与他们各自时代的地方性黑人领袖思想的互动。

二

读了王恩铭教授的大作之后，我深受启发，促使我对美国黑人领袖在争取自由平等的漫长道路上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

一、黑人领袖对“黑人问题”产生之原因的认识。在美国历史上，黑人遭受奴役、歧视和隔离并因此造成他们在经济上贫困、在教育文化上落后和在人格上缺乏自信和自尊，构成了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白人种族主义者一直宣扬美国黑人是一个在道德、教育和文化上的劣等的种族，不配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他们把“黑人问题”形成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黑人一方。道格拉斯和马丁·路德·金认为，白人应对“黑人问题”的形成负主要责任。道格拉斯指出，所谓“黑人问题”(negro problem)是一个错误的叫法。他说，南部问题不是“黑人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国家问题”。它是白人未能践行其在《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基督教中所宣扬的原则所造成的。白人之所以称之为“黑人问题”，是要推卸责任，是要“把一个属于这个国家的职责放到黑人种族的肩上。”他认为白人必须清除他们中间的种族偏见，公正、仁爱地对待黑人，问题自然就能解决。[7] 马丁·路德·金指出，要回答黑人问题的来源，仅仅研究黑人自身、黑人聚居区、黑人的历史、黑人的个性和黑人的文化是不够的。有关黑人劣等地位的答案从根本上说不在黑人世界，而在白人世界。[8] 金评论说，白人美国必须对黑人的劣等地位负责。是美国白人社会根深蒂固的的种族主义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残疾”，造成了这个国家“道义的和精神的饥荒”。[9] 而布克·华盛顿认为，美国黑人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黑人民众中间普遍存在着贫困、无知和犯罪现象，只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使黑人培养勤劳、节俭、自制等基督教品格，获得知识和实用技术，努力发财致富，重塑黑人形象，赢得白人尊重，这样，白人就一定会赐给黑人一切应有的政治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美国的黑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用他本人的一句话说：黑人只要拥有“智力、财产和品格就能解决公民权问题”。[10] 杜波依斯和马尔科姆·爱克斯认为白人和黑人对于黑人问题的形成具有同等的责任。杜波依斯写道：“黑人宣布肤色偏见是他们状况形成的唯一原因，或者南部白人回答说他们的社会状况是偏见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两方面互为原因，相互作用，改变任何一方都不能带来所希望的效果。两方面都必须改变，否则任何一方不会有多大改善。”[11] 马尔科姆一方面谴责白人种族主义者，一方面批评黑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病态”：在政治上缺乏团结，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在文化上接受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基督教文化，逆来顺受。[12] 加维很少直接分析“黑人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他把黑人获得自由和自尊的希望寄托于流散于世界各地的黑人自己迁移到非洲，建立一个独立、强大而自由的非洲共和国。

二、黑人领袖们都认识到黑人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性。由于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美国黑人民众一直身陷贫困的泥沼，难以自拔。这一方面关系着他们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白人种族主义者常常以黑人的贫困为借口歧视黑人，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利。为此，黑人领袖们都普遍强调黑人摆脱贫困、实现经济独立的重要意义。在内战前，道格拉斯鼓励黑人要学习一技之长，尤其是要学习一些机械技术和农耕知识，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13] 为此，道格拉斯等内战前的黑人领袖曾一度争取建立一所黑人职业技术学校。但由于缺乏资金，最后不了了之。后来的华盛顿更是强调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教给农业和机械技术，以便他们能够实现经济独立，赢得白人的尊重。杜波依斯从19世纪末就开始倡导黑人的生产和消费合作。[14] 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杜波依斯深刻地认识到：政治权利和政治力量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黑人只有拥有了经济力量，才能彻底摧毁种族屏障。[15] 加维告诉黑人民众：一个种族要获得拯救必须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独立，否则只能沦为他人的奴隶。[16]从1964年开始，金开始关注黑人的贫困问题，尤其是北部城市黑人聚居区的贫困问题。[17] 马尔科姆也主张美国黑人应尽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企业，应尽可能地惠顾黑人的企业，雇佣黑人工人，培养为自己做事的能力。这是黑人美国人赢得尊重和平等的惟一途径。[18]

三、黑人领袖的阶级分野。道格拉斯、布克·华盛顿和杜波依斯通过个人努力，从社会下层跻身黑人中产阶级，马丁·路德·金直接出生在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而加维和马尔科姆都出身于下层黑人，而且一直处于城市聚居区黑人社会的最底层，完全是城市聚居区下层黑人民众的代表。不同的个人经历、社会地位和处境，使他们对种族问题的感受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解决种族问题的策略常常发生冲突，他们在黑人民众中间的影响和反响也各异。华盛顿与杜波依斯的矛盾与分歧众所周知，反映了融入主义策略上的分歧。加维与杜波依斯曾经在争取黑人平等的策略上产生严重冲突。加维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杜波依斯等人是“黑人最大的敌人”。他们把黑人引向“永远都无法实现的平等之梦”，同时使黑人忽视了“真正的目标”[19]。而杜波依斯在肯定加维认识到全世界黑人团结合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批评加维的迁移非洲计划“是危险的、欠思考的和不切实际的” [20] 。1963年以后，金的融入主义和非暴力策略遭到了马尔科姆等人的反对。金说他对马尔科姆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他能够指出问题的根源。但是，他不能同意马尔科姆的许多政治思想。金希望马尔科姆少谈暴力，因为暴力不能解决黑人所面临的问题。马尔科姆表达了黑人的绝望情绪，但不能提出任何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对他自己以及黑人民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1] 金认为马尔科姆是白人仇恨和暴力的产物，是产生于贫困、不公正和压迫的绝望情绪的受害者。[22] 加维和杜波依斯的分歧、以及金与马尔科姆之间的分歧反应了黑人历史上融入主义和分离主义之间的斗争，反应了下层黑人领袖和黑人中产阶级领袖之间的矛盾。尽管上述五位黑人领袖的思想中都具有黑人民族主义的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在加维和马尔科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四、黑人领袖的国际视野。道格拉斯和布克·华盛顿基本上一直将目光集中于美国国内的黑人问题，从美国国内和黑人自身寻求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途径。而从杜波依斯开始，美国的主要黑人领袖都开始具备一种国际视野。他们把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视为国际上的种族问题的一部分，在从国内探寻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思路的同时，注意从国际视野来反观美国的种族问题，或者试图利用国际的压力，迫使美国解决黑人问题。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杜波依斯认识到：美国黑人问题是世界范围的种族问题（表现为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的一部分。美国国内的黑人，人权得不到保障，是因为亚、非、拉等广大地区有色民族的人权遭到欧洲殖民大国的肆意践踏。因此，不解决世界范围的白人和有色种族的关系问题，美国的种族问题永远也不会得到解决。于是他呼吁亚、非、拉有色种族和民族团结起来，向欧洲大国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共同为他们自已，也为全人类建立一个美好的新世界。[23] 这种认识构成了杜波依斯泛非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的基础。[24] 加维号召全世界黑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强大、独立而繁荣的非洲共和国的思想，显然也具有国际视野。马丁·路德·金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了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这使他认识到，美国的种族危机是世界种族危机的一部分。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世界范围的“自由革命”（freedom revolution）(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25] 1964年马尔科姆访问非洲诸国和中东，也促使他具备了国际视野，把美国黑人视为世界非白人的一部分。[26] 美国黑人应该与世界各地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把美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上升到争取人权的国际斗争的水平。[27] 杜波依斯和马尔科姆都曾寄希望于联合国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政府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

五、从总体上说，黑人领袖对种族主义根源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能够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挖掘种族主义的根源。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爆发之后，杜波依斯开始认识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弊病。他指出，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和非人道的特点”，在于它的经济生活缺乏计划，而且以私人赢利为目的。[28]这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悖论：在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日益深入、生产和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却有好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房不遮寒；[29] 要消除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社会贫困，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美国的经济制度，彻底改造美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30]“二战”以后，杜波依斯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去了信心。他逐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黑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平等和自由，也不可能走出贫困和无知的深渊，因此他认定黑人的唯一出路在于在经济制度上走“社会主义”道路。马丁·路德·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也开始认识到美国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缺陷。他认为，现代美国社会对利润的追求和对财产权的重视高于人权，造成了美国的“三大痼疾”：种族主义、极端的实利主义和军国主义。金呼吁美国进行一场“彻底的价值观的革命”，从一个“以物为本的社会”（thing-oriented society）转变成为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person-oriented society）。[31] 1964年出访中东和非洲以后，马尔科姆开始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寻找种族主义和黑人问题的根源。他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1964年5月，马尔科姆·爱克斯指出：“这个国家的制度无法产生美国黑人的自由……对于一个相信资本主义的白人来说不相信种族主义是不可能的。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没有种族主义”。因此，黑人必须对美国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32] 后来的美国历史表明，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确实发生了一场革命，为当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