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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利:书为媒、史为鉴——《老师的谎言》获奖感言

更新时间  2011-12-26 作者:马万利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荣获中国教育报“2010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前十名中之“最具潜质奖”,作为译者,倍感欣慰。去年9月,我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有机会与作者近距离接触,对其书其人,又多了几分感慨。

首先我感到,这样一本针砭时事的书籍在美国能卖到100万册,还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中译本今天也能够获此殊荣,这都反映了时代的宽容和读者认识水平的提高。

《谎言》在美国的成功恰恰表明,作为民主国家,美国最大的优点不在于没有谎言,而在于允许戳穿谎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谎言是言论自由的产物甚至标志;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戳穿谎言更是言论自由的结果甚至要求。作者詹姆斯·洛温(James W. Loewen)调侃说,“资本主义引以为豪的一点就是,到处都有愿意出版任何书籍的出版商,只要他们能从中获利。”

三年前,经清华大学刘北成教授引荐,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青豆书坊女主人苏元女士把这本书的07年和08年的英文本送给我,让我翻译。在翻译过程中,我一直有两个隐忧:第一,“老师的谎言”这个书名是不是太刺眼,会不会触动人们一直以来的神圣化“老师”观念;第二,中译本读者会不会误解作者和译者的意图,用这本书来厚己薄人。

2009年中译本问世后,很快引起社会关注,一些重要网站和报纸都予以了报道。在与一些媒体的接触中,我感到,时代宽容了,人们开始注意谎言,人们被允许对它们发出不同程度的批评声音。我甚至隐约感到,一种重读历史、揭露谎言的潮流,正在来临。

一些读者的反应也让我意外地高兴,读者的认识水平比我想象得高。他们虽然奇怪美国的历史教科书里竟也有谎言,但很少人以此沾沾自喜地讥讽美国的民主及学校教育水平。他们在震惊之余,很快冷静地认识到,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也需要一本这样的书。在这里,“以史为鉴”又多了一层“互鉴”的意义。

其次,以书为媒,我与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比较与对照中,又多了一些对人生与历史的体会。

承译在世作家的著作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与作者本人直接对话。在翻译此书过程中,我随时就本书的内容及翻译问题向作者发电子邮件讨教、求助,作者一一及时、耐心地予以答复,并且表示“欣赏”我的问题,希望有机会面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但我与作者还曾有过一段误会。我曾邀请洛温为中文读者写一篇中译本序言。洛温一开始婉言谢绝,理由是可能没有人愿意出版自己的“刻薄”言论,并且要求,自己的文字不能被做任何删改。我赶紧向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出版自由以及读者的思想解放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可是,当我收到洛温寄来的中译本序言时,我犯难了——这个序言言辞太激烈了,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我只好不顾自己先前的承诺,硬着头皮恳请作者能否运用“伊索文体”(Aesopian),把序言的内容与措辞修改得委婉一些。作者的不快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后来,作者还是做了一些修改,只不过,仍很难让我们“满意”罢了。

当得知我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做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后,作者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去他在华盛顿特区的家中作客。我也早有此意。于是,今年的万圣节,在洛温的接待下,我们在华盛顿度过了三天两夜难忘的美好时光。

洛温的家位于华盛顿郊外。令我们诧异的是,他的家并没有显出美国中产阶级的那种富足。我们的客房在二楼,这一层简直就是个图书馆。洛温先生是个热情而精力充沛的人,每天晚睡早起,退了休的人了,还总是那样孜孜不倦地奋斗在电脑前。洛温太太一看上去就是个慈祥的好人,总是用很慢的英语招呼我的妻子和儿子。洛温先生有个大家庭,我们到达的第二天是星期六,他的新婚儿子、儿媳妇,以及女儿、外孙女,都或远或近地赶来与我们一起吃早餐,两家人还一起合影留念。老两口还从宠物学校领养了一只导盲犬,名叫“乔伊”。这家伙英武、聪明、淘气、训练有素,令我儿子至今念念不忘。不幸的是,一次散步时,乔伊看见心仪的女伴,突然狂奔过去,洛温太太未及脱开腕上的绳套,被拖倒在地,摔断了三根肋骨,至今行动不便。但尽管如此,老两口仍对乔伊怜爱有加。

我没忘记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向作者就中译本序言道歉。但洛温先生是一个随和的人,而且极富幽默感。实际上,或许是由于相识已久,在相处的两三天里,《老师的谎言》并不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我们倒像故友重逢,只话渔樵了。

星期六的晚上,洛温先生陪同我们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看舞台剧。我们惊叹,这个举世闻名的艺术中心,居然几乎每晚都有公益性演出。我们观看的剧目叫 Locomotion(我愿意译为《驿动》),讲述的主角是是一个名叫“朗尼”的11岁男孩(与我儿子同龄)的故事。这个有思想、有创造力、爱听“拉普”(Rap)的男孩,经历了双亲在一场火灾中逝去的阵痛后,最后在寄养中心重新树立了对自己的信心。这个剧目有11个角色,但自始至终只有三个演员;更有意思的是,我儿子的英语不比我强,但理解得比我透彻,散场后居然与洛温煞有介事地一问一答评论起来。

洛温没有到过中国,只在今年上半年到过越南。他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红色”的想象中。星期天早餐后,我给洛温讲了我的一件陈年往事。很多年前,还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一天早读课上,班主任走进教室,让全体同学拿出语文课本、墨汁和毛笔。老师让我们跟随他将书翻到某页,用颤抖但坚定的语调说“撕掉!”我们全都愕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亲眼看见老师已撕下一页后,也就跟着做了。我心里还叨咕:“平时不让我们撕书折大炮(一种将纸折成‘大炮’赌输赢的儿童游戏),今天自己带头撕起来了。”接下来,老师又命令我们,翻到某某页,从第几行到第几行,用毛笔涂掉。我们又都跟着做了。这件事,发生在高湖小学,一所普通的农村小学,那一年是1978年,上头指示,清除课本中“四人帮”的“谎言”。

当然,洛温也知道,中国经济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些中国人现在很有钱。他用很慢的英语,与我儿子做了一个数学游戏:比尔·盖茨会捡地上的几美元?答案是,盖茨先生每秒钟赚100美元,那么他是不会花两秒的时间,去弯腰捡一张百元大钞的。经济的背后是文化,他担心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会积淀了过重的谎言;他希望中国的经济成就不会由于文化的因素而前功尽弃。他知道我在大学里教历史,向我挑战:他期待看到一本《老师的谎言——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还开玩笑说,只要有人愿意写这样一本书,他不介意书名的侵权问题。

临近中午,我们与洛温夫妇辞别,洛温太太对我的孩子乐呵呵地比划着说:“等你长这么高了,希望还能在美国见到你,我会围着你们送的围巾迎接你们。”洛温先生也说:“Boy,照顾好你的妈妈。”——多么细腻的长者,我很难将他与“惊世骇俗”(horrifying——《丹佛邮报》书评)的谎言斗士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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