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

《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

作者：[美] 韩洁西

译者：史可鉴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

18世纪下半叶，受到亚当·斯密“自由贸易”经济思想的催动，三个同名为“乔治·史密斯”的苏格兰商人，在高额利润的引诱下，绕过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在印度洋海域上掀起了一场商业风暴，最终造成了一场金融危机，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最终引发英帝国对亚洲的入侵与殖民。

本书透过三位史密斯先生极其代表的“散商”群体，展示了大英帝国在全球扩张的内部运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他们以自己的商业活动填补了东印度公司在亚洲贸易中出现的金融缺口，并与伦敦的政治高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甚至通过这种政治联系将他们在远东的贸易需求转化为国家的政治议程，推动了英国首个访华使团的成行，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线。

韩洁西（Jessica Hanser），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她的研究关注17—19世纪间中国与英国的交流史、贸易史，并从全球史、微观史的视角考察早期现代的中国与世界。

译者：

史可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边疆的社会经济史、早期现代东亚海域的知识、技术与博物学。

中文版序言

序  言

乔治·史密斯大事记

导  言

第一章　茶与金融

第二章　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

第三章　广州的乔治·史密斯

第四章　金融危机

第五章　孟买的乔治·史密斯和“休斯夫人”号事件

第六章　出使中国

结  语　三位乔治·史密斯的遗产

18 世纪货币单位换算表

注  释

参考文献

索  引

邓达斯与反垄断的苏格兰散商及其朋友的亲近应该不足为奇。虽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邓达斯“并非相信东印度公司垄断的终结将对国家有利”，但最近的研究表明，邓达斯对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态度反而很明确。邓达斯（和首相皮特）希望尽快结束东印度公司对亚洲贸易的垄断。根据邓达斯传记的作者迈克尔·弗赖伊（Michael Fry）的说法，邓达斯意图颠覆公司的垄断。“到目前为止，只是政治环境迫使他容忍一个比他理想中所希望的更强大的公司”。不过，通过零打碎敲的解决方案，邓达斯已经开启了让公司最终“自我崩溃”的进程。他会乐见此事发生。

邓达斯的帝国愿景无疑是受到了另一位举足轻重的苏格兰人的影响，他就是亚当·斯密。邓达斯不仅读过《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于1776年），而且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邓达斯家的座上宾。1787年，邓达斯向亚当·斯密保证：“你会有一间舒适的房间，由于事务轻松多了，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时间和你探讨你所有的书。”首相皮特甚至要求所有邓达斯家里的宾客都要等到斯密就座后方可落座，“因为他们都是斯密的学生”。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画面：英国最有权势的政客们充当着亚当·斯密热切而恭顺的学生。历史学家艾伦·弗罗斯特（Alan Frost）认为，在皮特掌权后的1784年，其政府的主要成员“开始本着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来处理商业问题”。事实上，“按照亚当·斯密的主张来推行英国贸易的自由化，令邓达斯痴迷不已”。邓达斯是一个精明且务实的政治家——他知道跟东印度公司打交道要小心谨慎——他对大英帝国有着清晰的构想（vision），至少从长远看，这一构想中不会有垄断公司的一席之地。

和亚当·斯密一样，广州的乔治·史密斯既是苏格兰人，也是自由贸易的拥趸。他同样为邓达斯对大英帝国未来的思考建言献策，特别是在中国贸易方面。和比他更有名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也在邓达斯在温布尔登（Wimbledon）的坎尼扎罗庄园（Cannizaro House）多次受到款待。由于他在中国的“当地经验”丰富，广州的史密斯热心地充当了邓达斯的顾问。他提醒邓达斯，“唯一能够提供真实消息的人是那些货监……以及一些有见识的东印度船船长”。在邓达斯会见东印度公司领导的前一天，广州的史密斯提出了合理的怀疑，“只有一两个董事对公司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了解”。

比广州的乔治·史密斯开始担任邓达斯的顾问早几年，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就已进入伦敦的政治舞台。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可能是通过埃德蒙·伯克引起邓达斯注意的。伯克是杰出的辉格党议员，从1765年至1794年，其漫长的职业生涯都在议会度过。与邓达斯一样，伯克在印度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他任何其他的公共事务都要多。到1785年，“几乎可以肯定，伯克比任何没有实际去过印度的公众人物都更了解印度”。伯克对印度的兴趣早于邓达斯。在18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他警告国家不要干涉东印度公司。31作为辉格党罗金汉派（Rockinghamite Whig）的成员，伯克致力于限制君主权力；这包括维护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权（sovereignty）。1773年，伯克甚至为罗伯特·克莱夫勋爵辩护，后者是臭名昭著的“英印富豪”，当时正因在印度的贪污和管理不善而受到攻讦。但不久之后，伯克却领导了长达十年的对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类似罪名的弹劾。

然而，改变伯克对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看法的不是孟加拉的贪腐，而是在马德拉斯的腐败。1777年，伯克得知公司的马德拉斯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将不听命于他们的理事会成员停职，然后委派公司的军官，在马德拉斯总督皮戈特勋爵乘马车返回公司园亭（Garden House）的路上对他进行伏击。几个月里，皮戈特被软禁在马修·霍恩（Matthew Horne）上校的家中。他于1777年5月神秘去世。马德拉斯发生的事件戳中了伯克的痛处，因为他与皮戈特总督都效忠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即辉格党罗金汉派。当皮戈特的兄弟、海军上将休·皮戈特（Hugh Pigot）组织了一场竞选活动谋求继任马德拉斯总督时，伯克发挥了积极作用。

埃德蒙·伯克的远亲、他在英格兰最亲密的老朋友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也深陷马德拉斯的丑闻。皮戈特在伦敦的支持者将威廉·伯克派往马德拉斯作为被罢黜总督的信使，但是他到得太晚了。威廉·伯克到达马德拉斯时，皮戈特勋爵已经去世了。威廉·伯克很快回到伦敦代表坦贾武尔王公（raja of Tanjore）的利益，后者的宿敌是阿尔果德的纳瓦布，他欠了东印度公司和马德拉斯商界的许多成员（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是他的债权人之一）大笔债务。在1776年政变之前，总督皮戈特曾试图让阿尔果德的纳瓦布归还从坦贾武尔王公手中夺走的土地。但马德拉斯社区中的许多成员极不欢迎这一政策。18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广州的行商一样，纳瓦布向马德拉斯的英国居民以高利息借了大笔钱。纳瓦布的债权人会竭尽全力地确保他持有坦贾武尔王公的土地，那里被认为是最肥沃的地区。毕竟，坦贾武尔土地的未来税收，估计有200万印度金币，已经被纳瓦布抵押给了保罗·本菲尔德（Paul Beneld）和其他在马德拉斯的英国私人债权人。

马德拉斯的腐败问题让埃德蒙·伯克深感不安，以至于他“看起来几乎成了坦贾武尔的第三个代理人”。通过撰写小册子和在议会发表演讲，他和威廉·伯克设法保护坦贾武尔王公的利益。1779年，伯克尝试了另一种策略。他获得了东印度公司1,000英镑的股票，确保了自己在公司的股东大会（Court of Proprietors）的投票权。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机构，可以驳回董事会的决定。他现在“在股东大会对保罗·本菲尔德案的审议中有了发言权”。

1780年12月，东印度公司对保罗·本菲尔德行为和品格的可疑之处进行调查，他是东印度公司雇员、银行家、阿尔果德的纳瓦布的主要债权人。股东大会就恢复本菲尔德在马德拉斯的公司职位进行审议。为了准备审议，埃德蒙·伯克传唤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作证指控本菲尔德。伯克可能是通过威廉·伯克和他的新副手克劳德·拉塞尔（Claud Russell）了解到马德拉斯的史密斯的。威廉·伯克在马德拉斯的短暂停留期间结识了克劳德·拉塞尔，他碰史密斯先生到中国：三个苏格兰人与不列颠全球帝国的崛起巧是总督皮戈特的女婿，也是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的前商业伙伴。威廉·伯克被拉塞尔选为坦贾武尔王公的代理人，几年后，当拉塞尔竞争马德拉斯总督之位时，他得到了埃德蒙·伯克的支持。37克劳德·拉塞尔可能是伯克家族和马德拉斯的乔治·史密斯之间的牵线人。

在1780年回到英国之前，马德拉斯的史密斯已经深陷马德拉斯政变；他掌握了有关本菲尔德和马德拉斯腐败问题的敏感信息。在公司开始调查本菲尔德的四年前，史密斯是总督皮戈特神秘死亡案验尸调查的陪审团主席。陪审团是在史密斯的家中碰面，认定是有人密谋杀害了总督皮戈特。但孟加拉最高法院很快驳回了这些调查结果，称没有足够的证据提出谋杀或过失杀人的指控。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皮戈特这个园艺爱好者，是否因照料植物时过度曝露于太阳下而死，是否是在周日用餐时“吃了丰盛的海龟”（显然是个危险的菜肴）而导致死亡，或者是否有更邪恶的罪魁祸首，他可能被纳瓦布派来的杀手下毒杀害。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吉尔伯特·帕斯利（Gilbert Pasley）作证，“他死于缓慢的内脏发热，肝脏组织部分化脓，胆汁腐臭”则由曝露引起。

——节选自：《史密斯先生到中国》

第六章 出使中国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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