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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旭:名师指点,终生受益——怀念业师丁则民教授

更新时间  2012-02-12 作者:王旭

1977年,我顺利通过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跨入东北师范大学的校门。济济一堂的学子,多为文革十年积累的精英,无不踌躇满志,很多同学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中外通史“八大块”教学安排,刚刚进入二年级,就开始有意识地专注于某些研究领域,像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一样,选择研究方向。当年的东北师大历史系显赫一时,有一批非同凡响的学者,如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林志纯,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朱寰,明清史研究的李洵,以及美国史研究的丁则民。同学们无不期盼得到这些名师的垂青,以投其门下,得到点拨与提携。

命运之神很快眷顾到我的头上。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武汉大学成立,出任副理事长的丁则民教授回校之后,立即在历史系组建美国史研究室,发起诸多研究活动,翌年又在七七级、七八级学生中组建美国史研究小组。我自然第一批报名参加,另有现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教的任东来教授,部分外语系的同学闻讯也来加盟。紧接着,我们近水楼台,在第一时间购买到美国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丁先生牵头组织了系列性学术讲座等很多学术活动,印象较深的有正值盛年的田锡国的重新评价美国重建,年轻教师王群的1812-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新论等。我直接参与的则是《美国史译丛》的编写工作。这是丁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首倡的一项工作,他身体力行,承担创刊号编辑工作,其内容有论文和著述,美国史研究动态,美国历史学家简介,关于重建资料介绍等。我与另一同学合作翻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辞条,译自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借翻译的机会,我有了第一次与丁先生单独面谈的机会。当时先生除了解答我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外,还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选一段让我读,并口头翻译大概意思。记得那段的标题是Stirring of the Revolt,翻译似乎还算顺利,但因平时口语训练少,读得磕磕巴巴,连不成句,一时满脸是汗。丁先生未予置评,但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目光,有几分审视,也有几分期许。那道目光,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在学习和工作中经常浮现,往往会产生莫名的紧张和紧迫的感觉。后来看到印刷成册的《译丛》,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这是我学习美国史的第一个印成铅字的成果,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字在我心中也日益清晰起来。1982年初,丁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与北京大学的马克垚、南开大学的杨生茂组成中国历史学教授访问团出访欧洲部分高校。出行前,丁先生做了认真准备。他专门撰写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 Frontier Hypo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英文论文,署名RuebinZemin Ding以与欧洲学术同行交流。他让我帮忙校对打字错误。先生的论文很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A3纸,十几页。我反复校对,只找到几个打字错误。但看着这些整整齐齐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颇有几分神圣的感觉,当时曾憧憬: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该有多好!丁先生去欧洲期间,师母暂回北京,把家里钥匙交给我,委托我代管。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享受是放肆地浏览先生家里的英文藏书,虽然只是看看标题和目录而已,但纷然杂陈的美国历史似乎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不仅参加美国史研究小组,而且还能登堂入室,直接面见丁教授,聆听其教诲,令其他同学羡慕不已。有意无意之中,美国史研究已成了我学术追求的不二选择。

毕业前夕,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丁先生为导师的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研究方向美国史的研究生。临考试前听说报名者居然多达48人,似乎也没有感到畏缩。后来,这个专业通过全校录取线的考生很多,丁老师原计划招两名,破例扩招为四名,其余还有数位优秀考生推荐到其他学校,有两位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由河北师范学院的黄德禄作为北师大兼职教授指导(有关情况可参见黄安年博客“记丁则民先生来北师大主持美国史硕士学位论文答辩(198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10005)。据说当年全国美国史研究方向录取的考生不过十几名。可以说,考取这个专业,学术生命就与美国史研究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这种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这几位果然不可小觑。来自昆明师范学院的游恒(现在美国The Risk Management Association任信息中心主任),北京知青,该校历史系七七级的高材生,学习成绩一直稳居榜首;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黄仁伟(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知青,机敏过人,研究生考试总成绩全校第一,其中专业课高达98分,当时在判卷现场引起轰动;来自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卞历南(现任美国Auburn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年轻气盛,刚满21岁,可能是全国当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尽管如此年轻,却已发表了一篇评价门罗宣言的论文。有享誉全国的名师指导,又有出类拔萃的同窗为伴,我的学术生涯处在一个高起点上。

丁先生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投入了相当多精力和时间。他没有给我们开设美国通史,而是进行专题讲授,分别是美国近代史专题、美国现代史专题。开始时我们有些愕然,以为是先生谦虚,后来发现,这是先生的一贯风格。他一再告诫我们,自己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不写,也不讲。系统讲通史,时机还不成熟,不如通过分专题重点讲授,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透彻,实际效果更好。入学不久,我们有了一点学术积累和心得,便按耐不住,撰写成文,要拿出去投稿,但都在先生那里被枪毙掉了。先生对我们写的论文,包括后来的学位论文和《美国通史》第三卷,字数都有严格限制,不许超出。这样,势必要求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无形中强化了我们的研究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和今天过分追求数量、粗制滥造发论文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具体讲授时,采用Seminar方式,这是丁先生反复倡导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就修过几门这样的课。由于当时有关美国历史的中文论著非常少,因此只能啃英文原著,丁先生在这方面指导我们恰恰游刃有余,因此我们的基本功比较扎实,这着实令其他专业研究生羡慕。后来我到美国读博士时,在读书的速度和理解力方面与美国学生几乎不相上下,完全得益于这些训练。为避免“师傅带徒弟”的弊端,丁先生与同在美国留学过的吉林大学经济系刘传炎教授商定,双方学生互选课程。他的三位研究生来东北师大听丁老师的美国历史课,我们去吉林大学听刘教授的美国经济课,互相承认学分,这可能是比较早的校际互选课。同时,他还请本系的王贵正教授讲授一个专题,罗斯福新政。王老师为此曾准备了整整一个学期,可见其重视程度。第二年,先生吸收我们参与编写《美国通史》第三卷、即《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后来,这分别成为我们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对于我,更成为我此后学术研究的专攻领域。此外,结合美国教授讲学,每人承担两次口译,全面锻炼我们的英文能力;结合外汇购书,锻炼我们查询资料、熟悉学术史的能力。入学不久,恰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苏州召开第三届年会,丁先生带黄仁伟和我参加。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非常兴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很多仰慕已久的学者专家,格外亲切。

在丁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和参与撰写《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也使我与美国城市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构思《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时,丁先生一再强调,这一时期的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也是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没有城市的内容,那么这段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因此他在章节安排上,专门留一章写城市。应该说,丁先生是非常有眼光的。但是,当时城市史是一个很陌生的研究课题,白手起家,可资参考和借鉴的东西很少,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没人愿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其他章节很快就“名花有主”,这一章阴差阳错地落到我的头上。然而,当我经过初期摸索和尝试后,却发现,这既是一个空白研究领域,也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很多有价值的题目可以探讨,充满诱惑力和挑战。结果,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谓塞翁失马,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丁先生那里,则是他推动美国史研究战略布局有前瞻性的重要举措。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发展的突出现象是中西部城市借助工业化的推动,后来居上,重要性和典型性都很明显,于是我选定中西部城市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受到《世界历史》编辑部的青睐,刊用在1986年第6期。三年后,《历史研究》又发表我的“富有生机的美国城市经理制”一文。这两篇论文,是我在美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其间在美国读书,我有意选取和城市史研究有关课程,如统计学和政治学系的城市政治等,强化了我的研究能力。及至1990年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西部城市与西部开发”时,在美国城市史方面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尝试,并带动了很多学者关注乃至加盟这个研究领域。令我感动的是,丁先生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选取美国城市史的几个选题深入研究,并撰写论文发表。我觉得,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我。到今天,美国城市史研究已成一个“显学”,研究成果一度出现井喷局面。北京大学王希教授在采访我时曾提到,在美国史学界,城市史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方出现兴盛局面,而其后不过20年时间,我便步步紧追,并有所斩获,何以至此?我的答案是:有名师指点。

如果说在治学方面师生相承,我们有幸得到丁先生的真传,那么,在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的关系方面,丁先生更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早年负笈美国读书,于1949年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时,恰好新中国成立,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回国效力。这已是一段佳话。想不到,40年后,我竟面临同样的选择。我在1984年底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和卞历南一起留校任教,继续陪伴在丁先生左右。两年后我获得美国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助教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有丁先生指导下三年学习的基础,我很快适应那里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所修课程得到全A成绩。学业顺风顺水,又有该校助教奖学金这份“铁饭碗”和妻子陪伴左右,我继续留在那里完成学业,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丁先生最初以为我作为在职教师是去该校属于进修,而不是读学位,因此,他一直盼望我会在一年或两年内能回到他身边,配合他的工作。丁先生先后给我写过五封信,前几封详细介绍研究所(1987年美国史研究室扩展为美国史研究所)的工作,后几封则一再希望我尽早回国。他在信中恳切地告诉我,由于身边没有得力助手,他承担的《美国通史》第三卷一直没有完稿(我另有专文描述,见“写书、做学问、做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同时又申请到国家教委的重点项目“美国西部开发史研究”,也难以如期展开。这种出于工作需要的误解,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佩服。其实,我虽然人在美国,但心中时时牵挂着东北师大的美国史研究和我的导师,割舍不下。在我出国不久,东北师范大学就获得了世界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授权,丁先生在美国史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放眼望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美国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授权的除东北师范大学外,当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以及美国史相关研究方向(如中山大学的中美关系史)等。没有这种授权点的学校,即使有一些知名学者坐镇,也难以顺利发展和传承学业。丁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创建的这个平台,我们作为嫡传弟子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考虑再三,我最后放弃在望的博士学位,于1988年秋偕妻子回到母校,回到丁先生身边。这个举动,从大处说,是爱国,说的具体些,是师生的情分,是东北师范大学来之不易的美国史研究平台的吸引。当年1117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用四分之一篇幅、以“放弃美国优厚待遇、王旭回国担当教学科研重任”为题介绍我的回国事迹。我读到这篇报道时,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反倒是当年丁先生风尘仆仆、辗转回到新中国为国效力的场景。

屈指算来,从最初加入美国史研究小组开始追随丁先生,到后来在他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再后来留校辅佐他,直至1998年调往厦门大学,前后近20年时间。可以说,在丁先生的所有学生中,我与丁先生交往时间最长,是最幸运的。这段经历,正值我学术道路的入门和起步阶段,高起点使我终生受益。而今,先生远离我们而去已十年有余,但我们的思念之情丝毫未减。先生的照片高挂在我们美国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一直在静静地陪伴着我们,也倾听着我们的思念。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联系信箱:ahrachin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