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信：珞珈山上的不老松——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贺
珞珈山上的不老松
——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贺
东北师范大学 梁茂信
2012年2月8日，我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高国荣博士的邮件，说刘绪贻先生及门与私淑弟子和武汉大学美国史同仁将为先生百岁华诞编辑一本纪念文集，他希望我也能就自己与刘先生的交往经历写一篇短文。在当今的中国美国史学界，能够长命百岁的学者，刘先生是第一人，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根植于珞珈山上的一棵不老松。刘先生即将迎来百岁华诞，不仅是刘先生及其家人的幸事，也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大幸事。此时此刻，我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成长起来的一名美国史工作者，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我愿借此机会表达对先生的敬意与祝福，衷心地祝愿刘绪贻先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精神矍铄，续写辉煌。
尽管我与刘先生的私人交往不多，但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刘先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学者之一。我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学习美国史，迄今已有30余年。我曾经读过1983年中国美国史学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中刘绪贻先生的论文。然而，真正关注并了解刘绪贻先生始于1988年。当时，在南开大学举行的美国总统研讨会上，我遇到了刘绪贻先生的几位学生，其中包括当时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的谭君久副教授和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何宏非。1988-1991年我在河北师范学院工作期间，因为教学工作需要，我开始系统阅读国内发表的美国史论文，阅读了刘先生的许多文章，其中包括刘先生与黄绍湘先生在“新政”问题上的争论文章。当时我还比较年轻，学识简陋，对于先生们争论的问题并不太懂，不知道谁是谁非，只是觉得这场争论热闹，有意思！
我与刘先生首次见面是在1990年开封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年会上。那次会议有刘祚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前辈参加，但在所有与会学者中间，最年长的可能还是刘绪贻先生。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恰好坐在刘绪贻先生的旁边，另一侧是东来。我自己因为是首次参加年会，很想与先生多聊聊，向他请教如何研究美国历史。但由于先生名气很大，许多学生都慕名前来讨教，而我又比较内向，所以很难插上话。我估计，刘先生大概对我没有什么印象。
我从1991年开始师从丁则民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丁先生要求我们多读书，把美国历史尽可能地贯通，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能有大致的了解。丁先生还要求我们阅读刘先生和黄绍湘先生的文章，然后再进行讨论。
最近几年，我又重新阅读了刘先生撰写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战后美国史》《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和他主持翻译的《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等著作，觉得依然很有收获。《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两部著作宽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史料、全面而透彻的分析以及客观而中肯的评价，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与刘绪贻先生第二次见面是2002年在西安举行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当时刘先生已年近90。这一次，与我先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作为听众，我聆听了刘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回顾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初期的发言。我还在晚饭后与刘先生闲聊，在参观临潼华清池时，和几位青年学者与刘先生一起登山。通过这三次观察、旁听和交谈，我对先生的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我对先生在这次会议上的印象记忆犹新。先生在做大会发言和参加晚宴时，身穿一套深咖啡色西装，系着领带，在出游时，先生一身便装，显得干净利落。不管穿什么服装，先生都显得格外精神。先生的眼睛炯炯有神，先生的言谈举止，让人觉得和蔼可亲，他很随和，没有架子，不管是谁提问，他都很耐心地用一口很浓厚武汉口音的普通话回答，听者一点也不紧张。不管是在大会上发言还是茶余饭后的闲谈，先生的谈话都非常有感染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先生在90岁的时候，行走十分利索，谈话时的思维逻辑都非常清晰，先生身体非常健康。
先生的治学和为人让我十分佩服。刘先生不仅学问高深，而且他勇于追求学术真理，敢于说真话。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在评价罗斯福新政在美国的历史地位问题上，他不畏权势，也不畏惧别人给他扣政治帽子，他为坚持真理可以付出一切，这种精神和魄力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当时，“‘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和影响还很普遍而且严重”，要在研究中提出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不同的观点，“就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必要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刘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胆略和气魄，最为关键的是他心目中笃信：“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对社会、对人民有益处，不是‘为稻粱谋’，不能为‘庸福’而使‘文格渐卑’”[1] 这种精神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中值得珍藏的宝贵财富。
先生待人诚恳，曲直分明。他对一些著名学者的评价，他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武汉大学发展历程的思考，他对中美两国在办学模式和培养学生自由思想方面的认识，都表明他敢想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为人真诚，对生活充满热情甚至带有几分天真。他甚至能够坦露心扉，勇敢地坦言自己的爱情观。他关于自己在青年时代的爱情观和事业观的表述就是最好的证明。刘先生热爱生活，也很会享受生活。他在回忆自己与妻子的爱情经历时说：“后来我在清华，我为她简直是，把我这个公费都搞掉了。为她，我一天到晚吃饭、睡觉，无论什么时候，上课都在想她。”当他发现心爱的人不愿意跟自己联系的时候，刘先生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甚至还得了“相思病”。
还须提及的是，年逾90岁之后，先生依然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令后生望尘莫及。近年来，虽然他关注历史问题的研究，但更关注现实。用他自己在2011年的话说：“我98岁零5个月了，每天还要在电脑前工作六七个钟头，上上网、写写文章。”他上网并非是消磨时间，而是通过网络平台，思考并关注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他说：“2002年起，也就是90岁以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写文章呼吁民主，呼吁法治。”[2] 这也许就是他心目中铭记于心的那句话：“知识分子应该有种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3] 显然，先生在晚年越来越关心中国的民主建设与未来走向。[4] 他一再重申社会民主建设的必要性。在《民本为专制政体服务 与民主完全不同》一文中，他运用大量史料，分析了“民本”和“民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实践及其坎坷命运。他认为：“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而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它“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由于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长达几千年，民本思想、忠君思想和官本位思想等等，都“已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之中，渗透到国人的血液里，只要有机会，就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影响、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民主思想则是舶来品，传入中国不到两百年，而且受到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难以扎根。”[5] 读刘先生的文章，总是让我对他油然而生敬意。先生所崇尚的不是美国的体制，而是崇尚蕴藏在这种体制中的思想和精神。从纯粹的学术意义上说，民主是不分国界和意识形态的，它的核心体现就是长期以来我们所说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思想。人民如何当家做主？还需要继续探索，但是，把主权在民的思想转化为一种制度和法规，却是需要我们继续奋斗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百岁老人刘先生相比，我们作为后生在思想解放方面还要向他好好学习。
在刘先生百岁华诞的喜庆日子里，我代表我本人和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的师生们，衷心地祝愿刘先生百岁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愿他的道德文章广传后人，希望他心中的民主社会能够在中国早日实现。
2012年2月11日星期六于
长春
[1] 刘绪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