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生：我和刘绪贻先生的个人交往

刘绪贻先生于1936—194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1944—1947年留学芝加哥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美国史学家。今年正逢他百岁华诞，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追忆和刘先生的交往，并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我和刘先生的交往，是从他推荐我加入研究会开始的。我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编辑，主要处理译著的编辑工作。在1980年前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我给邓蜀生先生提到我想加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那时加入学会是一件很严肃认真的事情，需要由两名专家推荐。邓先生请刘先生一道推荐我加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82年6月上旬，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江苏师范学院（现为苏州大学）举办的年会，并在会上见到了刘绪贻先生。6月8日上午，刘先生作了烟台会议以来的会务报告。此后至今，我就一直和刘先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他每次到北京，我们都会相聚。我对与刘先生的一些交往还记忆犹新。刘先生和杨生茂先生、李存训教授住在中央党校审读《战后美国史:1945—1986》书稿时，我去党校看望过他们。还有一次，刘先生来北京开会住在德胜门外河北宾馆，我当时到河北宾馆，请他到我家做客。

刘绪贻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1979年，研究会在武汉大学成立，刘先生任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担任这两个职务一直到1986年8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能有今天的成就，同创办初期刘先生、杨生茂先生、邓蜀生先生打下的坚实基础分不开。他们都为研究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都不计名利，顶多也就只担任过秘书长和副会长。他们一直努力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建成为一个学术交流的团体，主张学术界应该相互尊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并开展学术讨论。在他们的影响下，相互尊重、相互切磋、营造有利于发展学术研究的风气，已经成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一个优良传统。秘书处不论是在武汉，天津还是厦门，都认真编辑研究会通讯，并定期给会员邮寄。这份通讯办得很好，让我对学会的现状和活动一目了然。

刘绪贻和杨生茂（已故）共同主编、邓蜀生策划出版并兼自任编辑的6卷本《美国通史》，于2002年问世，是国内迄今出版的唯一的多卷本国别史，是一花独放，无出其右；是参加编写这部通史的国内美国史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产物。我作为编辑，和很多作者都有接触，可以说是这本书的见证者。这部6卷本《美国通史》的后两卷，即第5卷《富兰克林·D. 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6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由刘绪贻主持编写。这套书如果没有邓先生支持，就不会出齐。这套《美国通史》获得过优秀图书奖，并在2005年入选中国出版集团的《中国文库》。这部著作代表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
  刘绪贻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学者。早在1948年，他就参加了地下共产党。他作为学者从不脱离现实，而且还密切关注现实。他虽然年事已高，但还自学电脑，他对新生事物或国内外大势发展的敏感性让我非常敬佩。他有时候会寄给我一些小剪报，以交流对时事的看法。

刘先生晚年忧国忧民之心不减，于1995—1998年间在《长江日报》发表多篇专论，表明他在社会学领域的独到见解。这些专论涉及国内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等多个方面，至今依然是公众关注的一些热点。

刘先生非常关注高等教育。在《“百年树人”关系民族前途——高等教育也要打假》[1]一文中，刘先生明确指出现在存在的一些现象：如无视学术标准滥授学位及评定学术职称，非特殊贡献者窃取别人成果而获得特殊津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微小暴力”掩盖下的“公地悲剧”》一文中，刘先生还利用“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解释存在于大学的“公地的悲剧”[2]，其表现就是投机取巧，吹捧领导；拉帮结派，假报教学科研成绩，骗得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头衔。我很认可刘先生的看法。的确，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个怪现象：好像没有博导，就没有学术地位。我对此不以为然。刘先生不是博士生导师，但他却是一位学问很深的大学者。

刘先生主张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他在《说教和强权证明不了真理》[3]一文中指出，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国民党的统治，对我们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是有影响的。“四人帮”垮台后，这种大规模宣传和强权证明真理的恶劣作风，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大业仍然起着破坏作用。经济建设中否定科学论证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例并不罕见。这些情况说明，脱离实际、靠主政者的权力决定国家建设的进程，是不可取的。刘先生在《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4]一文中说明：既得利益阶层阻碍改革发展这个趋势存在于社会许多领域，上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下至国企一般职工。这是一种只取不予的非常权利，是现行制度给予特定人群的特定优惠。受惠者力图维持现状，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刘先生非常关注和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在我印象中，刘先生主持或参与译校的图书有10多种，其中有4种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5]。刘先生非常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他着力向商务印书馆推荐了美国宪政史学家柯特勒的两部专著。

其一是《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直译是《美国的枉法滥刑》），由刘末翻译，柯特勒教授为此书中译本写了序言，刘绪贻先生为本书写了“校者前言”。刘先生在认真地研究原书及作者的基础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校者前言”，对柯特勒教授的学术成就及这本书的创新所在及其影响做了非常详尽地阐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见到的校者对原书所做的那么长的分析，刘先生还是第一位。刘先生校对过的译文，不仅忠于原文，而且读起来通顺清新。我对照原文看刘先生校对过的译文，没有提出过什么疑义，这本书没有经过再加工就顺利出版。看刘先生的译文，对我而言是向名家学习，我也由此增强了对翻译的理解，从他的译作中获取许多有益的知识。

其二是《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这本书由朱曾汶翻译，中译本于2006年出版，被编入徐显明主编的《法学译丛》。徐显明在《法学译丛》的出版理念中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商务印书馆秉承引进新知、开启民智的传统，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定论的西方法学经典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然而也留下一些遗憾。许多思想活力并不亚于经典著作，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甚至超出了经典著作的作品，因为不具备经典性而没有译介。故此，翻译这套《法学译丛》，将那些具有极大思想影响和活力的著作译为中文，以期为促进中国法学基础理论建设略尽微力。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需要。”

刘先生是一位勤奋耿直的学者。他没有休息天，整天都在伏案工作。尽管他年届百岁，但效率很高，反馈很快。他为人坦率，他从不掩饰他的学术观点，他对别的学者的观点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也因此而得罪了一些人，但他并不计较。刘先生和朋友交往，从来有问有答，有事和他商量，他总是诚恳地表达他的看法。过去我和他之间通信比较多，随着年事渐高，我们现在更多地通过打电话联系。

今年是刘先生百岁华诞，在此恭祝他寿比南山，青春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