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德：祝刘绪贻先生百岁之后再创辉煌

中国史学界的寿星还真不少。据我所知，超过百岁者多位，至今大概陈翰笙先生以在世107岁居于首位，蔡尚思先生以104岁位居其次。今年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据说期颐之年的先生依旧谈笑风生，思想活跃，笔耕不已，不断有新作问世。作为晚辈，我衷心祝愿刘先生身体健康，创打破史学界老人长寿之记录的辉煌！

我与刘先生相识已近30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湖北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提起刘先生的大名，有如雷贯耳之感。我曾借地理之便多次到先生府上拜访，那时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但看起来却是满头乌发，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与实际年龄至少相差一二十岁。先生的思想更是闪烁着创新的火花，他侃侃而谈，给我讲他对罗斯福新政研究的心得，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让刚刚进入史学研究门槛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非刘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在做学问上从先生那里获益良多。我硕士论文答辩时，刘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至今我还保存着刘先生为我写的硕士学位评议书复印件。我硕士论文是关于门罗主义的演变，先生给了“优秀”的评价。刘先生当时主编一套美国史小丛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当时有意将我的硕士论文收录到丛书之中，但后来不知何因这套丛书就停止了。这件事虽然未能如愿，但刘先生扶植后学的精神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1990年我到南开大学师从杨生茂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张敏谦兄博士论文答辩时，因我与刘先生较为熟悉，遂受命到北京火车站接前来参加答辩的先生。那天正好遇有大雾，到达北京站的车次全部晚点，车站完全失去了正常的秩序，混乱不堪。刘先生乘坐的车次到达时，车站也未广播通知。待我知道之后，刘先生已出站，后才得知他独自乘坐大巴直达天津。回到天津见到刘先生后，我因未接到先生而深感愧疚，连连向先生致歉。刘先生非但没有责备我，反而是好言感谢我不辞辛苦到北京站接他未果，遂签名以他在《历史研究》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相赠，以示安慰。刘先生的大度着实让我非常感激，老一辈学者做人做事的高贵品质的确令我钦佩不已。

1993年5月我博士论文答辩时，刘绪贻先生为答辩委员会主席，在给论文评议时，刘先生高屋建瓴，旁征博引，给论文内容的进而深化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我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刘先生曾给我来过一封信，邀请我加盟武汉大学历史系。当时陈勇教授任系副主任，后来陈勇教授还与我谈及此事，言刘先生曾几次找系领导推荐，希望让我顺利进来。我虽然与武大擦肩而过，但内心里一直很感谢刘先生的大力举荐。我以后到武汉大学开会或访学，几乎都要到刘先生府上拜访，先生多以新著签名相赠。2002年金秋，我与刘先生在陕西师大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上相遇，那时刘先生虽有些耳背，但看起来绝不像耄耋老人之状，言谈举止，显示了非常活跃的思维。刘先生一向不囿成见，到了老年更是无所畏惧，以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一篇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见诸于报刊杂志。这种挑战自我的创新精神给我辈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成为刘先生长寿的主要因素之一。

再次祝愿刘绪贻先生永远年轻，百岁之后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