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参加《从战地到史林》出版座谈会有感

参加《从战地到史林》出版座谈会有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安然

        2012年11月25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人民出版社会议室举行。
        座谈会由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和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共同主持，邓老亲自出席，他多年的老友、同样九旬高龄的美国史研究专家曹德谦也到场祝贺，来自中国美国史研究界和出版界的二十多位参与此书编写、出版工作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围绕邓老的学术成就、工作业绩和传奇经历，畅谈各自感受。会议的风格朴实低调，没有领导致辞，没有媒体专访，也没有过多的仪式排场，有的只是老友间、师生间的亲密叙旧，人生感悟的倾心交流，对中国美国史研究与出版事业以往曲折历程的回顾与今后发展方向的展望。会场气氛温馨而热烈，活跃的思维交织着激荡的情绪，在过去与当下、学术与现实中穿行。由于机缘巧合，我这个“局外人”有幸参与了这次小规模、高水平的座谈会，收获很大。虽然不是正式的学术讨论会，但与会者的精彩发言激发了我对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写出来与各位美国史研究界的同行分享。
        首先是史学论文的写作风格问题。会上谈论最多、也令我最感兴趣的话题，莫过于邓老的特殊身份——集著名记者、资深编审和美国史专家于一身的“学者和编辑兼备型专家”。与会者一致认为，对于学术、出版两界来说，这种复合型专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的确，从美国史研究的角度看，我对邓老学术文章的第一印象，就是文字优美流畅、表述灵活生动，可读性强。这本是人文学科的特色、本色，但在今天的史学研究中，这一传统却遭受了冷遇甚至反对。学术论文中一旦出现较为活泼的表述，便很容易遭到指责：这不是学术语言，会影响准确性。难道只有沉闷刻板的表述才是学术的语言？一篇文章，从头到尾端着架子，把原本对历史抱有兴趣的非专业读者吓跑，就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当然，这样的指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毕竟，处理好规范性与可读性之间的关系，使生动的表达服从而不是冲淡思想的深度，对于写作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这至少应该成为努力的方向，而不是设定的禁区。平白规范的表述，只是学术论文的基本要求，而非最高标准；
        其次是美国史研究的研究范式问题。邓老的著述和论文，视角的宏大与思路的贯通、对历史的解释力和结构上的驾驭感是一大特色。今天的美国史学界，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写文章了，他一个小标题，就可以写一篇甚至几篇文章。研究范式的微观化一方面表明学术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细化，是进步的，但另一方面，也折射了问题。当一种研究范式趋于成熟后，研究必然会走向细节化、琐碎化。美国的美国史研究发展到战后新史学阶段后，尽管存在着视角的调整和方法的更新，但还是日趋细琐化了。在“过度碎化”的指责下，很多学者试图重新走向综合。由于缺乏新的理论支撑，新的综合非常艰难，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调和。所以，多数的“学术中产阶级”还是在已定型的宏观框架下，在微观领域耕耘自己的学术园地。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美国史研究者处在一个更尴尬的夹缝里：在“宏大叙事”已经过时、应尽快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学术导向下，对西方理论架构的吸收尚未完成就匆匆翻页，宏观研究本身也显得不那么时兴了；而微观研究，不但由于资料不足和语言障碍的客观限制（与华人相关的少数领域可能是例外），难以达到美国学者那种细致的程度，更由于宏观架构的缺失和文化理解力的落差，不易找到那个被美国学者视为“圈里人”的微妙的文化接口。
        因此，一位参会者提出的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已经对中国的中国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什么时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够对美国的美国史研究产生影响？”现实地讲，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恐怕只有先影响中国，才可能去影响美国。托克维尔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初衷，是为突破法国民主化的难题寻找答案，但同样在美国引发了轰动效应。在现阶段，中国美国史研究首先还是要面朝国内，为中国的现实发展服务，使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大众读者而不仅是极少数的学界人士受益。既然这样，那么，在中国当前的宏观制度架构和社会结构仍处于调整转型期，需要来自宏观层面的经验借鉴和历史反思的情况下，放弃宏观研究、单纯搞微观研究，能否满足社会发展对历史研究的需要？不结合结构性、体制性宏观理解框架的微观研究，是否反而可能产生误导？时下流行的“全球史”研究范式，是否可以不仅包括研究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之间抽样取点式的比较研究，也包括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自身的问题意识出发，对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明的历史现象和发展历程进行考察和解释，在视角的交错中探讨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多样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邓老先生当年那种宏观的研究范式，在今天既有保留的必要，也有发展的可能。因为，对于今天中国的时代需求而言，它没有“过时”，反而“正当其时”，完全摒弃宏观研究、至少是具有宏观思维的中微观研究，实际上跨越了当前中国学术发展的现实基础；还因为，与很多美国的美国史学者相比，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具有一种天然的、跨国家、跨文明的比较研究的优势，有可能在中美比较的视野下发掘出美国历史更丰富的内涵，正如美国的中国史学者相对于中国的中国史学者而言，也正是凭借这种天然的比较优势，以自身的独特视角来观察、解释中国的历史，从而对中国学界产生了影响一样。同时，当前的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试验场，其中发生的种种社会反应，往往能提供取之不尽的学术灵感和问题意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创新空间或许就在其中。
最后是时代的反思性问题。1957年邓老因“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邓蜀生道路”而被打为右派，和1980年他作为责编，对黄绍湘所著《美国通史简编》提交的长达78页的客观中肯、挑战权威的审读报告，引发了诸多与会者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大约是与他个人的早年经历有关，邓老先生的学术研究、编辑生涯乃至为人处世中，都体现出明显的独立意志、反思意识。“邓蜀生道路”也好、审稿意见也好，都是这种个体人格与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并且折射在当时的学术作品中的特定社会人格之间反差的产物。这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学者都能坚持做到的。每一个时代，都有相对于前一个时代的突破和进步，也有自身的禁忌和局限。过去如此，当前也一样。历史进程不是线性进化的轨迹，而是曲折迂回的路径，其间的种种向心与离心的力量、前向与后向的作用、显性与隐性的契机和障碍，都需要学者从不同的、但都是独立的角度和立场去审视和思考。这种对自身、对他人、对时代、对社会、对学术的反思，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的体现。秉承这样的精神，历史研究才有灵魂；缺乏这种精神，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将其与学术研究分开，为了研究而研究，文章即便做得扎实严谨，读来也是厚而不重，只有“历史”没有“感”。这不是追求价值中立和情感无涉的学术境界，而是放弃学者的本分和责任。
        “从战地到史林”，这中间，是邓蜀生老人数十年风雨人生的轨迹，更有巨大的时代变迁。尽管时移世易，老一代学者对工作和学术的激情与忠诚、对社会和时代的人文关怀始终如一，写作风格、研究范式和反思意识，从本源上看，都是这种精神的呈现。在当今的学术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这种精神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并正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倡导和呼唤。今天的学术环境在很多方面已有了很大进步和改善，但在有些方面，则以另外的形式保持着与过去同等程度的低水平，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对于当前以各种项目、指标催生学术泡沫和虚假繁荣的“统制型学术”体制而言，是一种必要的平衡。同时，在这个更加复杂、多元的变革时代中，中国已经更深地卷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踏上了无法回头的现代化进程，美国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更大了。中国的历史学者，尤其是美国史的研究者，正需要秉承同样的精神，在更大的舞台上，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