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美：忆吾师任东来

任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一个星期了，我却始终无法接受任老师已经离开的事实。我曾亲眼看见躺在病床上虚弱不堪的任老师，我不相信他会被病魔击溃；那天手机频频响起，一个又一个短信告诉我，任老师已经走了，我仍在怀疑上天能如此狠心带走一个如此生动的人吗？！当我看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关于任老师病逝的消息时，看到苍白的讣告上明明写着任老师的名字的时候，我仍在侥幸，这个世界上是否有另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这几天里，我无数次地设想自己再次回到南京，再次造访中美中心，我相信，任老师一定会再次盛情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

在这七天里，我忍不住地一次又一次哭泣、伤心、流泪、失眠甚至心绞痛，所有的关于和任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一遍又一遍地在心头涌现、在眼前晃过，始终挥之不去。

 

之一：“美援”师生缘

2005年，我硕士要毕业了，就业形势并不是特别好，无奈之中，我只好选择了考博。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美国援助的问题，因此，硕士导师组的张亚东老师便推荐我考任东来老师的博士生。我知道，任老师是美国问题研究的专家，经常在高级别的刊物上看到他的文章，在报刊上读到过他的专栏文章，这样一位老师，我还真的有点不敢高攀。后来，我从网上获悉，任老师早年曾是美国援华方面的专家，从事过美国援华史的研究，还出版过一本《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在学界反响很好，影响很大。也许是出于对美国援助问题的兴趣，这才让我鼓起报考任老师博士生的勇气。

2005年春，我第一次见到了任老师，当时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堆老师中间，我第一眼就认出他来，儒雅、浑身洋溢着书卷气，比我此前在网络上看到的还要年轻。老实说，面试中，我表现并不好。第一次与自己崇拜敬仰的大学者面对面交流，我几乎六神无主、手足无措，而任老师思维敏捷、非常善于提问，他一连串的问题问下来，我便捉襟见肘。我以为任老师一定在面试环节就“毙掉”了我。不过，幸运的是，最终我还是被录取了。

得知自己被录取的消息，于我，忐忑多于兴奋。我来自一个非常普通的学校，师从名校名师，面试中就已经见识到老师的博学多才，心中颇多不安。忐忑之中，我就给任老师打了电话，任老师热情洋溢地给我推荐了几本历史书，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和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当时我在电话中很纳闷，任老师是研究世界历史的，为什么给我推荐的全是中国史的中文书籍。当我读完这三本书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任老师看来，学问真的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之中的“专业”，而是通过大量涉猎、精读经典、触类旁通而获得，不由得暗自佩服。从现在看来，任老师所拥有的如此开阔的视域和境界应该是他治学有成的重要原因。在后来跟他的一次聊天中，他也曾说到过，女学生做学问写文章会有一个较为普遍的通病，视野会相对狭窄一些，所以他希望女学生能够更多接触到自身研究领域以外的背景知识。看来，任老师在最开始指导我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并希望通过他的引导而尽可能避免。无论如何，我们的师生缘分就这样开始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别的学生读博士读三年，任老师却给了我三年半的指导。

我太幸运，不得不承认，我不是任老师最优秀的学生，却因此而得到了任老师更多的指导和关照！我去南京的第一年，任老师正好去美国做“富布莱特学者”，一开始，我真的有点担心任老师无法指导我。但很快便证明我的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之间频繁的邮件往来解开了我所有的疑惑和心结。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任老师在美期间，我们的邮件往来二十多封。多数的邮件是任老师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做学问以及为我修改论文。关于历史学者如何读书，任老师说，“对历史学者来说，史料越老（原始）越好；著作越新越好。这就要求学者，多去档案馆看文献，长去阅览室读期刊。”而在读这些文献和资料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做笔记。“笔记主要是一些最突出的观点，以及史料或书目信息。”记得任老师回国后不久，他还曾跟我强调过“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告诉我，现在他还留着当年读书时记下来的大本的笔记。我当时想，任老师记忆力那么好的一个人，尚且要做大量的笔记，何况我呢，于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也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经常翻阅，获益无穷。虽然此前他大力推荐的几本书都是中文书籍，但当我真正开始跟随他做博士，开始学习和研究美国史的时候，他强调，“光看中文期刊远远不够。美国的杂志，必须经常翻阅，有兴趣的文章要坚持读完，虽然可能要花不少的时间。但据此，可以了解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在论文的选题时，他把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经验拿出来跟我一起分享，“在中国做美国外交史，要做出点名堂了，只有中美关系史了。因为在史料上，你除了可以掌握中国现代史学者不熟悉的Foreign Relations of Untied States (FRUS)，还可以发掘一些美国学者没有利用的中文文献。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走这一条路。”他特别强调，跟不同学科的学者和学生交流碰撞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做民国期间的中美关系史，要多与民国史的学生交流接触，取长补短。我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与近代史所的研究生汪朝光交流得来的。”

除此之外，任老师大量的时间还用来给我修改论文。在南京的第一年，我还是很勤奋的，先后写了4篇与司徒雷登相关的文章给任老师发过去。不管论文质量的高低、选题的好坏，任老师都非常细致地修改，并给出非常中肯的意见。任老师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评论家，一篇文章从选题到结论，从文章的切入点到文章的结构，从材料的选取到参考资料的运用，他都能提出非常中肯而又富于建设性的意见。与此同时，任老师的评论中令我最受鼓舞的一点是，他总是能发现一篇文章中的闪光点，他的这些发现总是能给我诸多继续努力的勇气和力量。更令我感动的是，虽然任老师并没有看重这4篇文章，但他依然每一字每一句给我修改，告诉我如何更好地表达，更好地措辞，甚至细致到标点的运用、译名的规范甚至注释的规范等。

任老师的学生应该知道，任老师打字并不灵活，并且不能十个手指灵巧地配合起来打字，因此，打字的速度无法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们同日而语。那一封封长长的、满满的邮件，那一定是花费了任老师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占用了他用来休息的时间才一字一字地敲进去的。他写给我的这些邮件，当今天拿出来再读的时候，我真心责怪自己当年年轻不懂事，老师那么长的邮件写过来，也不知道感谢老师一声。也许正映证了这样一句话，大恩不言谢！如此师恩，岂止一个谢字可以表达？！

也正是在这些邮件当中，在老师一字一句给我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我才真正完成了做一个严谨学者的启蒙，才开始真正地懂得如何去读书、选择什么样的书、如何去找材料和运用材料等等。我的基础那么差、起点那么低，我不知道任老师是否对我很失望，但一年下来，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进步了。就在任老师回来的那个学期，我就写出了一篇终于让任老师认为有价值的论文来，它就是《论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这篇稿子是我和任老师发表在《美国研究》2007年秋季刊上的《1946-1947年美国对华军火禁运的几个问题》的初稿。（关于这篇论文的修改逸事，另文详述之。）

最终我还是确定将美国援华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实际上，这一领域是任老师一直都希望继续做下去，却又没有找到充足的时间来做的。因而，对于这一选题，任老师是寄予了很高的期待的。我白天去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晚上回来将这些资料补充到论文当中来，每周上课的时候能够跟老师交流最新的发现和心得。那段时光过得很快，论文的进展也不知不觉地快起来，因为有快节奏的学习和思考，也因为有老师敏捷思维和高屋建瓴的指导。这里不得不说一句，任老师惊人的记忆力。早在2002年，任老师就改做美国宪政的研究，虽然偶尔还会做点中美关系的评论，但早已不是他最核心的研究领域了，但这段时期的中美关系研究、资料和书籍，他却记得一清二楚，清楚到连作品发表的杂志、出版社、年份，甚至月份和译者都记得一清二楚。在这个网络数字时代，像任老师这样博闻强识的学者真的不多见。

让我惭愧的是，虽然任老师是美援方面的当之无愧的一流专家，三年时间里，为指导我花费了他格外多心血和精力，但的确因为个人基础太差，知识储备不足，我的博士论文依然没有能够达到令他满意的水平。如果说，让我跟其他博士一样，答辩后直接将论文交给出版社，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水平。在任老师看来，博士论文是一篇论文，而交给出版社的是一本书，一定是要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大量的修改才能做到的。毕业后，任老师还曾多次问及我博士论文的修改情况，可我却一直没能抽出一段时间来专门修改。幸运的是，我也曾两次跟任老师谈起过论文的后期修改和完善的问题，并对此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给出过较为具体的意见，这给我将来的论文修改提供了宝贵的方向性和指导性的意见。2011年，他甚至建议我投稿到正在征稿中非关系丛书系列争取能够出版，因为他一直希望我的论文能够纳入到一个有影响力的丛书当中出版，这样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因为当时的稿子不甚完善而作罢。

感谢美援，因为它成就了我和任老师的这段特殊的师生缘分；感谢任老师，因为他的精心指导，我初步具备了成为一个学者的基本素质，并有机会选择对外援助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继续从事与援助有关的学习和研究！

 

之二：可怜天下师者心

2008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了。当我决定放弃广州和长沙的工作机会，选择来到浙江的一个小城市的时候，我心里颇有几分惴惴不安。因为如果我做出的这样一个选择，将是任老师的学生中间第一个不在省会以上城市工作的。不仅如此，如果我选择这样一个单位的话，我必须放弃美国研究转而从事与非洲相关的研究，我担心任老师是否会认为，学生这样的选择辜负了他几年来对我的辛勤栽培和指导。任老师的学生出门远行后一般都会给老师报个平安，因为考虑到事情比较复杂，我特意到任老师的办公室汇报情况，想争取他的支持。我把浙江的情况跟他详细地汇报后，我在等待一场艰难的辩论，即说服口才一流的任老师支持我的这一决定。让我意外的是，当我表达了我的这一意向后，任老师却欣然认同了我的决定。他说，学校的研究机构是个不错的选择，首先，研究机构可以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安排出来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同时，因为身在学校，因而可以享受到学校才有的假期。

实际上，对于任老师来说，他的支持与其说是对这个小城市的认同，还不如说是对我个人意愿的尊重，并不能代表他对这一小城市的信任。半年后，我邀请任老师来我们学校，任老师欣然受邀，来到了这个他戏言“绿化带上种着蔬菜”的城市。在这里，他看到了这里上乘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树、空气洁净、水源纯净，工作条件也相当不错，方才放心。此后，他时常鼓励我扎根这里，安心从事非洲领域的研究。

我毕业准备离校了，任老师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办公室。如同父母要嫁女儿之前，要跟女儿说说心里话一样，任老师跟我聊天。因为毕业前，我曾住过一次医院，任老师还特意去医院看我，因而，他依然很关切地问及我的恢复情况，并让我今后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考虑到我立刻要进入工作的岗位，这虽然不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却是我的第一份以研究为业的工作，研究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时间冗长而自由，因而，充分地利用时间显得特别重要。他特意告诉我，每天上班的时候，给自己列一个工作计划，按照工作的重要性高低，一项一项来做。直到现在，我几乎每天还习惯给自己列一个计划，时间自由却不散漫。

可怜天下师者心！学生毕业了，老师对学生的牵挂却始终如初。毕业后来到工作单位，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转而从事与非洲相关的研究，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曾让我踌躇徘徊，每每此时，我总是会打电话或者写邮件给任老师，虽然我已经从南京大学毕业了，并转而从事着与美国研究毫不相关的研究，但每次总能得到任老师的谆谆教诲。在这里，我不得不说，任老师的知识涉猎面实在是太广，即使是当时学术界很少关注的非洲研究，他仍能给我提供一大堆的有关非洲研究方面的选题和有意思的研究方向，并介绍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和作品。

毕业后，和众多的师兄弟妹一样，我偶尔也会有机会到南京出差或旅行，任老师一定会邀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聊聊我们现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成绩和困扰，那份轻松和畅快，至今记忆犹新。

我也是一个老师，凭心而论，一个老师要做到这样，非常人所能及也！

 

之三：漫漫回宁探“亲”路

当我得知任老师生病后，我第一时间发信息给他，他回复我说，“我还好，不用挂念。”在这种时候，他想的都不是自己，而是不要让学生过分担心。当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虽然经历了好几轮的化疗和放疗，口腔溃疡很厉害，但从他的语气和口气上判断，他对生命的热爱依然没有受到疾病和治疗的丝毫影响，一如平常，他十分关切地问起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说到工作，他还特意强调说，“一定要注意把握工作的节奏”。当我跟他表达我想过去看看他时，他说，我在这里还好的，这么远跑过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最后，他跟我约定，到明年夏天的时候，你们来南京。他的这句话让我对“明年夏天”充满着期待。

因为受到严重口腔溃疡的影响，他说话虽然偶尔有点模糊，但声音依然洪亮，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从他的语气上来判断，我似乎还能判断出任老师不时流露出来的微笑。似乎正是他的非常放松的状态给我传达了过于乐观的信号，似乎正是他的自信和乐观让我并没有太早意识到这个病魔的强大。因而，当仅仅几个月后，我得知任老师化疗的效果不太明显，病情出现反复时，我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一种强烈的冲动让我无比想念病中的任老师，我决定要尽快去看望他。当我买好了车票，准备带着仍在喂奶的孩子前往南京看望日思夜想的老师，我却意外地接到了吴老师打来的电话。不知道吴老师从哪里打听到我要去南京的。在长达半个小时的通话中，“他一定不希望我和孩子受舟车劳顿之苦！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这对从来都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的夫妇，似乎已经习惯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来考虑问题，哪怕是在这种时候，他们依然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在吴老师的极力劝阻下，我只好退掉了这张车票，而吴老师却还在抱怨退票又得“损失不少钱”。

虽然被师母“劝退”了，但想看望任老师的想法却没有打消。两个星期后，任老师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之前一直住院的军区总院不敢再收治任老师，而鼓楼医院也不敢收治这样一个重病号，甚至连鼓楼医院请来的换药的护士都不敢给任老师换药。作为学生，我自然是坐不住，我决定要去南京。但我担心，我的到来可能给任老师和吴老师带来不便，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告诉吴老师。没想到，谈话一开始我就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我很失望，跟吴老师你来我往地聊到了深夜，却也没有能够说服吴老师。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我是该选择逆吴老师的意思一意赶往南京，还是应该顺两位老师的心意，犹豫之间，只好再次退掉了这张车票。

车票虽然退掉了，但实际上，我的心已经飞到了南京。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任老师的病仍在恶化，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不太好的消息，和任老师所有的学生一样，我每天的心情都会随着这些消息好坏程度不一而起伏。曾几度，我因为得知任老师情况不好而彻夜失眠，我知道我一定要去看看任老师了。有了前面两次的“经验”，我似乎更加坚定我该如何做，才能让此行顺利成行。为了不让两位老师担心，我把孩子放在了家里，凌晨出发，在杭州和任老师的另一位学生会合，坐高铁到南京，感谢高科技、高速度成全了我们起飞的心愿，我们早上9点多便抵达了南京。我们径直赶往南京大学校医院。

从我们进病房到出来，一共有45分钟的时间。在任老师门下上学的时候，我们跟任老师一起度过了无数个普普通通的45分钟，而这个45分钟却让我终生难忘！到病房门口，透过房门的玻璃，我看到任老师躺在病床上，瘦弱苍白，我的眼泪忍不住地往下流。此刻，我真后悔，我应该早点来看他！任老师看到我们来了，跟吴老师此前和我说的一样，他很激动地跟我说，“你看你的孩子那么小，这么远的路，你还跑过来，这不是让老师难过吗？”我心里想，病到这么重，他不仅没有责怪我们没来看望他，却为我把孩子放在家里来看他而难过！老师难道忘记了，下班后、节假日、休息时间，他把师母和女儿丢在一边，为我们加班加点修改论文？或者他压根就没有想过，受过他的恩泽的学生当以涌泉相报才对？

病床上的任老师虚弱不堪，不能说很多话，更多地是我们说，他来听。听说我们的工作有了新的成绩、生活有了新的起色，他艰难地点点头，这是他最感欣慰和鼓舞的事情，我想这也是他最想听到的！看到我们都取得了成绩，他还特意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身体！最后，我们看到任老师很累了，准备起身要走。任老师突然提高音量问我，“你的博士论文怎么样了？”“我有一个想法，想把我的博士论文和你的博士论文放在一起来出版。我身体好的时候，我是想亲自操刀来做这个事情的。”我怕任老师难过，安慰他说，等他身体好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他见我如是说，声音更大了，“现在，我是指望你来做这个事情！”在一旁的刘成老师赶紧帮腔说，他想让你来做事呢，赶紧答应下来。我含着眼泪狠狠地点了点头。他看到我点头了，似乎大舒了一口气，我很清楚地看到他刚才因激动提高音量而抬起来的肩膀放松了下去。我还在南京的时候，一次跟任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突然提到，“我现在对美国宪政有兴趣，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会转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来”，然后他朝向我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又回过头去做我的美国援华，我们一起出一本《美国援华史》。”我原本以为，这只是老师的兴起之辞，虽然有此印象，却没有当真，没想到任老师还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由于癌症和发烧而带来的双重疲惫感让任老师的身体倍加虚弱，45分钟的谈话似乎就已经超过了他的限度，我们匆匆地跟任老师说再见，他艰难地侧过身来，特意朝我们挥挥手，说“再见！”的确，在跟任老师交往的8年里，我曾无数次跟他说再见，但只要学生有事情，一个电话、一封邮件或是一个短信，一定能够见到他！唯独这一次，他却没有能够再见到我们，而当我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便已经是天人永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