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耘：爱在中心——谨以此文献给中美中心全体员工
东来离开我已经１００天了，我摸不到他，嗅不着他。然而，他无处不在，始终环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他都如影随行。
迈入中美中心大门，穿过大厅，走进二楼那间熟悉的办公室，恍如隔世，“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一时间倍感悲凉落寞。窗台上刘绪贻先生和师母的合影慈祥地看着我。照片背景上的枫叶火红绚烂，映照着两位老人容光焕发的脸庞。照片摄于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２９日，先生已是９６岁高龄。背面是先生的亲笔题字，“东来贤伉俪：衷心祝贺新年春节全家康乐，并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多更优秀的成绩。”我的耳边响起东来许下的炽热的承诺，“我们一定会像刘先生夫妇那样白头偕老，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你老了，病了，我会照顾你的。”桌上的台历静静地停留在２０１２年７月，无声地提醒我东来确诊患病的日子。
我痴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凝视着电脑桌面我俩的合影，回想着无数次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情景，或欣喜、或焦虑、或疲惫。我幻想着那熟悉的脚步声，幻想着他急切地推门进来，带着那永远可以给我温暖和力量的微笑，“Darling, 跟你开个玩笑。我怎么会走呢？我怎么舍得你和琬洁呢？”
中美文化中心，是东来的学术之家，也是我们的爱琴海，我们情感的家。1986年到今年5月， 他从学生到访问学者再到教师，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 而我和东来的故事也是从中心开始。这个家承载了我们的一切， 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
一缘相牵图书馆，双栖结伴中心苑
东来1985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成为历史学家杨生茂先生的博士。1986年，幸运地成为中美中心第一届学员。10个月的项目结束后，东来回到天津，意识到自己已被中心一流的研究条件和生活设施“惯”坏了。
1987年第二学期，东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重返中心，再作半年研究，对中心的感情与日剧增。1988年元旦，他在日记中写道, “ 在中心度过了第二个元旦，从现在情况看，说不定以后还要在这儿过新年。”东来向中心领导表达了来此执教的意愿，王志刚主任和林紫炳、张怀亮两位副主任商议后很快决定引进他，并争取到额外的进人指标。
那时的博士生可谓凤毛麟角，东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美国史方向的博士，毕业后理应是要留校的。在得知东来的意愿后，爱徒心切的杨先生多次挽留。4月21日，师徒再谈分配，却无法说服对方。“我有些太无情意了，惟有遗憾。”东来在日记里写道。22日，副教务长冯承柏老师来访，希望他重新考虑，并表示留校后，可以通过校际交流，让他去Swarthmore学院进修一年。东来固执，仍以去南京已“木已成舟，难以变更”为由婉拒。
那年春天，我和东来相遇。他告诉我，中心图书馆的英文原版藏书算得上是国内最新的，我因此萌发了去搜集资料的念头，为硕士论文作准备。４月２９日晚上，我去宿舍找他，请他给我写个便函，引见一下。他看到我来访很惊喜，热情地招呼我。写信的时候，笔不出水，急得直甩，额头上渗出兴奋、喜悦的汗珠。那天，他的哥哥恰好路过天津，也在宿舍，见我来，便推说有事离开了宿舍。东来写好介绍信，我不想打扰他们弟兄，便起身告辞。东来没有理会，转身拿出厚厚的两本影集摊在书桌上，让我坐下。这两本影集记录了他在中心的学习和生活，他几乎给我讲解了每一张照片。在他兴奋的介绍中，我认识了雷为亮，白依丽，郭志军，刘军，宋燕燕，匡榕榕，张明，孙庆等一大批中心校友，对中心丰富多彩的生活羡慕不已。
四月末的晚上，天津的气温十分宜人，不似白天那般干燥，有种浪漫的惬意。位于六楼的宿舍，微风习习，薄薄的蓝色窗帘飘起又落下。东来站在我的身旁，用修长的手指为我翻页，用温雅喜悦的声音讲述中心的点点滴滴。也许就在那一刻，老天在我的心中撒下了对中心、对东来的情感种子。
五月初，带着东来的介绍信，我第一次踏进中心。在宽敞透亮的图书馆见到了副馆长邵金丽老师。邵老师满面笑容，走到我的桌边，跟我夸起了东来。“任东来这个小伙子真不错，学习很认真，很刻苦，见人笑嘻嘻的，大家都很喜欢他。”
中心之行使我们有了更多话题，交往也多了起来。我早有毕业后回南方的打算，东来先我一年毕业，南下金陵，满足了我们走到一起的重要前提。此时，东来在先生的要求下决定下学期留在南开做半年访问学者，他在日记中写到，“不能再伤先生的心了。”先生得知他的决定，顿觉心情爽然，连说“好消息，好消息。”而对于我们，这样的安排近乎完美，又能赚得半年在一起的甜蜜时光。
不久，东来告诉我另一条好消息，南大对博士毕业生有个优惠政策。有博士学位的已婚职工，如果配偶户口在南京，可以分得两室一厅的二手住房。在青年教师普遍蜗居筒子楼的年代，这样的条件实在太具吸引力。夏日的傍晚，我们依偎在校园的马蹄湖边，不顾蚊虫的叮咬，看着落日的余晖渐渐隐去，想像着千里之外两室一厅的住房，憧憬着中心四季如春的工作环境。
1989年初春，东来正式到中心工作。中心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直至他离开人世。
天堂寒舍浅相隔，流连往返无穷悦
1989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南大大学外语部。9月，学校房产处通知我们分房。那年有五、六个博士具有分房资格，东来年纪轻， 排在倒数第二，轮到他时，只剩下两室无厅的房子。房子位于北阴阳营8号，是小区最里面的一栋，因为地基不牢，所以不曾扩建。房子破旧简陋，和邻居共用走道，邻居进出都得经过我们的房门。值得安慰的是，小区与中美中心几乎是一街之隔，步行５分钟就到了，我们可以常去中心。这里有独立的餐厅、开放式图书馆、休息室、报告厅、电脑房、美式洗衣房。在那个空调还未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年代， 中心配备了中央空调和中央供暖，是我们心目中的天堂。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部分家庭没有采暖设备，冬天洗澡只能去公共浴室。南大女浴室外等待洗澡的女生和职工总是排着长队，有时要在寒风中等上一个小时。中心则专门开放一间客房，供职工免费沐浴，还有偿对家属开放。寒风呼啸的冬日夜晚，在暖气充足的客房洗上一个热水澡，带着一身的轻松，回到东来温暖如春、书香四溢的办公室，倚靠在矮矮的沙发上，捧起一本书——该是何等的身心享受啊。许是过于舒适了吧，我常常还没看两行，就慵懒地打起了盹。每逢这个时候，东来便关了大灯，轻手轻脚地拔掉电话线，让我好好休息。我一觉醒来，他还在台灯下看书做笔记，专注的神情透着书生的可爱和俊朗。他看书，我看他，良久良久……如今，那台灯光映照下的侧影，已成为我心上的一个永不漫漶的镌刻。
中心的食堂干净、敞亮，全不似公共食堂的油腻和逼仄。在朋友面前，东来总是骄傲又带些夸张地说，这里的操作间可以和金陵饭店的媲美。1989年秋，我刚来南大，在中心食堂的第一顿饭是张怀亮老师请的客。身材高大的张老师笑容可掬，丝毫没有主任的架子，让我感到很自在。听说我们都学过法语，便用法语说了句，“Nous déjeunons ensemble.”（我们一起吃午饭。) 虽然中心的饭菜油水不多，品种也不如南大食堂丰富，但轻松安静的就餐环境，让食客平添了几分优雅和从容。从那以后，我下了课就来中心吃午饭，东来买好了饭菜，边吃边等我。等我的照例还有一脸和煦的笑，去得晚了，偶尔也会抱怨一句，“怎么这么晚下课？学生不要吃饭啦。”
休息室每周五放映英语原版录像，免费的精神大餐，省去了我们花钱到电影院找浪漫。虽然我们基础还算不错，但由于读书时代原声电影的缺乏，这方面的训练较少，有些电影听起来还是很费劲。对不懂的地方，我和东来常展开讨论。他对美国文化背景熟悉，我对声音敏感，一来二去，也能研究出大概。我们意识到，在英语教学中，适当运用影像资料，可以调动学习者的多个感觉器官。正常语速的英语包含了造成听力障碍的发音特点，在实质性提高听力方面，远胜于专为学习者灌制的机械式朗读。
为了帮助我的教学，东来和中心校友白依丽为我收集了大量录像带，丰富了我的教学资源库。2002年1月，我编写的教材《电影视听英语教程》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虽很不成熟，但多次印刷，似乎还受欢迎。
当然，对酷爱读书的书生来说，没有比图书馆更具魅力的地方了。而中心图书馆的英文藏书和管理方式堪称国内一流。东来的学术成长离不开这里的资料，更离不开每位馆员的周到服务。每年新一届研究生入学，东来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在图书馆查找资料。这个马大哈在家常找不到生活用品，被我戏称为“客人”，但却能随手从中心书架上取出朋友想要的书。与中心相距不远的茶社有一条经典广告，“我要么在XX咖啡馆，要么就在去XX咖啡馆的路上。”这种单一几乎到了极致的生活路线图，用来描绘东来也很贴切。除了上课，他“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图书馆，要么就在回办公室或图书馆的路上”。人说，“学海无涯苦作舟”, 而对于东来，则是“书海烂漫自在游”。
病榻上，东来和实习医生黄小银成了忘年交。东来好学，对所有事物都充满了兴趣和敬畏，他不停地向小黄询问医学知识。小黄总是认真作答，有时在东来求知心切穷追不舍之下, 也会抓耳挠腮，答不上来。于是回去翻书，记住答案，次日再来汇报。不知不觉中，东来的求教变得像是研究生答辩会上的“质询”，帅气可爱的小伙子充当了学生的角色，让东来在单调的病房尽享为人师的满足。小黄也喜欢老师的乐观健谈，心里是牵挂他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3月27日，小黄说，前一日梦到任老师带他去书店买书。此时，东来还在发烧，迷糊中发出感叹，“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图书馆就是天堂啊。” 东来说这话的时候，脑中浮现的一定是中心图书馆，那是他一见钟情，如鱼得水的快乐学海；那是他学术世界的最爱，赋予他广博的专业知识，也赋予他更为成熟、更为开阔的人生理念和生活智慧，赋予他搏击困厄的坚毅，面对死亡的平和安详。今天，他的日子一定如好友剑鸣悼赋中所云，“天堂幸似图书馆, 把卷忘忧得永宁。”
同道相佐廿七年，华枝春醉三生缘
在我和东来眼里，中心是典型的和谐社会。这里的领导平易近人，员工相处和睦融洽，同事情谊如淡淡的茉莉花茶，虽不馥郁，但沁人心脾。
第一任主任王志刚老师自信果断，颇具学术气场。当时，中心的许多活动对家属开放，我多次得以聆听他地道纯正的英语。他驾驭语言的能力羡煞我们这些语言专业出生的年轻教师。印象最深的是，每次即兴讲话，他绝不会弄混代词“she”（她）和 “he”（他）。他严谨的风格为我树立了教学上的榜样，时刻提醒我在教学中注意语言的规范。
第二任主任陈永祥老师高大英俊，他的太太夏國芳老师是我所在研究生教研组组长。因为这层关系，我们有较多的共同话题。在中心吃饭时，外语学院毕业的陈老师总是给我们娓娓讲述外语学院和大学外语部的往事，使我们的午饭时光愉快充实。夏老师也曾教导我，“要让每个学生在每节课上都有所收获。”多年来，她的叮嘱一直在耳边回想，让我在课堂上不敢有一丝懈怠。
第三任主任黄成凤老师，也曾是我外语部的同事。黄老师端庄大方，干练不失女性细腻，理智不失感性。东来患病后，黄老师第一时间联系医学院韩晓东书记，陪同我们就医，办理入院手续。10个月來，一次次入院、出院、转院，黄老师都亲自过问和安排。去年12月20日，东来病情急转直下，出现严重的骨髓抑制，医生立刻联系单人病房，以防感染。自东来患病以来，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恐惧和无助，一向给予我情感支撑的他已经自顾不暇。我把虚弱的东来安顿在日间病房等待，独自躲到走廊的尽头，拨通黄老师的电话，忍不住失声哭泣。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吴老师，你别慌，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大姐姐。”从那刻起，黄老师成了我的大姐，扶持着我，陪伴我迈过一坎又一坎。“你要坚强，我们保持联系，你随时打我电话，我永远是你最强大的后盾”。
在绝望到麻木的日子里，大姐用爱和真情为我撑起一片天空，无数条安慰短信，数不清的深夜电话，让从未经历人生苦难的我鼓起勇气面对苦难。在爱的天空下，我可以随性释放我的痛彻心腑，我可以哭到眼泪干涸。在大姐面前，我唠叨着我的恐惧，诉说着我和东来作过的每一个噩梦，倾听着她用美善的语言诠释伤感的梦境，宽慰我，化解我的种种纠结。随着东来病情的恶化，我的心被撕成碎片，我任由自己变成鸵鸟，把头埋进沙堆，逃避医生一次甚过一次的残酷宣判。在那段黑暗笼罩天空的日子里，大姐一边处理繁忙的日常工作，一边独自面对来自医院的各种坏消息，谨慎地滤去冷酷的表达，小心翼翼地转告于我。当天空轰然塌下，世界骤然消失，东来离我而去，大姐痛着我的痛，却紧握住我的手，告诉我我还有我的责任......
东来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在中心这个大家庭，他享受了充沛的同事情谊。东来生病期间，各位同事更是伸出援手，与我们风雨相伴，如冬日温暖的阳光驱散我们心中的寒凉。去年九月下旬，东来在南京接受了两个疗程的化疗，根据医生建议，准备接受放射治疗。我们查找了各种资料，决定去北京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临行前，蔡佳禾副主任，俞晓霞馆长，袁恩红老师和郭安康老师请我们在住所附近的粤鸿和饭店吃饭。那天中午，阳光灿烂，透过饭店大厅高大的落地窗，可以欣赏到沐浴在阳光下的人工湖，开阔宁静，波光粼粼。东来一如平常，胃口极佳，兴致勃勃，与大家谈天说地，完全不像病人。佳禾说，“多吃点，到了北京就没有这么多好吃的了。”谁也没想到，这顿饭竟成了东来最后一次带着完好的味觉和朋友一起品尝人间美味。两个月后，11月23号晚上，我再次带他来到这家餐厅，他的鼻咽部经过放疗，已经全然不知酸甜苦辣为何味。他不忍看到我的失望，努力品尝并安慰我，“Darling, 我好像吃出一点点麻的味道了。”我很高兴，“太好了，多吃点，你的味觉在恢复哎。”
11月7日晚，东来结束在北京的放疗，返回南京。周国宝师傅和沈志平老师已在车站等侯。当时，他的口腔粘膜全部溃烂，无法多说话，但内心那份感动，在这份情意面前流露出的贪恋神态，如同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家人。北京的治疗效果不错，原发病灶基本看不到了，东来得意地说，“我CR（完全缓解）了。”朋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探视。佳禾曾在北京送来灵芝孢子粉，资料显示，对提高免疫力有明显的功效。黄老师得知，又送来了增加白细胞的甲鱼和几十盒孢子粉。华涛老师带着太太毛医生赶到军区总院探望东来，为我们打气，鼓励我们。即将上任的第四位中心主任何成洲老师来到医院，向东来的主治医生了解他的病情和治疗方案。
11月下旬，从中心离休多年的姚平老师，不顾八十高龄，与杨金陵主任和程之石会计结伴来访，向我们推荐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徐荷芬老中医。在姚老师的引见下，我们在２６号见到了徐医生。那段日子，东来天天喝我做的三红汤（红枣，赤豆，红皮花生），脸色红润。在候诊室，叫号的医生又差点把病人搞错。一个小错误让东来兴奋了好多天，“Darling, 你不要担心，这是慢性病。医生说要六个疗程化疗，那是保守做法，我四个就够了。” 我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中药，信心满满地回到家。我插上电药罐，药味渐渐弥漫开来，东来大口呼吸着，似乎要借助药味的魔力驱走身上的病魔。艰难时刻，中心全体朋友们的不离不弃，让我和东来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变得乐观从容。
４月９日，在黄主任、何主任和继培等老师的安排下，东来住进南大医院。方军老师和王得亮师傅，还有食堂员工为他制定特殊食谱，精心准备每一份菜肴。每天傍晚，女儿拎着保温桶走进病房，伴着一句，“爸爸，他们问你明天想吃什么？” 每逢此刻，东来的神色都有些异样, 喉头有些哽咽，他在感动，我明白他。尽管吃饭对于他已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心里却是甜的。此刻，心里涌动的是家的感觉，吃到嘴中的是爱的味道，背靠的是亲情的支撑。面对关爱, 走到生命尽头的东来居然还会流露出几分幽默。他对着勺中的饭菜，撒娇地说，“太烫了。”我说，“不烫啊！”他别过头去，“你看，还在冒热气呢。”
2013年4月11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学人社授予东来终身会员荣誉。４月25日，霍大把证书和奖章快递送达南京，当晚九点半左右，中美双方两位主任赶到医院，把证书和奖章庄严地交给病床上的东来。东来挣扎着坐起身来，虚弱的身体掩不住他的激动，呼吸器藏不住他的微笑。他伸出瘦削的手臂，轻轻抚摸着精致的证书，喃喃地说，“我这辈子就爱读书。得到这个荣誉，我很高兴。”我把沉甸甸的奖章挂在他的脖子上，为他留影。他吃力地摆好姿势，好似领奖台上的运动员，无比自豪。他为自己奋力奔跑的一生自豪，他为投身于钟爱一生的学术事业自豪。一生得如此，他无怨无悔，唯有自豪！
东来走了，来去匆匆之间，却把爱和感恩永远留在了培养他成长的中美文化中心。
人已去 路远迢迢 无由执手何日忘之
楼未空 书香馥馥 更有隆情中心藏之
吴耘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０日于紫气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