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第一次参加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我对此颇感兴奋。从1月2号早上的第一场到1月5号的最后一场，我场场不落。当然，由于会议安排上的时间冲突，我也错过了好多会议专场。我听了很多优秀的报告，见了许多知名教授，交了许多新朋友。亲自参加这种大场面的年会后，我的学识和见识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国内读书的时候，从来没人在我面前提起亲身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经历。毕竟，在国内教书的教授，很多人都没有参加过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经历。2009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就在纽约举行，可惜那时我没参加。说来惭愧，我第一次参加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竟然是四年半后。我很幸运，在我有身之年可以参加这样的盛会。因为就我所知，我的许多前辈们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盛会。可是，学历史的，尤其是学美国历史的，你不参加这样的年会，这怎么也说不过去的。2015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将再次在纽约举行，我将再次参加。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这次参加年会我没有提交论文，也没有在年会上做报告。后来，我才知道，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只接受panel proposal。而且，提交panel proposal的截止日期早在年会之前的十个月以前就已提前结束。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认真准备panel proposal，你很难有机会在年会上做报告。即使你有proposal，你还要找3－4个其他的panelists，以及相关的小组评议人和主席。不然，美国历史协会还是不会接受你的proposal。对我来说，我很幸运参加了今年的年会，因为我知道了美国历史协会运作的基本流程。我想，以后我也会尝试着向美国历史协会提交panel proposal，并尝试着在美国历史协会上作报告。我的人生还很长，我想我总会有机会走在美国历史协会的舞台上做报告的。或迟或晚，这一天总会到来的。
在这届年会上，我认识了美国历史学界的许多大佬。Sarah Maza，Daniel T. Rodgers， William H. Sewell, Jr.,Gabrielle Spiegel, Margaret C. Jacob, William Cronon, Barbara Metcalf, Linda K. Kerber，Linda M. Rupert等，我都是第一次见这些历史学家。在会场，我还见到了Anthony Grafton，Karen Ordahl Kupperman，Alice Kessler-Harris等，这些人我曾在纽约见过。Karen是NYU Atlantic Workshop创始人，她人和蔼可亲。我答辩委员会的Jennifer L. Anderson就是她学生。在纽约大学历史系，我经常见到Karen。她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对学术热情不减，对后代学人悉心提携。对我来说，看在眼里，颇为感动。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Anthony Grafton和Karen都没有报告，他们都是会议小组的主席。Linda M. Rupert也是。虽然这些人是史学大佬，但是你仔细一看，这些人很和蔼可亲。他们参加年会，就做一个小组主席，而且还自费。作为晚辈学人，你会感动到内心深处去。
在会场，我真的感受到了Natalie Zemon Davis的大佬身份。12月初，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听过Natalie Zemon Davis的讲座。但是，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会场，你会随时听到她的名字。妇女史学家会提到她的名字，法国史学家会提到她的名字。Natalie人很友善，学问又做的好，而且她还是美国历史协会的前主席。在会场，她很受欢迎。可能，国内的人都是通过新文化史认识Natalie的，但是，在美国，Natalie对妇女史的研究影响了好几代人。她的求学经历、她的档案调查经历、以及她对妇女史档案文本的解读等，影响了许多妇女史学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Natalie就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一个缩影。1月4号早上我参加了妇女史学家的早餐讨论会，密歇根大学历史系的Rebecca J. Scott在做报告的时候，一开始就提起Natalie对她做妇女史的影响。颇为遗憾的是，为了见S. Max Edelson，我错过了Natalie那场反思妇女史的讨论会。有些时候，参加年会可以让你近距离观察一些这些大佬的生活状态和学术活动。这样，你可以近距离地走进他们。进而，你会近距离地走近他们的作品。
我在会场也认识了一些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我参加了S. Max Edelson的报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18世纪南卡的环境史。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他有一章专门写Henry Laurens。听完他的报告后，我才知道他现在做佛罗里达殖民地的地图学史及地理知识史。Edelson有崇高的学术抱负，我从心底里佩服他。在会场，我跟他聊了聊我的课题,以及他最近的课题等。他人很友善，我们聊的也很愉快。我还认识了阿拉巴马大学的Heather Miyano Kopelson。她做的是百慕大的种族和宗教的大西洋史，课题非常新颖。她研究的是17世纪的百慕大历史和英国大西洋世界史。通过她，我知道了罗切斯特大学历史系Michael J. Jarvis的力作 In the Eye of All Trade: Bermuda, Bermudians, and the Maritime Atlantic World, 1680-1783。Kopelson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麦克尼尔中心主办的Early American Study上，一篇在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上。今年七月，她的新书－Faithful Bodies Performing Religion and Race in the Puritan Atlantic将有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假以时日，这些青年才俊会托起美国历史的未来。见见这些青年才俊，我会慢慢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
在会场，我也见到了John Fea。John Fea是我学长，我跟他的导师都是Ned C. Landsman。John于1998年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毕业。之后，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他出版了代表作The Way of Improvement Leads Home Philip Vickers Fithian and the Rural Enlightenment in Early America. John主攻中部殖民地长老派的教会史学。他的研究兴趣跟导师Ned的研究兴趣颇为相似，但是研究的主题却又完全不太一样。Ned研究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苏格兰人口史及中部殖民地的宗教和思想史。在做报告的时候，John声音洪亮、声情并茂。他的报告做的非常棒！他报告的内容也非常吸引人。听完John的报告后，我深受鼓舞。
在会场，我还碰到了在纽约教书的教授和学生们。听完John的报告后，我在走廊碰到了哥大历史系的Evan Haefeli。在哥大的英国史研讨班上，我经常碰到他。2010年我在哥大选修Christopher L. Brown的研究生讨论课的时候，他曾带Chris上过一堂课。之后，虽然平时见到他，但是我跟他聊的并不多。在美国历史协会的会场碰到他之后，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之后，他要我参加他们的early American seminar。其实，这个研讨班我一直都想去。但是，由于平时周二在学校有课，我一直都没去。不过下学期开学后，我打算过去瞧瞧。之后，在美国历史协会研究生接待会及相关的接待会上，我还碰到了在NYU大西洋史工作室和边陲史（Borderland）工作室认识的研究生。这些人，我在研讨班上只见过他们，尽管聊的并不多。但是，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遇到他们，我会倍感亲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的研究生接待会上，我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发现了William Cronon教授。看我一直盯着他，Cronon主动走过来，并向我介绍自己。我说我知道他是谁，他就直接过来跟我握手。我还没缓过深来，他就走开了。AHA的前主席就这么跟我握手了！如此温馨的一刻，我会永远铭记于心！
大概6、7年前，我跟张弛、齐晓瑾、李荣山等一起去清华大学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渠敬东老师合开的社会理论课。那时候，李老师踩着一辆破自行车跟我们一道从清华回北大。路过清华西门鸡翅的时候，我们会在那里喝喝啤酒、吃吃烧烤。那时候，李老师会提起新文化史学家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赫的归来》和电影《似是故人来》（Sommersby）。那时候的我，从没想过有天我会真的见到Natalie这样的大佬。但是，换了个环境后，我发现她就生活在我的学术圈子里。而且，这些大佬不止一个，他／她们是一个一个扑面而来。
在年会上，我还认识了来自其他学校的研究生。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叙述了。
没参加这次年会前，很多时候看书写论文都是单独进行。虽然偶尔也会读到好论文，也会见到牛教授。但是，在这次年会上，我同时见到这些大佬的时候，我会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身份。大佬没有架子，他们都乐于提携晚辈。大佬学问做的好，做人做的更好。在年会上见过大佬后，我觉得我该进一步提高我的学术起点，并好好规划自己的学术生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