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言表”的四川之旅：参加OAH中国交流项目期间的经历
更新时间 2018-08-19
作者：江西师范大学团队
Copyright ©：本文为2018年“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研习营主讲人朱莉·格林（Julie Greene）教授发表在OAH网站的研习营纪实，由四川大学研究生任姝欢翻译，王禹老师校对。原文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注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官方公众号“美国史研究”】，感谢关注本号！
作者介绍
朱莉·格林（Julie Greene）现为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UMD）历史系教授，该校“全球移民研究中心”联合主任（codirector），曾当选评为“OAH杰出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跨国和全球视野下的资本主义与美国工业化，涉及劳工、移民和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代表作有《运河建设者：在巴拿马运河构建美利坚帝国》（The Canal Builders: 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2009），该书于2010年获OAH颁布的“詹姆斯·A.罗威利种族关系史最佳著作奖”。
“难以言表”的四川之旅：
参加OAH中国交流项目期间的经历
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的支持下，我有幸于2018年6月在四川大学度过了一周时间，以“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为主题进行授课。我被遴选为OAH和AHRAC联合主办的美国史研习营项目的三位中国驻营主讲学者之一。多年来，在我与马里兰大学的艾拉·柏林（Ira Berlin）共同指导全球移民研究中心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从国际合作与对话中使自己以及我的学生的智识生活受益。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入选OAH这个对华交流项目的名单。我们的研讨班在历史时段上聚焦于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在为期五天的研讨会上，我们每天上课六小时，其间有一个时间充裕的午休时段。来自中国各地的32名研究生及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我很荣幸能与在四川的每个人一起工作：与会者准备充分，积极对讨论主题进行深入、复杂的探讨，讨论涉及的诸多领域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吗？我认为这是饱含了极富成效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的一周。
研讨会开始之前，我和我的丈夫吉姆·玛菲（Jim Maffie）已经体验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的中国之行从香港开始，在那里与劳工社会学家潘毅（Pun Ngai）教授会面。我在香港大学进行了演讲，并磋商香港大学和我所在的中心在全球劳工流动项目上进行合作的可能。然后，我们前往深圳参观了工业区，来自“反对企业不端行为组织”中的一些志愿者为我们做了向导，该组织系由学生和学者联合组建。深圳是中国令人瞩目的工业中心之一，我想亲眼看看那里的劳资关系，以加深我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体的理解，并期待对我在四川的研讨班上将当今中国的工业化与一百年前美国的工业化进行比较有所助益。访问深圳后，我们又花了一周时间游历了桂林、阳朔、北京等地。我们了解到很多有关中国的令人惊讶的东西，事实上，它常常让我惊讶得难以言表——在很多方面。
我们于6月8日抵达成都，与四川大学助理教授王禹和研究生熊健余、任姝欢会面。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们招待我们参观了成都市区及周边的景点，其中包括安仁古镇壮观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星期一早上，任姝欢在酒店大堂与我碰面，并搭乘富于特色的人力三轮车陪我参加了第一天的讲座和讨论。我注意到四川大学规模庞大，有几万名学生；尽管我们的酒店距离校园大门只有半个街区，但仍然需要花15到20分钟才能穿过校园到达我们的研讨班所在的教室。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研究美国平民主义和劳工改革的学者原祖杰教授，他向学员们介绍了我，并向我赠送了一件精美的礼物，一幅绘有熊猫图样的蜀锦框画——在我还未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之前！课程开始前，我向学生们讲述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并给每个人分发了我从美国带来的小礼物——吉尔德利（Ghirardelli）巧克力和印有《纽约客》杂志历史封面的明信片（场面非常动人！）。我衷心地感谢他们需要在整个星期都用英语交流，我明白这对他们来说需要额外的脑力劳动。我深知他们的努力，并为此心存感激。
与原教授和王老师的提前通信让我已对与会学员的特定兴趣领域，以及我所该期待的英语流利程度有所了解。他们介绍说，之前OAH研讨会的主讲人一般上午讲课，下午对关键主题进行讨论，但我决定调整这种方法。我为每一天撰写了两到三份讲课内容，并计划在每次讲课后立即进行讨论。因此，每一天的讲授与讨论是穿插进行的。我在选择每天的阅读材料时，会搜集几篇简短的二手研究论文和三到四篇一手文献，后者有助于引起充分的互动交流。在每场讨论中，针对所读论文或原始材料，我会先抛出几个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以开启话题，然后给学生们五到七分钟的时间相互讨论。这让沉默内敛的学生有机会分享他们的观点，也使大家得到片刻休闲，不必一直用英语来交流。一切似乎都运转良好。我曾被先前的来华学者警告说，由于学生的羞怯，或是语言障碍，讨论环节将难以有效开展。然而，整个星期我们都进行了很棒的交谈，学生们提出问题并提供见解，这些见解非常有助于我和他们在新的方向上展开思考。实际上，讨论环节被证明是一周当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这意味着学员们在从我这里学习的同时，也在互相学习。
随后，我在四川大学的一周里经历的一场重大挑战来临了：我变得“难以言表”了——按字面意思理解。经过第一天全天的讲授和主持讨论后，我在星期二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只能发出可怕的、嘶哑的声音。不知道是由于飞机上的干燥空气，城市污染，用嗓过度，还是由于成都著名的麻辣火锅料理，总之我失去了声音。（我们所咨询的医生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失声，并说这一病情在四川大学的教授中非常普遍。）真是飞来的横祸！
王老师火速载我到校园内一家医院就诊，并在医生做检查时为我翻译。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或者任姝欢多次带我往返医院，以便我可以吸入少量的类固醇来缓解喉咙的炎症。医生建议我在接下来一周内完全噤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讲课也不可能了。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我和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一起旅行，他不仅对历史学有着敏锐的理解力，而且还与我熟识几十年，并听我谈论过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方方面面。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丈夫——吉姆·玛菲。他原本计划要么独自旅行，要么在酒店房间中工作，如此度过一周。但如今他挺身而出，在我声带康复的过程中担任授课人。我已事先准备好了配合讲座的幻灯片，并将所有主要观点呈现于幻灯片的文本，以帮助可能在英语方面有困难的学生。现在由于我无法亲自阐释这些要点，所以每晚都熬夜往幻灯片上增添更多信息。上课时，吉姆将这些要点呈现给学生们，并经常根据他自己的知识或我曾与他分享的故事，补充丰富多彩的例子。例如，当我们谈到19世纪的欧洲移民时，1848年德裔美国移民出现在了幻灯片上。吉姆不由自主地分享了朱莉·格林博士的高曾祖父如何在1848年革命期间，因为发表反政府演说而被囚禁在德国马堡，最终逃出监狱并逃往美国的故事。我事先并没有计划提及此事，但它确实为学生们对1848年移民的理解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当我们讨论简·亚当斯，以及有关社会工作（social work）史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两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吉姆从他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增加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哲学之历史的小型讲座。
我不得不承认，在吉姆介绍我的讲座时我很难保持安静，事实上我也没有成功。我时不时地在吉姆演讲的过程中插入我的观点，而且我依然主导着每天的讨论环节。学生们不得不忍受我糟糕的声音，但我觉得当他们看到吉姆和我在原教授、王老师及其研究生的帮助下，共同努力以设法解决因我的咽喉炎带来的沟通问题，并最终使研讨会取得成功时，这一过程也令他们开心。原教授担心，过度用嗓可能会对我的健康造成永久性伤害，所以他极力坚持让我休息一个下午。星期三下午，原教授代替我向学生们介绍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然后王老师带领学生们讨论了当天的阅读材料。根据我从学生们那里得到的反馈，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环节，有助于他们与四川大学的教师产生更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OAH未来所应当鼓励的事情——也就是说，让本校教师在一周之内负责主持一次讲座或某一个下午的会议。星期三下午的休息确实有助于我嗓音的恢复，在最后两天，我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和吉姆在上午的共同授课，并在每天下午自己接手主持讨论。
在第一天上午，我首先介绍了研讨会所涉及的主题，并梳理了美国工业化的学术史。下午，我们探讨了工业化的经济要素和资本主义的转型。其他几天时间分别用于讨论劳工阶级、社会和政治改革、移民以及全球视野下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历史（每个主题花一天时间）。我们分析了包括谢尔顿·斯特罗姆奎斯特（Shelton Stromquist）、毛琳·弗拉纳甘（Maureen Flanagan）、查尔斯·波斯特尔（Charles Postel）、诺姆·迈格尔（Noam Maggor）、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艾明如（Mae Ngai）和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等学者的研究在内的二手文章；一手文献包括《奥马哈纲领》（Omaha Platform），《劳工骑士团章程》（Knights of Labor Constitution），“海马克事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迈克尔·施瓦布（Michael Schwab）的演讲，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简·亚当斯的《民主和社会伦理》（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W.E.B.杜波依斯的《黑人的迁徙》（The Migration of the Negroes），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美国诉黄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和“美国诉巴贾特·辛格·辛德案”（United States v. Bhagat Singh Thind）的判决词。新近出版的克里斯托弗·麦克奈特·尼科尔斯（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和南茜·C.昂格（Nancy C. Unger）编辑的《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手册》（Companion to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在整个一周中都是我们非常有用的资源。
这一周的讨论中有几个亮点。在比较平民主义者的《奥马哈纲领》和《劳工骑士团章程》时，有一场激动人心的讨论，学生们的发言反映出了关于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和劳动价值论的流行观点。当讨论涉及到泰勒描述他与“精神迟钝”的施密特（这位工人成为泰勒科学管理发展的测试案例）相遇时的场景时，我请志愿者到前台来表演这场对话。两名研究生将施密特和泰勒的对话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这激发了学生们很大的兴趣，随后我们也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但也许，最让学生们感到惊讶并激起最热烈讨论的材料，是本土出生的美国白人对亚裔移民的反应。在一场关于中国移民在触发排斥外来移民的法律和庞大的移民官僚机构上的重要作用的讲座之后，学生们对于分析有关公民身份和移民归化（naturalization）的种族主义因素非常着迷，正如在关于“黄金德案”和“辛德案”的讨论中所反映的那样。我们也分析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仇外焦虑，并就有关亚洲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可能存在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激烈的探讨。
一周当中，我们的讨论范围并不局限于美国工业化的历史，还探讨了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研究方法、证据解释和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差异。学生们对当代美国政治也很感兴趣。例如，在我们探讨移民主题那天，一位学生问道：“今天在美国成为一名无证移民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对当代移民政治、移民驱逐和仇外心理上升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涉足美国当代的讨论，激发了所有人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历史。
我非常感谢四川大学的东道主：原祖杰教授、王禹助理教授以及研究生熊健余和任姝欢。他们确保了我在研讨会上所需要的一切能顺利运转，热情慷慨地陪伴着我们，并确保我的健康问题没有变成焦虑之源。在一些私下谈话中，他们通过分享自己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以及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感受，使我和吉姆的成都之行更有意义。周末，我带着新的友谊回到了家，并感到充满活力。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研究生和教师们的勤奋程度和智识深度（intellectual sophistication）使我深受启发。最后一天，当我们结束我们一周的工作时，我告诉32名学员与我保持联系。 “你们有一个朋友，一位老师，在马里兰州。” 我是这样说的。然而实际上，我没有说出的感受是：我在中国也有几十个老师。当我们探讨二手和一手材料并讨论潜在的研究新途径时，我对美国工业化的理解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和深入。经验再次向我证明，跨越国界的智识合作的确是极其珍贵的。
本期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团队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作者介绍
朱莉·格林（Julie Greene）现为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UMD）历史系教授，该校“全球移民研究中心”联合主任（codirector），曾当选评为“OAH杰出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跨国和全球视野下的资本主义与美国工业化，涉及劳工、移民和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代表作有《运河建设者：在巴拿马运河构建美利坚帝国》（The Canal Builders: Making America’s Empire at the Panama Canal，2009），该书于2010年获OAH颁布的“詹姆斯·A.罗威利种族关系史最佳著作奖”。“难以言表”的四川之旅：
参加OAH中国交流项目期间的经历
在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AHRAC）的支持下，我有幸于2018年6月在四川大学度过了一周时间，以“美国工业化的社会反应（1820-1945）”为主题进行授课。我被遴选为OAH和AHRAC联合主办的美国史研习营项目的三位中国驻营主讲学者之一。多年来，在我与马里兰大学的艾拉·柏林（Ira Berlin）共同指导全球移民研究中心工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如何从国际合作与对话中使自己以及我的学生的智识生活受益。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入选OAH这个对华交流项目的名单。我们的研讨班在历史时段上聚焦于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在为期五天的研讨会上，我们每天上课六小时，其间有一个时间充裕的午休时段。来自中国各地的32名研究生及青年教师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我很荣幸能与在四川的每个人一起工作：与会者准备充分，积极对讨论主题进行深入、复杂的探讨，讨论涉及的诸多领域都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吗？我认为这是饱含了极富成效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的一周。
研讨会开始之前，我和我的丈夫吉姆·玛菲（Jim Maffie）已经体验了一段激动人心的旅程。我们的中国之行从香港开始，在那里与劳工社会学家潘毅（Pun Ngai）教授会面。我在香港大学进行了演讲，并磋商香港大学和我所在的中心在全球劳工流动项目上进行合作的可能。然后，我们前往深圳参观了工业区，来自“反对企业不端行为组织”中的一些志愿者为我们做了向导，该组织系由学生和学者联合组建。深圳是中国令人瞩目的工业中心之一，我想亲眼看看那里的劳资关系，以加深我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人阶级群体的理解，并期待对我在四川的研讨班上将当今中国的工业化与一百年前美国的工业化进行比较有所助益。访问深圳后，我们又花了一周时间游历了桂林、阳朔、北京等地。我们了解到很多有关中国的令人惊讶的东西，事实上，它常常让我惊讶得难以言表——在很多方面。
我们于6月8日抵达成都，与四川大学助理教授王禹和研究生熊健余、任姝欢会面。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们招待我们参观了成都市区及周边的景点，其中包括安仁古镇壮观的建川博物馆聚落。星期一早上，任姝欢在酒店大堂与我碰面，并搭乘富于特色的人力三轮车陪我参加了第一天的讲座和讨论。我注意到四川大学规模庞大，有几万名学生；尽管我们的酒店距离校园大门只有半个街区，但仍然需要花15到20分钟才能穿过校园到达我们的研讨班所在的教室。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研究美国平民主义和劳工改革的学者原祖杰教授，他向学员们介绍了我，并向我赠送了一件精美的礼物，一幅绘有熊猫图样的蜀锦框画——在我还未进行任何实质性工作之前！课程开始前，我向学生们讲述了一些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并给每个人分发了我从美国带来的小礼物——吉尔德利（Ghirardelli）巧克力和印有《纽约客》杂志历史封面的明信片（场面非常动人！）。我衷心地感谢他们需要在整个星期都用英语交流，我明白这对他们来说需要额外的脑力劳动。我深知他们的努力，并为此心存感激。
与原教授和王老师的提前通信让我已对与会学员的特定兴趣领域，以及我所该期待的英语流利程度有所了解。他们介绍说，之前OAH研讨会的主讲人一般上午讲课，下午对关键主题进行讨论，但我决定调整这种方法。我为每一天撰写了两到三份讲课内容，并计划在每次讲课后立即进行讨论。因此，每一天的讲授与讨论是穿插进行的。我在选择每天的阅读材料时，会搜集几篇简短的二手研究论文和三到四篇一手文献，后者有助于引起充分的互动交流。在每场讨论中，针对所读论文或原始材料，我会先抛出几个相互联系的关键问题以开启话题，然后给学生们五到七分钟的时间相互讨论。这让沉默内敛的学生有机会分享他们的观点，也使大家得到片刻休闲，不必一直用英语来交流。一切似乎都运转良好。我曾被先前的来华学者警告说，由于学生的羞怯，或是语言障碍，讨论环节将难以有效开展。然而，整个星期我们都进行了很棒的交谈，学生们提出问题并提供见解，这些见解非常有助于我和他们在新的方向上展开思考。实际上，讨论环节被证明是一周当中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这意味着学员们在从我这里学习的同时，也在互相学习。
随后，我在四川大学的一周里经历的一场重大挑战来临了：我变得“难以言表”了——按字面意思理解。经过第一天全天的讲授和主持讨论后，我在星期二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只能发出可怕的、嘶哑的声音。不知道是由于飞机上的干燥空气，城市污染，用嗓过度，还是由于成都著名的麻辣火锅料理，总之我失去了声音。（我们所咨询的医生认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失声，并说这一病情在四川大学的教授中非常普遍。）真是飞来的横祸！
王老师火速载我到校园内一家医院就诊，并在医生做检查时为我翻译。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或者任姝欢多次带我往返医院，以便我可以吸入少量的类固醇来缓解喉咙的炎症。医生建议我在接下来一周内完全噤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然而，讲课也不可能了。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我和一位聪明的哲学家一起旅行，他不仅对历史学有着敏锐的理解力，而且还与我熟识几十年，并听我谈论过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方方面面。这个人就是我亲爱的丈夫——吉姆·玛菲。他原本计划要么独自旅行，要么在酒店房间中工作，如此度过一周。但如今他挺身而出，在我声带康复的过程中担任授课人。我已事先准备好了配合讲座的幻灯片，并将所有主要观点呈现于幻灯片的文本，以帮助可能在英语方面有困难的学生。现在由于我无法亲自阐释这些要点，所以每晚都熬夜往幻灯片上增添更多信息。上课时，吉姆将这些要点呈现给学生们，并经常根据他自己的知识或我曾与他分享的故事，补充丰富多彩的例子。例如，当我们谈到19世纪的欧洲移民时，1848年德裔美国移民出现在了幻灯片上。吉姆不由自主地分享了朱莉·格林博士的高曾祖父如何在1848年革命期间，因为发表反政府演说而被囚禁在德国马堡，最终逃出监狱并逃往美国的故事。我事先并没有计划提及此事，但它确实为学生们对1848年移民的理解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当我们讨论简·亚当斯，以及有关社会工作（social work）史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两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吉姆从他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增加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两种哲学之历史的小型讲座。
我不得不承认，在吉姆介绍我的讲座时我很难保持安静，事实上我也没有成功。我时不时地在吉姆演讲的过程中插入我的观点，而且我依然主导着每天的讨论环节。学生们不得不忍受我糟糕的声音，但我觉得当他们看到吉姆和我在原教授、王老师及其研究生的帮助下，共同努力以设法解决因我的咽喉炎带来的沟通问题，并最终使研讨会取得成功时，这一过程也令他们开心。原教授担心，过度用嗓可能会对我的健康造成永久性伤害，所以他极力坚持让我休息一个下午。星期三下午，原教授代替我向学生们介绍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然后王老师带领学生们讨论了当天的阅读材料。根据我从学生们那里得到的反馈，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环节，有助于他们与四川大学的教师产生更密切的联系。这也许是OAH未来所应当鼓励的事情——也就是说，让本校教师在一周之内负责主持一次讲座或某一个下午的会议。星期三下午的休息确实有助于我嗓音的恢复，在最后两天，我能够更充分有效地参与和吉姆在上午的共同授课，并在每天下午自己接手主持讨论。
在第一天上午，我首先介绍了研讨会所涉及的主题，并梳理了美国工业化的学术史。下午，我们探讨了工业化的经济要素和资本主义的转型。其他几天时间分别用于讨论劳工阶级、社会和政治改革、移民以及全球视野下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历史（每个主题花一天时间）。我们分析了包括谢尔顿·斯特罗姆奎斯特（Shelton Stromquist）、毛琳·弗拉纳甘（Maureen Flanagan）、查尔斯·波斯特尔（Charles Postel）、诺姆·迈格尔（Noam Maggor）、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艾明如（Mae Ngai）和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等学者的研究在内的二手文章；一手文献包括《奥马哈纲领》（Omaha Platform），《劳工骑士团章程》（Knights of Labor Constitution），“海马克事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迈克尔·施瓦布（Michael Schwab）的演讲，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简·亚当斯的《民主和社会伦理》（Democracy and Social Ethics），W.E.B.杜波依斯的《黑人的迁徙》（The Migration of the Negroes），麦迪逊·格兰特的《伟大种族的消逝》（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关于“美国诉黄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和“美国诉巴贾特·辛格·辛德案”（United States v. Bhagat Singh Thind）的判决词。新近出版的克里斯托弗·麦克奈特·尼科尔斯（Christopher McKnight Nichols）和南茜·C.昂格（Nancy C. Unger）编辑的《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手册》（Companion to the Gilded Age and Progressive Era）在整个一周中都是我们非常有用的资源。
这一周的讨论中有几个亮点。在比较平民主义者的《奥马哈纲领》和《劳工骑士团章程》时，有一场激动人心的讨论，学生们的发言反映出了关于生产者主义（producerism）和劳动价值论的流行观点。当讨论涉及到泰勒描述他与“精神迟钝”的施密特（这位工人成为泰勒科学管理发展的测试案例）相遇时的场景时，我请志愿者到前台来表演这场对话。两名研究生将施密特和泰勒的对话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这激发了学生们很大的兴趣，随后我们也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但也许，最让学生们感到惊讶并激起最热烈讨论的材料，是本土出生的美国白人对亚裔移民的反应。在一场关于中国移民在触发排斥外来移民的法律和庞大的移民官僚机构上的重要作用的讲座之后，学生们对于分析有关公民身份和移民归化（naturalization）的种族主义因素非常着迷，正如在关于“黄金德案”和“辛德案”的讨论中所反映的那样。我们也分析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以及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仇外焦虑，并就有关亚洲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可能存在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激烈的探讨。
一周当中，我们的讨论范围并不局限于美国工业化的历史，还探讨了历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以及它们在研究方法、证据解释和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差异。学生们对当代美国政治也很感兴趣。例如，在我们探讨移民主题那天，一位学生问道：“今天在美国成为一名无证移民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引发了对当代移民政治、移民驱逐和仇外心理上升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涉足美国当代的讨论，激发了所有人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期的历史。
我非常感谢四川大学的东道主：原祖杰教授、王禹助理教授以及研究生熊健余和任姝欢。他们确保了我在研讨会上所需要的一切能顺利运转，热情慷慨地陪伴着我们，并确保我的健康问题没有变成焦虑之源。在一些私下谈话中，他们通过分享自己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以及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当中的感受，使我和吉姆的成都之行更有意义。周末，我带着新的友谊回到了家，并感到充满活力。参加研讨会的中国研究生和教师们的勤奋程度和智识深度（intellectual sophistication）使我深受启发。最后一天，当我们结束我们一周的工作时，我告诉32名学员与我保持联系。 “你们有一个朋友，一位老师，在马里兰州。” 我是这样说的。然而实际上，我没有说出的感受是：我在中国也有几十个老师。当我们探讨二手和一手材料并讨论潜在的研究新途径时，我对美国工业化的理解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和深入。经验再次向我证明，跨越国界的智识合作的确是极其珍贵的。
本期编辑：江西师范大学团队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