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长云：美国历史学家协会2019年年会与会记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2019年年会与会记
作者在OAH年会会场的留影
从申请到参会，前后小半年的时间，我于2019年4月3日来到费城，参加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2019年年会。四年前，我在访学期间曾经造访过这座城市。再次来到这里，她像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朋友。本届年会的主题是“自由的事业”（The Work of Freedom），这一主题与费城这座“革命老城”相当契合。1682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业主威廉·佩恩建立了费城，使之成为贵格派宣传和践行其自由教义和宗教宽容的“神圣实验”地。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座居住着“异见者”的城市，很自然地滋长出革命的种子。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这里召开；1775年大陆会议再一次在这里召开。《独立宣言》、《邦联条例》，以及1787年《美国宪法》都在这里诞生。虽然不能说费城是美国“自由的事业”的发源地，但她与美国“自由的事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参加了由SHGAPE和劳工与工人阶级史学会（LAWCHA）共同发起的小组讨论——为自由而劳动：公共空间和家庭中非裔女工（Laboring for Freedom: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orkers in Public Places and Domestic Spaces）。该小组的主持人/评论人和主讲人也都是女学者，而且四位女学者中有三位是非裔女性。议题包括弗吉尼亚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游贩”、大萧条时代南部白人家庭中的女仆、费城的黑人餐饮业中的女服务员。来自艾奥瓦大学的米里亚姆·塔格特（Miriam Thaggert）所说的“游贩”，也就是在切萨皮克湾到俄亥俄之间铁路线上、弗吉尼亚的火车站站台上的侍应生（waiter carriers）；她们是向旅客提供食物的黑人女工。而关于南部白人家庭中的女仆问题，则涉及到种族、性别和艰难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纠缠”。费城黑人餐饮业中的女服务员问题则反映了黑人职业的变化，作者试图阐明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何以能够外出工作的原因。
SHGAPE午餐学术讨论会的主讲者是来自伊利诺尹大学香槟分校的克里斯汀·霍根森（Kristin Hoganson），他主讲的题目是“关注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全球性与中西部农村”（Mind the GAPE: Globality and the Rural Midwest）。午餐学术讨论会与后来我听的OAH主席厄尔·刘易斯（Earl Lewis）演讲一样，都是在万豪酒店的大厅（Salon）中举行的；前者类似于国内的茶话会，吃完东西开始听主讲者演说；后者则类似国内学术会议的主题演讲。由于我第一次参加这种类型的英语会议，在这种场合下（比如圆桌午餐会上不时与其他学者交流）对演讲者所谈的内容把握得并不充分。霍根森基于当前美国关税提高使人们认识到跨国之间出口市场对农民的重要性的思考，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便认识到农民中的全球主义者的愿景。但是，由于历史学家过于强调出口问题，掩盖了中西部农村的全球性特征。因此，通过探讨隐藏在全球联系中的历史，霍根森挑战了延续至今的关于地点的神话。厄尔·刘易斯演讲题目是“历史与共同的善”（History and the Common Good），他首先认为，美国社会并不是如科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所报告的那样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白人的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至少历史学家不应该这么想，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对美国社会和未来很重要，他们面对大量的史料，不断仔细而审慎地编织美国的故事。“多样性”是这个国家未来的特征，刘易斯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多样性变成一种资产？首先要认清这种多样性，然后珍视这种多样性，并且使这种式样性能够惠及所有的人。怎样实现这些？刘易斯认为应当回到学校教育中去，教育是“自由的事业”的重要基础，也是“多样性”事业开始的地方。
OAH主席厄尔·刘易斯（Earl Lewis）演讲
4月6日的时间我主要留给了城市史，当天上午的一场关于战后南加州郊区种族政治的小组讨论（Racial Politics in the Suburbs: Latinos and Asian Americans in Postwar Southern California），涉及拉丁裔和亚裔美国人。我对于城市史的兴趣恰好是在二战之前，因此本场讨论我未做重点关注。有意思的是，这场讨论中三位主讲者谈得极少，倒是场下的听众与主讲者和主持人、评议人展开了热烈的互动。我在研究美国进步时代的城市改革时，注意到警察体制改革的问题，并且也读过埃里克·蒙克宁（Eric H. Monkkonen）的著作《1860-1920年美国城市警察》（Police in Urban America, 1860-1920）。所以，我特别关注了“性别与二十世纪美国城市治安”这场讨论（Gender and Policing in 20th-Century Urban America）。主讲者分别就一战前纽约警察局中的男子汉气概和体格问题、二战时期纽约市女警和年轻女子治安问题、二十世纪六十代年波士顿种族、性别和警察暴力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场讨论依然是女性学者对女性群体历史的探讨，向我们展示了城市政治和政策新视角。值得一提的是，本场讨论使用了手语者，表现出美国学术会议的社会关怀。
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最后一场讨论，是由城市史学会筹办的“城市史的未来”主题讨论（The Future of Urban History）。这场小组讨论不仅主讲者多达五位学者，而且是我此次参加OAH年会看到参与者最多的一场，不仅座无虚席，还有人席地而坐。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圆桌会议，他们讨论了二战后城市史的重要主题，评价了二战后城市史的主要状况，城市史的优势和缺陷。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未来几十年，城市史研究的趋势。从他们各自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二战后历史学中关于非裔美国人、边疆地区、“监狱国家”、性等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城市史的研究路径，为城市史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他们的观点引起听众许多共鸣，讨论不断。尽管如此，谈到对未来城市走向的预测时，学者们多持谨慎态度。
在费城参加美国历史学家协会2019年年会的那几天是时间非常紧凑的日子，我每天从住处走到万豪酒店会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小组，听学者们发表高论。有的学者滔滔不绝，有的学者谨言慎语；这情形总让我开小差对比国内开会的情景。关于三天会议中所听到的学术内容，我还需要好好消化、整理，然后详细地写下来。除了这些学术内容，OAH年会在许多举办方面也可圈可点，其经验值得学习。比如引入赞助商，获得基金支持（因此年会中有一个特别环节就是颁奖仪式，包括我们中国三位参加此次年会的学者也在获得资助的名单上）；再比如，大型书展，把重要的出版社都请到了会场，向与会者展示了近年历史学最新成果。而且有些作者就是与会者，读者与作者可以面对面擦出思想的火花。年会中还有一个叫“闪谈”（lightning round）的环节，像是漫谈；也有工作坊（workshop）。时间匆匆，这两种方式我都未能参与。
除此之外，像OAH的欢迎招待会，以及主席团对中国学者的特别招待会（午餐会）都是很有意思的交流方式。这些点滴我都记录在日记中了，将来再慢慢整理成文。三天会议结束后，我在费城又待了两天，考察了一个“士绅化”新区，并在市中心周围的几家二手书店逛了一圈。算是践行了“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罢！之后在OAH的资助下前往芝加哥市，在纽贝利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和芝加哥博物馆进行短期访学。这一部分也留待将来慢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