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痛失知音——沉痛哀悼冯承柏先生

冯承柏教授是我国造诣很深、当之无愧的著名美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专家。我和冯承柏先生结识，从80年代初起算迄今已经有20多年了，他是我最为敬重的知音之一，他的去世不仅是南开大学的损失，也是我国美国史学界、文博界的损失。我失去了知音和挚友，失去了可亲可敬的兄长。<?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07年1月11日中午时刻我和王旭正在厦门大学餐厅就餐，王旭从李剑鸣打来手机中获悉冯承柏先生因病不幸于10日逝世，噩耗传来使我十分震惊，懊悔不已。去年12月13日我去南开大学看望德高望重的杨生茂老先生,同时也想和美国史同行小聚。那次已经获悉冯先生身体一直不好，几报病危，还在治疗，很为他担心。那次短暂的南开行程过于局次仓促，没有能去看望他，那知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应美国通史丛书《战后美国史（1945-1986）》卷主编刘绪贻教授的邀请，1986年3月6日到15日，我和冯承柏先生到武汉，两人同住一屋为刘先生主编的《战后美国史》初稿审读。这次小范围的审读人只有我们两人，刘先生及其编著队伍均对我们寄以很高期望。这是我们两人第一次的深度沟通学术思想和生活感悟的极好机会。我们全天候的工作着，那时的武汉天气阴冷，招待所里没有暖气，我们两人坐在床上还盖着被子，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天，涉及内容极其广泛。十来天的接触使我们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而我总是从他的交谈和评论中得到学术创新和生活哲理的启示。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知识广博深厚、与时共进的优秀典范。1989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美国通史丛书中的最早的一部《战后美国史（1945-1986）》卷，在编者说明中有以下一段话：“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南开大学冯承柏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同志对本书的第1至11章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并提出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在我看来，这里说的“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意见”主要是冯承柏先生的贡献。

其后，我们又一起到长春几天，为丁则民先生主编的多卷本美国通史《镀金时代》初稿审读。我们两人又一次有机会深度交谈，和在武汉审读会上一样，他的见解总是给人以启迪，使大家受益匪浅。1990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美国通史丛书中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卷，在编者说明中有以下一段话：“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南开大学冯承柏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同志仔细阅读了3章试写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这里说的“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也主要是冯承柏先生的。

1991年我访美，这时作为富布莱特学者的冯承柏亦正在美国。这一年我们有多次相会和通过电话保持联系交流信息。记得1991年3月23-24日，我在马里兰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后，前往华盛顿参观访，在美国历史博物馆里见到了冯承柏。他陪同我参观并共进工作餐，连续两日我们相聚畅谈。期间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来美国怎样又好又快又省地收集到美国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经验使我十分受益。1991年8   月3—4日我和冯先生又都应邀参加在波士顿附近worcester举行的中国留美学生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议。冯承柏于3日在开幕式讲话中对中国留美学生寄托厚望。会议之余我与冯承柏再一次长时间的晤谈。我们曾讨论了中美研究生培养的异同问题。

冯先生也是一位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工作者，记得80年代，他成功地主持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行的一次中美学者学术会议，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不过他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不是很多。我们在其他的学术活动和会议上有过多次交流，他的学术见解往往是前瞻性的。例如在中华美国学学会举行的常务理事会上，他的关于开展网络学术信息工作，和学术团体与单位连网建议，获得与会大多数委员的热烈响应，这充分表明早在90年代初，他已经远远走在中国美国学界许多学人研究信息化、网络化的前头了。

冯承柏的为人和学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一生并不顺利，50年代政治上遭遇的不幸，使他在走向成熟途中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不论在逆境的磨难中，还是在顺利地发展中他始终坚持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我敬佩他为学术和教育事业的敬业和创新精神。我深深为他的广博的知识，学术创新的思想、以及令人信服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本世纪初，我来天津时去他家拜访见过几次面，看到他身体不如以前，但依然健谈如往。在我心目中，他的学术生命还会持续二三十年，我国的美国史学界、文博学界太需要他了。没想到冯先生竟过早地去世，实在是我们学术事业的损失。冯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冯先生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