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会初创时期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与美方打交道的复杂过程

回顾我国美国史研究会（以下简称我会）初创时期为编写《指南》[1]中国部分和《指南》主编刘易斯·汉克打交道的艰苦过程，抚今忆昔，感慨万千。1979年美方邀请我方参加编写《指南》中国部分，在双方同意根据中美建交公报达成的协议，我方承诺编写中国部分后，美方不断制造麻烦：首先将编写资料的内容由研究与教学扩大到无所不包的程度；继而违背双方达成的协议，邀请台湾方面编写1970年以前中国部分，企图在编写《指南》工作中为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打开缺口。在我方坚持原则和台湾同行顾全大局，拒绝参与的情况下，美方终于越俎代庖，草率从事，致使我方准备的材料未能编入。这种不愉快的插曲已成往事，丝毫无损于我国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及中美两国学者交流日益扩大的趋势，而《指南》不包括中国自己编写符合历史实际的资料，却是一大缺陷。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历史悠久而文明未曾中断的泱泱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大作用的今天，这个缺陷就显得更加突出。

经手办理这件事主要负责人刘绪贻和我还健在，见证人丁则民已仙逝，杨生茂、张友伦同志知之不详，我会顾问，当时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同志，世界历史所所长刘思慕同志，均已作古。我不仅参加经办这件事，还有幸在我1985－1986年赴美访问、讲学期间，在莱特大学图书馆浏览了这套沉甸甸的汇编，我复制了其中与我方有关的几篇文章，并摘录苏、英、法等国的报道，和美国著名黑人历史学家富兰克林的序言提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参加《指南》编纂的48个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是按美方对我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写的，全都是按照本国研究美国史的实际情况撰写的。美方对我方提出的难题居心何在，路人皆知。幸而台湾同行从大局出发，并未参加编写，难能可贵。美方的企图并未得逞。

我出于历史责任感，早就打算写一篇详尽的报道向我会全体同志汇报，但未能如愿以偿，因为：一、我在美国史研究领域战线拉得太长，而个人水平不高，忙于补拙工作；二、这件事虽是中美文化交流过程中一件小小的涟漪，但涉及的资料（通信、《指南》简讯、备忘录以及我方善后工作方方面面）虽称不上纷繁浩瀚，却也相当庞杂，非花大力气进行分析、研究，几次写出开篇未能继续；三、近年来健康状况欠佳，几乎每年都因重病住院，体力大不如前。现在考虑自己记忆力严重衰退，来日苦短。而我会会员日渐扩大与年轻化，年轻的会员对此可能毫不知情，与其蹉跎岁月，不如不计工拙，先写一简略汇报，以后如尚有余力，当作些补充，也希望当时参与此事的其他同志补正。这份汇报拟分为：（一）我方承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的经过和我方的善后处理；（二）《指南》概况简介。由于时间关系，现将前者汇报于后：

1979年7月，美国历史协会和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共同赞助编辑《指南》一书，定于1983年或1984年出版，作为对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的献礼。10月，《指南》主编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易斯·汉克分别致函世界历史所所长刘思慕与我会负责同志黄绍湘、刘绪贻，邀请我方参加编写《指南》中的中国部分，其内容为概述1945－1980年我国美国史教研情况，当前的主要研究机构，学者发表的著译、文章，以及这一时期主要档案资料、刊物、出版物等，来信并云已有五十多个国家应邀参加。我会理事会全体同志一致同意参加，但事先必须由美方对台湾问题明确表态，遵照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一个中国”的原则，由我方编写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部分。我会理事会的意见得到社会科学院及世界史研究所领导的同意与支持。1980年3月13日由我会理事长黄绍湘和秘书长刘绪贻复函汉克。同年4月10日汉克在复信中表示个人同意。7月11日，《指南》最高决策机构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汤普森又来函称该委员会一致同意我方提出的原则。可是，到了10月美方突然提出苛刻的要求，我方不仅要概述中国美国史教研情况，还必须涵盖对美国移民史、文学史、艺术史、音乐史、体育史、社会史、政治思想史诸多内容。我会当时正处于初创阶段，教研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深度，我会理事会将美方变卦的新情况提交10月18日我会在烟台召开的第一届全体会员大会讨论，大会建议请美方考虑，同意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我们难于承担编写任务。黄绍湘根据我会第一届全体大会的建议，于12月26日致函汉克。同时，世界史研究所科研处与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就编写工作地积极展开了全面部署，并在武汉地区聘请了兼职人员，开始试点的调研工作。次年1月13日汉克代表美方，一方面复信对大会的建议表示不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暗中活动，企图利用编写《指南》的机会，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方面打开一个缺口。根据当时正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进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转来汉克致《指南》顾问委员会主席汤普森的第一次备忘录（1981年1月7日），内称：为减轻我方“繁重任务”的负担，建议我方只承担1971－1980年的中国部分，至于1945-1971年部分，美国准备物色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史学家承担。汉克的第二次备忘录（1981年2月13日）又声称：将委托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籍华人王翼写一篇关于中国美国史教学和研究的资料。这些信息使我们提高警惕。3月下旬，汉克来信提出拟于5月初来北京和台北访问。经过世界历史研究所领导同志与我会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同志（用通信方式）磋商后，由黄绍湘执笔于4月4日致函汉克通知他我们已推定刘绪贻同志为编写《指南》中国部分的主编以及我们近来调研工作的情况，同时重申双方早已达成的协议，按中美建交原则处理。《指南》中国部分应该是包括台湾在内的整体。我们欢迎台湾学者或其他方面的学者提供各种资料，但均应交我方主编审定、汇总。结果汉克并未来北京。却于10月11日突然以最后通牒式的强硬措辞致函黄绍湘，自称代表顾问委员会的意见，除指责外，借口减轻我方负担，提供一个所谓的“理想的安排”，新的“协议”，和盘托出罗荣渠教授早已传递的信息，即美方拟委托台湾美国史研究机构写1945－1970年部分，我方只承担1971－1980年时期我方对美国史的教研情况。汉克来函措辞粗暴无理，还以蔑视的口吻，说我方过问编写台湾方面的资料，从业务上（学术上）说来是没有好处的，说“台湾的教授们更富有知识”。他下结论：“只要你们（指我方）坚持要控制《指南》中的台湾材料，在美国史学界看来，这是一种政治性而非业务性的决定”。

汉克来信的安排，实际上是企图在《指南》编写中树立“一中一台”的先例，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为此，由黄绍湘出面，邀请刘绪贻、杨生茂同志来京研究对策。5月26日上午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了讨论会，参加者有刘绪贻、杨生茂、黄绍湘、程西筠、薛少明、冯鸿志，大家一致认为，汉克的新安排显然是配合里根政府对华政策大气候的举措，我方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智来回应，重申《指南》中的中国部分应符合中美建交公报“一个中国”原则，美方应遵守承诺，我方之所以承担这项工作，完全出于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和学者的了解和友谊的善意，我方将尽力而为，克服困难，如没有外来干扰，可以在指定缴稿日期（1982年6月1日）完成。我方相信美国史学界对我们会加以谅解。黄绍湘根据讨论的精神，写了复信，措辞谨慎平稳，无懈可击。以后双方还进行一些书信来往。我方并且将我方准备编写中国部分的具体规划草案送交美方提意见，美方坚持其既定方针，一意孤行。双方立场、观点距离甚远，最后只得分道扬镳。

但我方并未停顿，为维护我国尊严和信誉，我方在美国史教研、出版的同志出于责任感与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将《指南》中国部分编写工作进行到底。我会指定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同志牵头担任总编、审稿工作。下设编写组，除西北地区外，北京、天津、东北、华北、上海、华东、中南、西南地区从事美国史教研、出版的同志均有专人负责调查、整理或编写工作。所有资料要求详尽、具体、翔实、可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学术活动，一方面检阅自己力量，为今后更好地开展美国史教研和出版工作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借此机会将国内教研和出版工作的成就向国外介绍，扩大学术交流。我们的编写方针是：尽量适应美方对《指南》中国部分的要求，但总体上要体现以我为主，如实地介绍我国美国史研究由无到有，逐渐发展的事实。按时间顺序，将我国美国史研究全过程分成五大阶段：（一）1945年以前，（这一阶段可以简略些）；（二）1945－1949年10月；（三）1949年10月－1966年6月；（四）1966年6月－1976年10月；（五）1976年10月－1980年。前两阶段均需包括解放区和国统区两部分，并侧重介绍有代表性的著作，对那些对美国阿谀、歌功颂德的著作，译述要加以分析，慎重选择。对第四阶段即十年浩劫期间反美文章要突出时代背景，加以慎重选择、分析。对第三、第五阶段教研和出版可做较详细的介绍。

关于台湾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是我们极端重视却又感到艰难的焦点，初步决定通过官方和私人渠道进行，有专人负责。各地区档案馆有关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档案资料，由专人负责汇总与编写。

《指南》中国部分预定1981年12月完成（因美方规定缴稿的截止日期为1982年6月1日，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参与国家未能按指定时间交稿，《指南》也未能按预期出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总编刘绪贻邀请霍光汉等我会会员组成临时工作组，分别赴华东、东北、华中、华北地区作调研、统筹工作。各地区编写人员加强联系，着手编写本地区美国史教研情况，武汉大学编写组首先推出湖北省关于教研与出版物的情况报告，1945－1951年（草稿）。北京编写组汇总从各种渠道收集到的关于台湾美国史教研的情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黄柯可执笔，公开发表《台湾的美国史研究》（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4期）。我会会员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指南》中国部分已初具规模，但被美方拒于门外。然而这丝毫不能阻止美国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