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杨生茂先生2010年5月4日已归道山后，我居住之城市福州的报纸也对杨先生仙逝的消息进行了详细报道。福州地处东南一隅，可以说远离国内学术中心，媒体居然对先生去世关注，实在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友人来电话问是否因为我在福州工作所致，其实我对此一无所知，更与报界无任何联系，何谈从中操作！举出此例只是想说明国内媒体对先生去世反应很强烈。先生在世之时，心平如镜，淡泊名利，从不趋炎附势，为虚名所累，起居生活，与普通百姓并无多大差别。媒体对先生过世如此强烈反响，究其原因，显然是先生在为学之道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所致。作为先生的入室弟子，我追随先生多年，受先生耳提面命之教诲，对先生治学之真谛有所窥见。先生一生历经曲折，有时身处逆境，但在做学问上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笔耕不已，始终保持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本色。先生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治学之道，自有公论。将先生的为人为学之品质泽及后学，发扬光大，实乃学界之幸事，亦可告慰于先生的在天之灵。
先生治学，专与通结合。专可谓通之凝聚，通可谓专之延伸。仅专不通，虽对某一专题研究精深，但难免固守一隅，以点带面，以偏概全，见木不见林，很难提出振聋发聩的通识之见。仅通不专，势必在研究中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貌似热闹，实则空洞无物，于学科发展无补，甚至有害。专与通互为补充，两者不可偏废，才有可能在学问上获得长进。先生早年留学美国，专攻美国外交史，导师为当时美国外交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托马斯·贝利。回国后先生在大学主要讲授“世界近代史”课程，与他人合编了《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下）。这部教材出版后发行量很大，长时间一直为各大专院校使用，几代学人从中受益匪浅。先生“通”世界史，同时“专”美国史，美国史中又偏重美国外交史。先生对美国史学史的精深探讨既是外交史研究的延伸，又是他在外交史研究中能够提出宏观把握之观点的基础。先生之论文多为专题研究，但视野远在专题之外，点面交织，融会贯通，读后有以木窥林之感。先生关于美国史学史的几篇宏论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先生在“通”的基础上治美国外交史不仅开了国内这一研究领域之先河，而且站在国人的角度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大论，国内治美国外交史者从先生的论著中深受其益，至今尚无人能够望其项背。“专”与“通”的结合造就了先生在治学上的成就，先生对此体会颇深，提出了在研究中正确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博览才能精思”是先生治学经验之谈。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如何能够在先生开创的基础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先生来自自身感悟的这一至理名言对实现外交史抑或其他领域研究的突破的确深有启迪。
中国传统文人治史强调重考据，凡言需有史料为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对解决历史疑难问题不无裨益，但易于使学者沉迷于故纸堆，不屑于在理论上提出创新之说。随着中国治学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治史方法导致的轻理论弊端已为很多学者所不齿，但重视史料却成为研究能够突破的基础之基础。先生治史，从不空发议论，立论必凭材料，力戒主观判断。先生在搜集资料上非常下功夫。据先生讲，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看书，开馆进去，直到闭馆才出来，中午以面包等简单食品充饥。那时没有复印机，全靠做笔记。一次我问先生一则史料，先生翻开他在北图的读书记录，很快找到了这则史料的出处。只有穷其资料，才能使立论更为可信和更具有说服力。先生文革前写的论文《“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产物》仅注释就达120条之多，可谓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大环境下一篇不可多得的纯学术论文。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先生立言更是注重史料，这一点从先生所撰论文中便可获知。掌握第一手史料是史学研究者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也是研究能够实现创新的首要之基础。这一点对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尤其显得重要。外交与内政不同，美国政府决策者常常不会把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昭示于天下，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的言论一般都是“冠冕堂皇”，当然研究者也会从他们的讲话中捕捉到理解美国对外政策实质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如果仅限于使用这些材料就想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恐怕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对决策过程中原始档案的掌握自然就成为高质量学术论著的基础。先生对史料的使用更高一筹，强调对相关原始资料必须审慎精思，采取鉴别筛选的态度，发挥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决策者的外交辞令和官样文章往往掩盖了外交决策的利益考虑与深层动机，美国政府公布的档案材料本身已经具有了选择性和倾向性，还要提防陷入材料堆中而不能自拔。先生的这些见解显然是来自长期的研究所得，鞭辟入里，令人深思。
先生为人处事谨小慎微，凡事必三思而后行。先生做学问，其谨慎之程度比处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撰写论文，除了在资料上下功夫之外，遣词造句，字斟句酌，大至观点立论，小至标点符号，无不反复推敲，唯恐有所闪失和误判，造成不良后果。先生独撰之文很难挑出瑕疵。“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用来形容先生落笔撰文再也恰当不过了。每读先生文章，必有所得，丝毫感觉不到历史论文的晦涩难懂。先生有的论文很长，但却无多余之言，显得非常大气，读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犹如层层剥茧，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精辟的看法随处可见。先生善于驾驭文字，笔墨所至，恰到好处，起承转合之处，尤见功底。我有时也想模仿先生笔法，但收效甚微，方知达到先生文字运用自如之化境，绝非一日之功。读先生的论著是一种享受，就像品尝了醇美的佳酿之后让人回味无穷，叹为观止。先生认为，历史写作不能离弃文学的修养，文采很重要，反对在文章中出现佶屈聱牙或冷僻晦涩之词。这一见解确为洞见。人文学者不会吟诗填词，尚且可过，但不会写具有文采的文章，很难说是合格的。治史者不仅要穷极史料，鉴别存真，而且应具备扎实的文字功底，能够写出妙笔生花的文章。在这方面，杨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典范。
受篇幅所限，无法将先生治学之道逐一展开。谨以此小文缅怀先生对吾辈的教诲培养之恩。先生的为人品质和治学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转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