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我国著名美国史专家丁则民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前任所长、博士生导师丁则民教授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的治学道路和教学生活恰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伴随，至今已有47年历史。47年来，他拓展了中国美国史研究许多新的领域，培育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以治学严谨扎实、学生英才辈出而为世人称道。

一

丁则民先生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19年7月出生于北平市。受书香门第的熏陶，他自幼便显示出对史地书籍的特别偏好。少年时期，便已对《凯末尔传》、《马萨里克传》和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书十分熟悉。不过，193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时，丁先生是在法学院就读。当时正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象当年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丁先生不堪忍受做日本人的亡国奴，毅然离开故土北平，南下昆明，奔赴西南联大，就读于历史系。这里云集了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术大师（如陈寅恪、钱穆、刘文典、雷海宗、潘光旦等），更充满一种为民族的振兴而发奋攻读的学习氛围，丁先生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从各方面充实自己。他努力学习英语，提高阅读和笔译的能力，兼学德语，力求达到阅读一般书籍的水平。同时， 他开始对世界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西南联大的四年光阴，为丁先生日后致力于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秋，丁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美国历史。之所以选定美国史作为自己的攻读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想从美国历史中探录美国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第二，在美国留学，具备许多学习美国历史的有利条件：有造诣的学者，丰富的资料，直接接触美国社会的机会，等等。因此，只要努力学习，就会取得比学习其它世界史专业更大的收获。事实证明，丁先生当时的选择是明智的。近三年的留学生活，他留心观察美国社会，多方搜集历史资料，努力探究美国文化，逐渐摸索出一套美国历史的研究方法。美国研究生的培养方式（如讨论班、定期写读书报告等）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直接影响着他以后几十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丁先生激动不已。他婉言谢绝了美国导师的执意挽留，中断了正在攻读的学业，决定早一天回到祖国的怀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大潮之中。可就在他打点行装准备启程的时候，突然得知一个消息：夫人许令德此时已随当时一个妇女委员会到了台湾。这时，摆在丁先生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只身回到新中国忍受与妻子隔海相望不能相见的痛苦；要么前往台湾与久别的妻子团聚——这便意味着他将不得不永远留在国民党盘踞的台湾。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正不择手段四处网罗各方人才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到孤岛台湾。丁先生考虑再三，毅然决定选择新中国。他给妻子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抱着一线希望问她能不能想办法从台湾出来到香港与他会合。然后借道香港一起回到大陆。或许是丁先生的拳拳之心感动了上苍，夫妻俩终于在香港相见了。为防不测， 他们搭乘一艘外国轮船从香港到天津。当时由香港北上、途经台湾海峡的外国船只时常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突然搜查，船上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则全部被劫持送往台湾。所以一路上丁先生夫妇提心吊胆，两天两夜没敢合眼。经过如许波折，他们终于回到了新中国。

回国以后，丁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上。先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被分配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担任世界现代史的教学工作。很快，他便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成就。1956年，受教育部委托，他主编了《世界现代史教学大纲》，由各高等师范院校历史系试用。在此基础上，1957—1958年与人合编了《世界现代史》（上册），1961—1962年又出版另一部《世界现代史》（上、下册）。这几部教材是国内出版较早的自编教材之一，流传较广，产生了较好的影响。此外，丁先生还在《光明日报》、《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一系列有关学术论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性质》、《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民族民主革命》等。

这个时期，丁先生的美国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对外（主要是加勒比海地区）扩张政策两个方面。关于中美关系史，他撰写了我国解放后第一部《美国排华史》（中华书局, 1952年），该书以大量具体史实阐述了半个多世纪来美国限制和迫害华侨的经过， 揭示了美国政府歧视旅美华侨的本质所在。书中既有作为史家所必需的冷静思考和理性分析， 又饱含作为一名曾经留美的中国学者所持有的历史情感，它在史界产生良好反响，也有力地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在美国对外扩张政策研究方面，丁先生先后在《文史哲》、《吉林师大学报》、《历史教学》、《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1899—1923年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侵略政策》等近十篇论文，系统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扩张政策。指出，美国通过对古巴的侵略，实践出一套对弱小国家“统治而不兼并”的殖民主义侵略方式，进而将此种方式推及中、南美洲，形成一种具有美国特点的殖民侵略和统治形式。此种形式貌似“温和”，实则比之赤裸裸的殖民侵略更加狡猾更易持久，因而更具欺骗性。

工作之余，丁先生还与人合译了安娜·罗彻斯特的《美国资本主义（1607—1800年）》（三联书店, 1956年）、罗杰·威廉斯的《欧洲简史：拿破仑以后》（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7年）以及亨利·赫坦巴哈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前》（三联书店, 1978年）等书。正当丁先生以旺盛的精力投注教学科研之时，文革狂飙席卷而至。他这个“留美硕士”自然在劫难逃。从此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丁先生“与书本可说是绝缘了”。

在那场浩劫的乌云消散后，丁先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始与时间赛跑。除了积极参加编写高等院校历史系所急需的《新编世界近代史》（上、下册，王荣堂、姜德昌编）外，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国历史的研究和美国史研究室的建设之上。从此，以丁先生为核心的东北师大美国史研究很快在全国异军突起，形成特色。

二

丁则民先生的美国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史学史研究。美国虽是个年轻的国家，史学却十分发达，其最大特色在于流派林立。中国学人治美国史无法在资料占有上取胜，而只能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观点上有所突破等方面占得优势。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对流派林立的美国史学进行条分缕析，深入研究，进而通过比较鉴别，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否则只能是人云亦云。丁先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决定从美国史学研究入手，开始其对美国历史的系统研究。针对我国史学界对这方面研究欠缺的状况，丁先生集中研究了两个影响较大的美国史学流派，即弗雷德里克·J·特纳为首的“边疆史学”和以查尔斯·A·比尔德为首的经济学派。

关于特纳，丁先生连续发表了《美国的“自由土地”与特纳的边疆学说》（《吉林师大学报》，1978年第3期）、《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介》(《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边疆学说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 1980年第3、4期连载)、《特纳与美国奴隶制问题》(《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等, 对特纳“边疆学说”的各个重要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评介、分析、研究，比如特纳边疆学说所隐含的扩张主义思想、地域理论所宣扬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边疆学说是如何对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奴隶制与边疆问题的关系，等等，成为我国著名的特纳研究专家。

对于比尔德，丁先生用两篇论文将其主要思想及历史地位剖析得比较全面、深刻。在《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一文中，丁先生将美国史学界对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和论据所提出的批评和质疑进行了一番检阅，既使人们了解到美国史界对于美国宪法的种种观点，又于比较中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了比尔德；在另一篇为商务印书馆再版的比尔德著《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所写的序言中，丁先生进一步直接论述了比尔德的史学贡献及这部权威性著作的历史意义。

丁先生的美国史学研究不仅仅针对个别史家的个案研究，他还就一些对美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了史学的评介。他的《关于十八世纪美国革命的史学评介》(《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和《关于美国宪法的史学评介》(《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即为代表。近年，他又连续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东师史学》，1994年第1期)、《20世纪以来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趋势》(《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5期)两篇长文，对他目前正着力研究的移民史和西部史两个方面首先作了一番史学的考察。

第二，19世纪后期美国历史的研究。19世纪后期是美国历史的大变动时期，农业国转向工业国，乡村社会演成都市社会，自由资本主义递进到垄断资本主义，都市化、工业化、垄断化等三个层面的大转折在美国历史舞台上竟相上演，使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呈现出纷繁复杂、多姿多彩的时代特色。这一时期因此在美国历史研究中难度较大。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既要不拘泥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具体论述，又要在前人缺少研究的前提下“白手起家”，无疑研究难度更大。丁先生认为，这段历史虽有一定的研究难度，但却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正如他所说：“剖析美国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以及美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在这个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不仅能够揭示出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美国的了解。”因此他毅然承担了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的编写任务。他组织和指导美国所部分教师和研究生，依据外文资料，分专题就镀金时代的各个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要求他们写出自成新意的专题论文，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再着力统编全书。他认为，此举既可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又能保证该书的整体质量，可谓相得益彰。如此历经八个寒暑，《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终于问世。该书一经出版，旋即赢得国内同行的好评，认为这是一部融通史性与专题研究性于一炉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该书除了从宏观上准确把握内战与镀金时代的时代特色外，在许多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在探讨这一时期美国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原因时，作者认为，政府积极扶植的政策和科技革命乃其关键。而工业城市群和制造业带的崛起，商品流通领域的变革，交通运输的空前发展和技术市场的不断开拓，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书中对列宁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提出了独到见解，认为美国西部发展走的是“美国式道路”，而南部踏上的则是“缓慢而痛苦的‘普鲁士式’发展道路”，这也正是“使南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美国闭塞落后的地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书中，丁先生还重点探讨了西进运动与移民大潮的涌入对这一时期美国历史的影响。关于西进运动，除了指出它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和对美国印第安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外，特别强调了它对于美国民族性格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对于“推力”和“拉力”在美国移民洪流中所起的作用,丁先生更是提出了独到见解。他对英美史界颇为盛行的“拉力”论提出了质疑，认为，在美国经济对移民具有同样吸引力的条件下，欧洲各国移民外迁数量和速度是不一样的,是随不同国家和不同时间而异的，“这种差异和悬殊主要是由移民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决定的。”这也即是说，结合美国外来移民数量的起伏现象，必须将“推力”和“拉力”加以综合的全面考虑，才能说清楚这一问题。凡此论述皆言之凿凿且极具时代感，使人们读后既在专题研究上获得启迪又在整体理解上深刻认识了镀金时代。《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一书正是丁先生治学风格和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三, 美国西部史研究。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美国人民自东向西移民、开拓、奋进的历史，西进运动揭示出美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西部开发则构成美国现实的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西进运动，理解了西部，即理解了整个美国历史。丁先生在多年研究西部史学创始人特纳学说的基础上，又对20世纪西部史学的发展进行了全面梳理，进而由史学而历史, 迈入对西进运动史与美国西部发展史本身的研究。他指导学生对西部史的重大问题逐一进行探索，这些年来，东北师大美国所陆续发表有关西部史的文章，如关于20世纪西部史学的进一步探讨、关于第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的修建、关于牧畜王国、关于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关于中西部及西海岸城市的崛起，等等。丁先生本人也先后发表《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修建与华工的巨大贡献》(《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 、《美国内战与加利福尼亚州》(《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等论文。这些论文几乎涉及了西部历史的各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一种系列。丁先生正着手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一本《美国西部史论丛》，总结这些年来对美国西部史的研究习得和成果。

第四，美国移民史的研究。这是丁先生近年来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丁先生一向认为，西进运动展示了美国历史发展的线索，而移民则使这些线索得以更加丰富更为清晰。美国移民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既包括国外移民也包括国内人口移动。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移民构成美国历史最重大特色。研究移民史要牵涉许多交叉学科的知识，如民族学、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等，也要面临繁多的问题，如概念问题、理论问题、现实问题等等，总之移民史研究必须跳出传统史学的框架，进行多层次多学科探讨，方能有所建树。丁先生采取脚踏实地、逐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展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他陆续发表了《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兼评本世纪初期美国学术界限制“新移民”入境的论点》(《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东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以及前面提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等论文，从概念上厘清了种族、民族、族裔等之间的细微区别，从史学上介绍了美国学术界对于移民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宏观上把握了美国政府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从理论上探讨了移民的历史作用。于是，美国移民史的总体风貌便比较清晰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他指导博士生就移民史的重大领域作更深层次的探讨，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

关于移民史的研究，丁先生总是将之与美国现实问题密切相联。比如他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为什么冷战结束后，前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频繁发生民族冲突民族独立问题而美国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却反而相安无事相对比较平静？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尽管种族矛盾和民族矛盾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大痼疾，但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还未发生过要求民族自治、民族独立从而导致分裂国家的事件。经济发达、政治民主自是其中最大的原因，但这直接与美国宪法和美国政府推行的民族政策和措施有关；另外，移民涌入美国之后，除了在一些都市里形成少数民族聚居区外，在各州和地方都未形成民族实体，而是散居各地，通过地域和社会流动性逐渐融合了美国社会的主体。这也是不易造成民族冲突的一个很实际的原因。丁先生还特别强调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的研究。他以一个留美华裔学人的亲身经历，深切体会到华人对美国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美国政府对华人的不公正待遇。他主张从美、中两国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探索美国对华人移民政策的历史根源，但在做此种研究时必须时刻不能忘记做为一个华人所应有的民族情感。目前，他正带领博士生们就西部史和移民史两个方向作进一步的研究。

三

作为我国著名的美国史专家，丁则民先生不断在学术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与此同时， 他从没忘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天职。一生没有子女的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子女，在学习上、生活上、思想上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和关心。学生从他那儿汲取丰富的知识，他则通过学生了解社会、了解青年人的想法。在研究生培养上，丁先生一向注重教给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传授给他们死的知识。他采用美国那种研讨班的形式，把大家聚到一起，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让大家于讨论争辩中获得启迪；他刻意培养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常说美国史是“外”字号的专业，外语学不好，谈什么研究美国史？他也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鼓励学生多读多写，为了让学生们能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他与东北师大学报联系，开设了美国史研究专栏，此种形式不仅是学生们发展自己研究成果的一块园地，也因可一期刊载五六篇有关美国史的论文使读者一册在手便获益颇多而得到学报的欢迎。

在丁先生的悉心培育下，一批博士生、硕士生进步很快，纷纷在美国史领域崭露头角。丁先生还十分重视学术梯队建设。当年他和历史系部分老师筚路蓝缕，创建美国史研究室，进而由室变所，使之成为国内少数几个美国研究所之一。

资料建设也是丁先生尤为重视的。从1979年创建美国史研究室开始，丁先生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与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关系，获得美国历史协会、援亚书社、加州北岭州立大学与部分美国学者赠送的七、八批有关美国史的书刊，近4000册之多。其中既有新近出版的专著、丛书、工具书和历史文献，也有成套的珍贵的过刊，如从1922年至80年代的所有《美国历史评论》等。每年，陆续有海外学者寄来一些所里亟需的图书，使所里师生许多研究项目不必远足即可顺利完成。

长春地处偏远，交通信息远不如京、津、沪，丁先生克服长春地理位置上的不利，通过各种渠道尽力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除了定期有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前来讲学外，丁先生借沈阳领事馆的帮助，多次与美国学者召开国际学术电话会议。一些知名的美国学者将他们的最新成果及关于某个课题的最新见解通过电波传递到长春。而美国所的师生则在这种千里学术一线牵的形式下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丁先生治学态度一向严谨，他恪守自己的信条，没有扎实的研究，没有翔实的资料，没有自己的心得，绝不轻易落笔，空发议论。他时常告诫学生，做学问是件清苦的事，要耐得住艰辛和寂寞；写文章是件严肃的事，要经得起推敲和琢磨。他以特纳为例说，特纳这位学术名誉在美国史界屈指可数的史学大家，一生仅出版出两部专著，文章也不太多，但他阐发的一些史学思想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支配美国史坛达一个世代之久。这说明著述不在多而在精。他总是要求自己的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一定做到少说空话，多做踏实研究， 立论须有根有据，经得起反复推敲，只有这样，才能对所研究的问题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最近几年，丁先生的身体状况有所下降，右眼经常充血，严重影响视力。但他仍然坚持学生的稿件来稿必读，读后必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博士学位论文，他更是逐字逐句仔细阅读，为此他特意配了一个放大镜，一篇篇近十万言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个放大镜下被一一浏览，得到指导和修正的。先生如此认真，学生谁敢马虎？丁先生正是凭着自己的道德文章和治学精神赢得史界的尊重和学生的爱戴。

 

（本文作者袁鹏, 当时是东北师大美国所94级博士研究生，现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