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人 薛冰清：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国族构建——以皮尔博物馆为中心
美国建国初期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国族构建——以皮尔博物馆为中心
薛冰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由作者授权“美国史研究”公众号全文转发，特致谢忱！篇幅有限，注释从略，文中图片为作者所提供。封面图为提香·皮尔所绘《皮尔博物馆内景》。
摘要：18世纪80年代，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创立了美国最早的自然与艺术博物馆之一——费城博物馆。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展示，皮尔营造出一个秩序井然、和谐统一、互生共荣的文化空间。他努力将博物馆打造成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的公共机构，以此传达其关于社会和政治的共和主义理念，进而培育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塑造他们的共同体意识。观众也参与其中，通过博物馆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皮尔博物馆的理念与实践，实现了源于欧洲的博物馆在美国文化中的创造性转化，为后世树立了可供参照的“美国式博物馆”的典范，不仅体现了美国建国初期文化发展的潜力，也彰显了文化事业在美国早期国族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公共博物馆；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国族构建；共和主义
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1741-1827）是美国革命时期与建国初期以创作肖像画闻名的艺术家，具有革命战士、议员、博物学家和发明家等多重身份，其生平活动在美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世纪80年代，皮尔创立了费城博物馆（后世多称皮尔博物馆）。
作为美国最早的自然与艺术博物馆之一，该机构兼具科学性、教育性和娱乐性，向所有人开放，体现了美国建国初期特有的社会氛围与政治理念。对皮尔博物馆的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博物馆学、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和艺术史等领域，从政治文化视角进行的考察则相对较少。本文将皮尔博物馆的创设与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传统和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文化相结合，考察皮尔本人的共和理念与博物馆本身的文化意涵，关注精英和民众在其中的互动，进而揭示文化事业在美国早期国族构建（national building）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厘清并还原皮尔博物馆创办史实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回答下列问题：皮尔创建公共博物馆的动机何在，与美国建国初期的历史语境有何关联？博物馆如何通过陈列来展现这个新生国家的自然、历史和英雄？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如何传播共和主义理念，并塑造美国公民的身份认同和共同体意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博物馆产生了哪些影响？皮尔博物馆给美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
一、皮尔早年生平与创建博物馆的动机一、皮尔早年生平与创建博物馆的动机
1741年，皮尔出生于马里兰，作为大家庭中的长子，他很早就投身于社会，从事过马鞍工匠、银匠、钟表匠等职业。手工艺人的经历对皮尔后来从事美术和经营博物馆有不小的影响，也使他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有着深切的体察。皮尔20岁后才开始学习绘画，但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1767年获马里兰上层人士的资助前往英国，师从著名肖像画家本杰明·韦斯特学艺。两年后他回到故乡，以为殖民地精英作画为生。1776年年初，正值北美独立运动如火如荼之际，皮尔和家人移居殖民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费城。作为一名坚定而热切的反英斗士，皮尔加入了宾夕法尼亚的民兵组织，开始了边战斗边创作的革命画家历程。他为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纳撒尼尔·格林、亨利·诺克斯等建国一代领袖绘制了大量肖像画，赢得了“华盛顿画师”“革命首席画家”的美誉。依靠自身的奋斗和精英的赏识，加之继承了部分财产，独立战争结束后皮尔跻身有产阶级，并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他的政治主张与杰斐逊等人相契，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既同情人民的诉求，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私人事务，也对民众的“暴乱”行为忧心忡忡。
对皮尔和许多满怀爱国激情的人来说，独立战争是一次重要的人生淬炼，但战后初期的美国社会并不完全符合他们的期待与设想。诸州各自为政，围绕新生国家政体的创制，各种政见针锋相对。政治精英们对政府架构和权力分配方案推敲琢磨，以期稳定局势，避免“多数的暴政”。但在皮尔和不少有识之士看来，其时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并非政治上的歧见，而是在族群和身份认同上的多元和混乱，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失序。皮尔认为，塑造和谐统一的社会秩序比政治辩论更为重要，而这必须依靠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群体，“传播知识乃为第一要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保障来之不易的共和政体，因为“在这个国家，人民的美德是所有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皮尔因对争吵不休的政治心灰意冷而挥别政坛，转而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建造一座“智慧的殿堂”“自然的学校”“心灵的诊所”来教育民众。皮尔曾对杰斐逊说：“看着人类生活的种种不确定状态，希望我的博物馆能成为一所永久的和重要的学校，传播有用的知识。”在皮尔看来，这样的机构可以更好地“启迪同胞的心灵”“传播大自然的精妙知识”，从而“教化心智，促进和谐，有益美德，胜过任何可以想象的学校”。就此而言，虽然皮尔所选择的社会改革路径与政治家们不同，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殊途同归了。
不过，皮尔创建博物馆的最初动机却并不完全是为了践行打造“新民”的共和理念，而是因为生计所迫，希望借此盈利。邦联时期的美国遭受英国的贸易封锁，经济一度萧条，皮尔的绘画生意也大受影响，“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投入”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只得另寻其他谋生之道。至于为何会选择经营博物馆，一开始事出偶然。皮尔的妹夫、曾任邦联国会代表的纳塞尼尔·拉姆齐有一次看到他正在为别人收藏的古生物化石作画，顿感兴趣道：“毫无疑问，许多像我这样的人会更喜欢看这种新奇的东西而不是绘画。保存它们并不困难，公众在来你这儿看画时，也会乐见于此。”这个提醒使皮尔开始扩大画廊的收藏范围，搜集各类标本，系统学习博物学知识，并加入了“美利坚科学研究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位于皮尔家中的画廊也逐渐转型为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
皮尔建立博物馆并将自己的政治、科学和教育理念灌注其中，进而作为一生为之付出的安身立命之所在，既伴随着事业重心的逐步转移，也是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其个人思想和理念的逻辑延伸。广而言之，自17世纪牛顿开启了科学发现的时代，西方世界逐渐弃绝“蒙昧”的神学，转而追求科学，乃至奉其为一切事物的圭臬、一切知识的绝对范本。18世纪标榜理性的启蒙思想的流布，使得尊崇科学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自然科学成了人类真理的标准，它是中立、无价值判断和客观的，因而也就成了西方进步和力量的保证。”与此直接相关的是知识精英对探索自然和构建自然界新形象的兴趣。在此氛围中，博物学成了既能增进学识、陶冶情操，又可凸显身份和品味的智性活动，野外跋涉、搜集和整理标本一时风靡欧洲上流社会。尽管美国已经在政治上独立于母国，但就文化风习与科学活动来说，这个新生的国度并没有独立于大西洋世界之外。研究和普及科学是18、19世纪之交美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富兰克林于1743年倡导成立的美利坚科学研究会便是热衷于此的学术团体的代表。和学会的许多成员一样，皮尔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坚信自然世界是和谐、自由、秩序井然而且可被认知的。
当时的不少政治人物也常通过赞美和比附自然来表达自己的政见。例如，约翰·杰伊在论证建立统一的联邦制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时说：“常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看到的独立的美国并非由分散和相距遥远的领土所组成。这是一个连在一起、肥沃而广袤的国家，是我们西方自由之子的一部分。上帝偏爱于它，给予其各种土地和物产，用无数河流浇灌它，让它的居民得以安居乐业。”詹姆斯·麦迪逊也曾以自然界的分类作比喻，来阐释关于政府权力结构划分的观点。但是，皮尔对自然的兴趣，并不同于他们希图仿效自然以探索既保证自由又维持秩序的共和政制；皮尔的收藏也有别于欧洲名流的自我把玩，或仅仅在同有此好的精英圈子中交流，他在意的是自然世界对大众的教化作用。对教育大众化和知识普及化的执着，是启蒙时代文化精英的共识，而皮尔本人颇受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卢梭崇尚自然和人之本性（为同一个单词“nature”），主张采取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启迪人心、启发人性（他本人也对博物学有浓厚兴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皮尔会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展示，使置身博物馆的人们受到教育并培育美德。与此同时，开办博物馆不仅能将自己的共和理念付诸实践，也是一种“生意”，一种行之有效的谋生之道。至少在皮尔的观念中，两者并不矛盾，这也印证了他的实用主义观念，即博物学是一种“有用的知识”。
二、皮尔博物馆的空间营造与理念展示
1786年，皮尔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他将住宅的一部分专门用于陈列“大自然的奇妙物品”，并恳切地向公众寻求捐赠，保证“会镌刻上赠与者的名字和其他信息”。1792年，皮尔在多家报纸上长期刊载“致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们”，公开、系统地阐述了他创建博物馆的目的、理念与意义，展现了非同一般的雄心壮志和世界眼光。在公开信中，皮尔以植物作比，希望借全社会之力，使博物馆“这株柔弱的植物茁壮发育，直至成长为一座‘国家博物馆’”。不仅如此，还要汇聚来自“非洲、印度、中国、太平洋诸岛和美洲各地”的收藏，令其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博物馆，要让欧洲著名的博物学家都急于用他们国家最珍贵的物品来与我们交换”。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收藏范围从自然界的动植物标本、活体动物、矿石样品到人工创造的画像、雕塑、钱币、印第安器具乃至世界各地的珍奇，可谓包罗万象，真正印证了皮尔所说的博物馆是一个“袖珍的世界”。1794年，博物馆迁往美利坚科学研究会提供的场地，同年皮尔“正式告知公众，因全神贯注于博物馆事业，决定有必要告别肖像画创作”。1802年，鉴于场地仍不敷使用，在杰斐逊等人的襄助下，宾州议会将原有的议会大楼（即费城独立厅）二楼无偿提供给皮尔使用。据1814－1819年的统计清单，博物馆已拥有超过10万件的藏品，包括269幅画作、1824件鸟类标本、250件四足动物标本、135件爬行动物和海龟标本、650件鱼类标本、1000多只贝壳、800余件手工艺品、8000余种矿石和化石、312卷书籍等等。
如前所述，皮尔是一个自然神论者，相信自然是上帝创造的完美而和谐的世界，自然本身就体现着造物者的智慧，包含着无穷的意蕴与哲理。在他设计的博物馆门票上，正中上方是一本写有“自然”字样的书卷，光芒四射，似乎昭示着神启。门票的下方写着“飞鸟与走兽会指教你！”，以及“进入皮尔博物馆，这里包含着自然的伟大创造和艺术的珍奇作品”等字样。博物馆藏品目录的封面上则如此称颂大自然：“自然之书开启，探寻奇妙物品。永恒法则的场所，时间不改，赝品不侵，这全部不容变更的书页。”皮尔撰写的“费城博物馆指南”的开头也摘录如下诗句：“此处没有喧嚣愚行、不谐恶习的惊扰；伴随我们的，是自然的沉思和自然的神癨！”那么，皮尔是如何具体通过展览来向观众呈现自然的伟大，进而传达他的理念与信仰的呢？
研究者们几无例外地指出了皮尔博物馆最鲜明的特点，即对自然界秩序和等级的赞赏、追求和呈现。在现代早期的欧洲，私人性质的收藏室不叫“博物馆”（museum），而被称为“珍奇陈列室”（Cabinet of curiosities），收藏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陈列各种天然或是人工的物品；即便有所谓分类，也只是根据古希腊四元素、基督教七美德等体系进行划分。到了现代理性主义兴起的18世纪，学者们开始制定规则，有条理地对知识进行系统整理，创造出了像法国《百科全书》这样的新体系。而在生物学领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瑞典学者卡尔·冯·林奈的动植物分类方法。林奈将人类所发现的生物纳入同一个体系中，等级分明而秩序井然。皮尔所处的年代正是林奈学说在西方科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欧洲的博物馆大多采用其理论来收集、界定和陈列藏品。皮尔也不例外，且对此推崇备至：“为了确保物品能各得其所，房间里按林奈的动物分类法布置。”皮尔还根据林奈的分类法编制了全部的馆藏标本目录并公开出版，在各种介绍和演讲中也一再提及“动物学界普遍采用了林奈分类法”；“合理的学说与适当的体系对一门科学来说极为重要。在我的理解中，林奈的方法是最完美的。之前的分类方法错误百出、使人困惑，而林奈的方法最简单易懂，后人只需将其稍加改进便足够了”。
如今该博物馆早已不存，好在皮尔的“费城博物馆指南”可以引导我们大致还原出当年的布局。博物馆主要由四足动物展厅、“长厅”、海洋生物展厅、猛犸象展厅和古器物展厅等组成。通过相关画作，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博物馆的内部陈设。在皮尔的自画像“在其博物馆中的艺术家”和他的儿子提香·皮尔绘制的“长厅：皮尔博物馆大厅内景”中，博物馆的主体部分“长厅”作为代表性场景呈现在画布上。尽管在有的研究者看来画作中的场景经过了精心策划与重组，并不能如实反映当年的原貌，但至少标本陈列部分是比较写实的。在展厅的一侧，整面墙壁都是网格状的橱窗，各种鸟类标本按林奈分类法分为四档，次第排列。处于最下端的是鹅、鸭等相对“低等”的家禽，越向上“等级”越高，直至最顶端的鹰、隼、鹫等猛禽。不只是鸟类，皮尔对其他藏品也基本采取了这种由低到高的等级排列，体现了他所称的“自然界相互依存的链条”，也即“存在的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这一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观念。虽然这些动物之间存在着食物链，却不是后来达尔文所描绘的那种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等级分明、互生共存、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也是18世纪欧洲人关于自然的主流思想。
颇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在这个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皮尔曾说：“在动物王国里，被称为灵长类的人是第一等和第一位的。”在“长厅”中，建国之父和大陆军将领们的肖像和雕像高高在上，俯视其他物种。皮尔对他们不吝称赞：“有了这些优秀而写实的画像，他们的形象便能精确无误地传之后世。我深感荣幸，能够有机会收藏这么多的名人肖像，他们包括各界精英、在刚刚过去的那场辉煌革命中的杰出人物。”所以，人，特别是皮尔认可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伟人和英雄，既是自然王国的一部分，又占据着中心和突出的位置。但是当博物馆在展示一只大猩猩时，皮尔似乎很自然地联想到它“多么像一个老黑人”！可见，在他的意识中，人与动物世界一样，普遍存在着等级区别和本质差异，这是自然形成的，也是不可改变的。总之，正是借助林奈的分类法，皮尔的“袖珍世界”才能括纳万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英雄人物、奇珍异巧共处一室，斑驳繁杂却又井井有条，繁而不乱。
根据学者米歇尔·福柯对西方知识体系演变的时段划分，林奈和法国博物学家乔治·布丰的分类法是古典时期（17－18世纪）西方知识结构的体现。这是一种建立在“秩序原则”上的知识，渗透着权力的等级观念。就博物馆的社会意义而言，与其说皮尔追求的是自然界的秩序，不如说他更想借此探求美国社会所应该有的和谐。自然与社会的界限在博物馆里被打破，皮尔特别善于运用拟人的手法将自然世界社会化，以自然界的秩序、和谐与进步来凸显人类理想的社会组织形态。因而，皮尔努力将博物馆打造成一个传播知识和美德的公共文化空间，感染尽可能多的群体，让公众了解他心中的理想社会。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不同政见的人们被聚集到一起，来学习自然的美，他们谈论着这些令人愉悦的事物，或许便能达到观点上的一致。退一步讲，即便只是因此而略有交往，也能更多地为对方着想，而不是彼此疏远”。
皮尔时常提及的一个例子是：“1796年，几个宿怨已久的印第安部落酋长在博物馆不期而遇，……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第一次置身于和平的氛围中，他们所置身的环境，再好不过地给人以完美和谐的展示，并暗示他们：同一种族的人在本质上并非仇敌，必须永绝战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皮尔也多次强调博物馆具有培育共同情感的教化功能：不同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人们都能够在这里“拥有一种和谐的情绪，共同赞美造物者的精彩作品”，所以“经营博物馆对每个阶级的公民都非常有用，任何国家都会乐见这样一个机构的价值所在”。
通过对自然界的呈现，皮尔理想中的美国社会可谓不言自明：虽然有着多元的族裔、文化、信仰、政见和生活习惯，但美国是可以循自然界之例，处理好天人关系、人际关系，最终结合成统一和谐、互生共荣的共同体。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便是像自然界一样，服从“最高的造物者”的安排，“每个等级完美地置于他们所应该在的位置”，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扮演好各自的社会角色。这也就是“飞鸟和走兽”所要传达给观众的启示。
皮尔博物馆给人的另一重暗示，是美利坚民族的乐观与豪情。布丰和雷纳尔等欧洲学者对美洲物种的贬低众所周知：“大自然在地球的一半不如在另一半活跃和积极。”“布丰伯爵至今仍持这一新理论：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大自然倾向于贬低她的创造物。雷纳尔神父则将此理论应用于从欧洲移民而来的白种人。”杰斐逊写作“弗吉尼亚笔记”的目的之一就是对此予以批驳。而皮尔博物馆内丰富的馆藏是对美洲地大物博的最好证明：“与所有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它广袤疆域内的各种新事物。”受杰斐逊的启发和鼓励，皮尔在撰写标本简介时，特别注重欧美比较，突出“新大陆”物种的特性，而“旧世界”的生物往往是作为“堕落的他者”形象出现的。比如，他这样评判大西洋两岸的杜鹃鸟：欧洲的“是私通的典型，而美国的杜鹃与之相反，……它们自己筑巢，哺育后代，……对彼此忠贞而坚定”。这种拟人化的比附和克雷弗克对美洲人的拟物化描述可谓相映成趣：“（新大陆的）一切令他们焕发新生，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在这里，他们才成其为人，而在欧洲则像是诸多无用的植物，缺乏肥料和浇灌；他们枯萎，因贫乏、饥饿和战争而沉沦；不过，现在依靠移植的力量，他们像这里的其他植物一样，深深扎根并茁壮成长。”
1801年，皮尔主持发掘了两副完整的猛犸象骨骼，这在美国乃至西方的古生物学史上都是一个轰动性事件。在18世纪80年代写成的“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曾提及美洲猛犸象的例子，以回击布丰“新世界的动物个头比旧世界的小”的论断。但当时人们对猛犸象的了解很少，只能通过零散的牙齿和骨骼来推测其尺寸。似乎是有意要为好友的论点提供实物证据，皮尔将一副猛犸象骨骼拼接后展出，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一时万人空巷，争相目睹这一“北美的远古奇迹”。杰斐逊闻讯后致信表示祝贺。皮尔还骄傲地宣称：“已获得另一具骨骼，若得到鼓励，会将其加以修补后送往欧洲，让那里的博物学家们确信：与旧世界相比，美洲的动物更胜一筹。”
这件镇馆之宝也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猛犸”作为庞然大物的代称成为流行语，费城的一位面包师适时推出了大号的“猛犸面包”，一个在10分钟内吃下42只鸡蛋的人获得了“猛犸食者”的称号。不过，一些联邦党人并不认同博物学的社会功用，对这股“猛犸象热潮”表示出不屑和嘲讽。与之针锋相对的是，民主共和党人于1801年年底制作了一块巨型的“猛犸奶酪”，作为贺礼献给杰斐逊这位经“自由人民选举出来的总统”。他们语带讥讽地声称，该奶酪“全靠自由农民生产”“没有经奴隶之手，亦无外国协助”，并特别强调“没有允许联邦党人饲养的牛参与其中”。杰斐逊收到“猛犸奶酪”后很受鼓舞，表示“在一个饱受困扰的国家里，此举是对共和主义精神的一次宣扬”。
皮尔对美国自然之美的展示与执着，乃是18、19世纪之交时代精神的投射。在一个缺乏深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新国度，广袤的土地、丰饶的物产以及孕育其中的开拓、乐观、自由精神是美国最大的财富。这笔财富来自造物者的馈赠，是塑造国家整体意识的纽带，也是培育爱国主义、堪与“旧世界”相颉颃的自信之源。独立后的美国开始从一味仿效欧洲文化转而寻求自我特性，大自然也在“文明边疆”的西拓中成为人们描绘、赞美和讴歌的中心主题。推而广之，19世纪的美国画坛抛弃了贵族气息浓厚的肖像画，表现山川风光的风景画成为主流，“哈德逊画派”独领风骚；库珀、爱默生、梭罗等哲人和文士也喜欢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如此世风中，美利坚文化展现着自信与底蕴，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总之，在一个立足未稳而百废待举的初创国家，在一个动荡不宁而人心思定的转折年代，皮尔博物馆追求社会秩序、张扬民族精神、讴歌自然之美，可谓生逢其时，呼应了美国国族构建的需求和时代精神的召唤。
三、“利用”博物馆：皮尔与观众的互动
皮尔的理念是严肃而高远的，但他的目光没有仅仅停留在万能的造物者身上，也没有一味宣扬言之无物的秩序观念与民族情感。在这些理念的背后，是更为实际的出发点：皮尔试图通过展览来证明，博物馆的存在对一个新生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在一次演讲中，皮尔强调“博物学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它理应受到国家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国家利益”。他进而用通俗的语言，阐释了博物学这门看似专深的学问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系：“农民们必须知道蛇是吃田鼠和鼹鼠的，要不然庄稼就全被老鼠给毁了。”“商人们鲜有不对自然感兴趣的，他们做生意所仰仗的物资，不是来自自然的原始储藏，就是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巧妙的加工。”“技工们也要具备有关材料品质的精确知识，这是与他们的手艺息息相关的。”可见，不只是科学研究，博物学与农、工、商等社会各行各业都密不可分，于国于民大有裨益。皮尔对博物学的社会功用的认识，无疑体现了美国科学研究注重实用的特征。
另一方面，博物馆毕竟不是皮尔的个人收藏室，而是面向大众的公共文化空间。对那些教育水平和文化程度有限的民众来说，他们能否洞察这些隐藏在标本背后的启示，能否领会博物学与国计民生的关系，能否在“自然”这本大书中找到答案，是博物馆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皮尔坚持采用“寓教于乐”的形式，实现一种“理性的娱乐”（rational Amusement）。在他的意识里，对秩序的理性追求和感性的认知方法并不冲突。寓教于乐并不是对其理念的妥协，而是更好地使其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发挥博物馆有益于“公共福祉”的社会效用。
为此，皮尔想尽办法帮助观众理解他所构建的“袖珍世界”。这些辅助手段包括为标本撰写通俗易懂的标签和说明，在墙上书写圣经中有关上帝与其创造物的语句，散发免费的导游指南，举办博物学讲座，等等。在皮尔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动物充满了人类社会的品性与举止，生动又易于理解：“猫是捕食的动物，也是有用的仆人……俊俏、轻柔、灵巧、洁净、妖媚。”“燕子与其他生物一样，对它们的出生地眷恋不舍。”“大象虽体格庞大，却拥有温顺的品行。”在皮尔之前的欧洲博物馆中，标本一般是孤零零的个体，没有画面背景，相互之间也缺乏有机的联系。皮尔和他的儿子们充分发挥画家的才智，极富创意地为标本制作了惟妙惟肖的场景：“野鸭游于河中，家鸭按不同的姿态放置在人造的池塘旁，鸟兽栖于树枝之上，有些鸟振翅欲飞。”如此，皮尔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使人身历其境的情境和氛围，给参观者带来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感受。后世学者如西奥多·阿多诺和瓦尔特·本雅明等批评，现代博物馆的一大弊病是剥离了展品与原有环境之间的联系而丧失其意义。如此说来，皮尔博物馆对场景的“复原”确有先见之明。此外，皮尔还开辟了其他业务，如为游客制作侧影轮廓像，展示“魔镜”等新奇事物。考虑到许多观众日间劳作，无暇前来，博物馆晚间也对外开放，有时还举办音乐会，煤气灯等先进设备更是让来宾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回顾美国建国初期的文化生活，类似皮尔博物馆这样兼顾知识普及与休闲娱乐的场所非常匮乏。不论是出于求知、猎奇还是社交的目的，许多民众都愿意走进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的门槛并不太高，25美分的价格还是不少人可以承受的（另有年票以吸引长期顾客）。加之博物馆对观众的族裔、性别、年龄和职业等均无限制，故而参观者甚众。1816年博物馆的年收入达到11924美元的峰值，折算为47696的参观人次，而1810年费城的人口不过9万多人，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从门票收入和参观人次上看，博物馆的经营无疑是成功的。但皮尔对观众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双方存在着复杂的互动，这种关系在博物馆尚处筹划时便已存在了。皮尔心中勾画的博物馆蓝图十分清晰，不过想要建立一个志在包罗自然与艺术、乃至全世界珍品的“智慧殿堂”，但凭一己之力，可谓力有不逮，绝非扩充一个小小的画廊那般简单。公共博物馆是欧洲文化传统的产物，皮尔并非没有先例可循，也不缺少同时代的类似机构作为参考。1753年大英博物馆成立，首先打破了博物馆作为宫廷和贵族苑囿的惯例。
1793年，在法国革命浪潮的席卷下，卢浮宫由王室私产变为国民财富，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之始。尽管如此，这些博物馆的运作方式对皮尔的借鉴意义有限。不管是王室还是共和政府，欧洲的公共博物馆多由国家力量直接支持，不存在生存之虞、经营之忧。但也正因如此，这类博物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借用福柯的分析话语，现代博物馆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国家权力的附属品与象征物，是展示国家荣耀与民族历史的舞台，是对“现代人”进行规训、教育和监视的场所，它的空间是开放的，背后的目的却是隐蔽的。在这种“知识－权力”关系中，博物馆对民众的影响是单向的，被动的观众无法参与其中，更难以对其施加反作用，表达自己的理念与诉求。
反观皮尔博物馆，并不能套用欧洲博物馆的分析模式。当时包括建国一代在内的精英们仍忙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实验，对科学和文化在国族构建中的作用还没有十分明晰的概念。立国之初的美国更不可能像英、法一样通过全球帝国的扩张来充实它的收藏。皮尔博物馆自始至终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如何收集丰富的藏品，如何寻找合适的场馆，如何获得足够的资金以维持正常周转。在国家对博物馆等文化机构的支持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以“公共福祉”为目的，却又是私人所有的皮尔博物馆，便不得不向社会寻求帮助。共和国的公民们，不论是政商精英、文化名流还是普罗大众，都能通过赠款、捐物、留言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博物馆施加影响，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塑造博物馆的进程。自负盈亏的皮尔博物馆必须考虑市场因素，也就不能对观众的意见视而不见。由是而言，博物馆和观众是一种互生互动的关系。皮尔博物馆体现的是在崇奉共和主义的社会氛围下，文化机构与社会、而非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是早期美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不可否认，政商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皮尔博物馆的兴衰。皮尔利用与上流社会的人脉关系，极力争取“有影响力的绅士之帮助，请他们担任博物馆的理事和顾问”，其中包括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埃德蒙·伦道夫、托马斯·米福林等人，杰斐逊则“被一致推选为该协会的主席”。皮尔向他们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规划，因为目标远大，“远非我一个所能安排和管理，……又有种种困难，我极力希望能得到诸位的支持与帮助，并借助各位贵宾和董事，扩大公众对博物馆的关注。这便是我请求你们友善协助的动机所在”。他同时许诺为这些顾问们绘制肖像，将其“悬挂于博物馆中是再合适不过了”。皮尔还数次投书宾州议会，以求得议员们的资助。博物馆早期的发展也确实得益于权贵的扶持。杰斐逊是其最坚定的盟友，在任总统时还将刘易斯与克拉克考察队采集的标本交予皮尔展出。华盛顿、富兰克林、罗伯特·莫里斯等人捐赠了不少标本、印第安物品和异域珍奇以表支持。宾州议会长期提供场地，美利坚科学研究会也多有资金援助。
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约翰·亚当斯的态度。早在1776年，亚当斯就结识了时为肖像画家的皮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描述皮尔是个“机灵的人。有些自负，打扮华丽，身佩刀剑，衣着金饰，说着法语”。亚当斯崇尚节俭的美德，素来对“奢华”的艺术事业评价不高。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分别以亚当斯与杰斐逊为首的联邦主义者与共和主义者针对新国家的一系列蓝图，展开了意义深远的大辩论，博物学对国家的功用也被涉及。与杰斐逊不同，亚当斯并不提倡博物学。皮尔之子拉斐尔·皮尔曾拜访亚当斯，向其介绍所发掘的猛犸象的情况。后者显然对此“不屑一顾”，事后直言不讳地对一位友人说：“我所极为忧心的是，我的国家处境危险，我的家庭饱受痛苦折磨，哪里能安逸地去考虑西北海岸的猛犸象，或化石、雕塑和钱币的问题。当国家的道德和自由处在危急关头的时刻，我想它们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事实上，他并未完全否认皮尔事业的价值，副总统亚当斯的签名出现在了1794年的博物馆资助人名册上，紧随总统华盛顿，其后是88位国会议员。他的上述表态，是基于对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与“政府的科学”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判断。亚当斯曾有名言：“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有学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只有我的儿子们学习了数学、哲学、地理、博物学、造船、航海、贸易和农业，他们的孩子才有权利去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和瓷器。”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亚当斯首重“国家构建”，即完善政治制度与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而顺理成章地支持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皮尔则力推“国族构建”，即通过科学和文化事业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两者的想法虽不一致，却也并非背道而驰。
无论如何，那么多立场相左的政治人物都成了皮尔事业的支持者，他们的肖像在博物馆内比肩而立，他们的名字在捐赠者名册上次第出现。在党争激烈的年代，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在建设国家的具体方案上多有分歧，但政治精英们基本肯定了博物馆这种新型文化机构的存在价值，也对文化在美国早期国族构建中的作用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如前所述，皮尔创办博物馆的目的不仅在于“收藏、整理和保存博物学物品和其他有用而有趣的东西”，其终极理想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永存后世。耐人寻味的是，对博物馆国有化这一目标的最大阻力，恰恰来自于最支持皮尔的杰斐逊等共和主义者。皮尔曾多次求助于杰斐逊和宾州州长托马斯·麦基恩等人，希望获得“政府的支持”，使博物馆成为永久性的“国有机构”。杰斐逊对此表示为难。他说，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你的收藏的价值”“我同样希望它能成为公共财产”；另一方面“最终结果会令你失望”，因为“当前我们国家政治的一大分歧是，除了宪法中明确列举的事项，宪法是否赋予国会以动用公帑的权力。那些强调仅限于列举事项的人，常常否认国会有权建立一个国有学术机构”，而试图通过修宪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显然难以实现。
不过杰斐逊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待弗吉尼亚大学建成后，皮尔博物馆可纳为该大学的一部分。皮尔在失望之余转而求其次，希望获得宾州政府的更大支持，但申请遭州议会驳回。1815年后，费城市政府买下了博物馆所在的大楼，开始收取租金，加重了皮尔博物馆的运营成本。所有这些究其原因，是共和主义者们开始廓清国家事务中“公”与“私”的界限，即哪些需要政府的投资，哪些需要放手民间力量。对于博物馆这样带有教育和科普作用的公益性质的机构，共和主义者的考虑是力图保持其独立性和自主性，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和渗透。
总之，在某种程度上，皮尔与精英延续了殖民地时期艺术家与雇主之间的那种受托人与赞助者的关系。利用“私交”来求得“公益”，在皮尔的观念中无可非议。但当私人事业与国家事务的分界由模糊走向清晰时，皮尔便越来越难以获得原有的资助，博物馆的经营也愈加困难。
在皮尔的观众中，政治精英毕竟是少数。那么，多数的观众是何种身份，他们对博物馆有没有影响呢？不少研究者对皮尔博物馆给予很高评价，主要因为它不问参观者的身份和等级，体现了美国社会鲜明的“民主文化”。既然皮尔博物馆对观众的种族、性别和年龄不加限制，是否可以认为，参观者中有许多普通民众呢？有学者统计了博物馆的购票记录后指出，劳工、妇女、少数族裔等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在参观者中所占比例很小，主体人群仍然是社会中产阶级和上层精英。对这些人来说，能够经常出入博物馆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少年轻人甚至将博物馆年票视为结识精英人物、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因而，分析观众的组成，可以映照出美国建国之初的社会等级差别，博物馆本身也在无形中强化着这一差别。皮尔博物馆很难说是“民主的”，但较之同时期欧洲博物馆的情形，其开放程度已属难能可贵。
观众们在接受博物馆传达的信息的同时，也在主动“利用”博物馆，表达不同社会群体自身的利益和诉求，进而塑造群体身份，划定群体边界。例如，知识精英通过宣传皮尔博物馆来书写美国文化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女性参观者购买并交换侧影肖像来构建其社交网络。更具影响的参与方式是捐赠，皮尔博物馆的大部分藏品来自社会各界的赠予，既有上层精英，也不乏贩夫走卒。借助捐赠，权贵富豪得以展示雄厚的财力和卓越的社会地位；制造业者希望能获得国家的支持，为产品打开市场；发明家意在推广他们的智力成果；博物学家借此宣传自己的研究和著作。此外，对印第安部落和非西方世界物品的展示则透露出美国不断扩张的雄心。照此理解，虽然皮尔博物馆所欲呈现的是和谐统一、秩序井然的自然世界，试图打造民众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的认同感，但这只是皮尔个人的理想。美国社会在独立前就是多元的，19世纪后性别、族裔、阶级、地域的差异更加明显。皮尔博物馆同样反映并强化着美国社会差异和多元的现状，这恐怕是创建者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四、结语
1810年，皮尔将博物馆交由儿子们打理，自己归隐乡间，过起了悠闲的田园生活。这之后的几十年，正是这座博物馆由盛转衰并最终消亡的时期。皮尔博物馆的成功，使得一大批仿效者纷纷出现。面对竞争，皮尔的继任者们逐渐放弃了曾被视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完全将博物馆作为一种生意，盲目追求商业化和娱乐化，经营每况愈下。1821年股份制的“费城博物馆公司”成立，试图扭转颓势，但未有起色。1827年皮尔去世后，博物馆藏品逐渐被转卖流散，最终于19世纪50年代宣告破产并被出售。
研究者们对皮尔博物馆的这一结局有不同的解读。除了上文提及的难以获得政府的资助外，有学者将此归咎于世风的转变和皮尔思想的滞后，因为崇尚静止、和谐、整体的启蒙理念在19世纪已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的高度分工和专门化。有人解释说是皮尔的民主理念超前于时代，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也有观点对此反驳，认为恰恰是皮尔的等级秩序观念已经不符合杰克逊时代的平等诉求。还有观点聚焦于博物馆性质的模糊与定位的不确定性：杂糅着自然、科学与艺术，既旨在教育又不忘盈利。其实，晚年的皮尔对博物馆的困境也有反思，认为主要原因是仿效者众多，给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的确，与英、法等国的“国家博物馆”不同，作为私人机构的美国博物馆想在市场竞争中求得一线生机，有时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口味，而这往往是以牺牲崇高理念为代价的。当博物馆丧失了特点而同质化的时候，它的存续也就堪忧了。
尔博物馆的寿命虽然短暂，却展现了美国建国初期文化发展的潜力和自信。独立之初的美国文化较为粗糙，还处于向欧洲模仿、学习和追赶的阶段。即便是对美国文明充满信心的托克维尔也认为：“在当代的文明国家中，美国在高级科技方面是进步不大的，而且它的大艺术家、出名诗人和卓越作家也寥寥无几。”不过，皮尔视野开阔，胸怀大志，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建立“国家博物馆”，还要努力达到“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皮尔深知要实现此种宏愿必须放眼国界之外。18、19世纪之交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纷纷建立了集科学研究与收藏观赏为一体的新型自然博物馆。皮尔对这些机构非常熟悉，他与不少欧洲博物馆及博物学家互通书信、交流经验、互赠藏品。皮尔博物馆也是一个向各国学者开放的科研机构，美国早期的博物学著作大多参考了皮尔的收藏，不少欧洲学者也曾慕名而至。皮尔的得力助手博瓦是一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避难费城的法国人，他们联手编制了英法双语的馆藏目录。展厅内还悬挂着拉法耶特、乔治·居维叶、亚历山大·冯·洪堡等欧洲英雄和科学家的画像。可见，在这栋不大的建筑里，印刻着大西洋世界在人员、物品乃至文化观念上的交流与互动。
综上所述，皮尔赋予博物馆以独具美国特性的共和主义理念，实现了这一根源于欧洲的文化形态的创造性转化，为后世树立了可为参照的“美国式公共博物馆”的典范。皮尔并非传统政治意义上的“建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却代表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一批贡献卓著的“国族构建者”（nation builders）。他们参与塑造了美国建国之初的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和身份认同，与建国之父们合力推动了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尽管19世纪初期的美国博物馆一度沦为嘉年华和马戏团式的娱乐场所，但1846年史密森学会的成立，标志着皮尔毕生追求的由国家支持，集收藏、保存、展示、教育和科学研究于一体的博物馆理想终成现实。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后起之秀更是堪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相埒。崛起后的美国也因为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向全世界展现了这样一种新形象：“一个能够汇集全世界珍宝的强大社会，一个崇奉历史、知识和文化保护的良好社会，一个向所有公民提供教育机会的民主社会。”
本文承蒙复旦大学李剑鸣教授、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责任编校：周祥森 吕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