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华锋｜悼念我的博士生导师庄锡昌先生

悼念我的博士生导师庄锡昌先生

2022年8月15日上午9时10分，在博士师门群看到师母微信，惊悉我的博士生导师庄锡昌先生于美国达拉斯时间8月14日下午7时30分（北京时间15日8时30分）安详地走了。噩耗传来，倍感震惊和悲痛。与先生接触的所有历史记忆及其音容笑貌立刻回放在脑海中。

庄先生2000年退休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居住在美国的三个儿子那里，也许是因为老师顾恋家乡情怀，每年都会不顾高龄，在护理出身且身体健康的师母陪同下选择某个时间从美国回到上海和苏州探望亲人。回国后一般会主动给我们弟子打电话，这也给了我们前往他在上海家中探望和师生们交流的机会。2019年5月12日上午，我们博士师兄姐弟一行七人（注：上海师范大学裔昭印教授和徐善伟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高福进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赵鸣岐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裴雯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教授和湖南师范大学肖华锋教授），相约前往庄老师在上海黄兴路家中热闹拜访，赵鸣岐师兄主动请客，期间，看到因为眼疾而晚年双目失明的庄老师受到师母的悉心侍候，我突然感觉到“老来伴”的人生幸福。但在去餐馆午宴的路上，我与庄老师笑谈，说他的人生比我们丰富，既享受了光明也享受了“黑暗”，原本是安慰老师的，没想到他爽朗回答“我也是这么想的”。师生同聚的热闹午宴，没想到成为永别。假如没有疫情，2020年、2021年甚至2022年，我们师徒或许还可以相见。实际上，先生正是因为感染新冠肺炎引发呼吸衰竭而去的。

庄先生1933年9月生于苏州，1952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历任副系主任、系主任。1981年至1983年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访学两年半。1986年至1992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至1995年兼任文博学院院长，1992年至2000年还兼任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在担任管理工作期间，通过他个人的能力和人格魅力， 为复旦大学人文社科的稳步发展和国际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记得我与庄老师相识是在1996年元月份。我当年在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1995年刚刚被破格副教授，本来就打算通过读西方文化研究方面的博士进一步深造以便确定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阵地。碰巧，1996年元月，江西师大历史系邀请庄老师和张广智老师来做学术讲座，且讲的是20世纪美国历史与文化，我自然不会错过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并怀揣我独撰的《英美概况教程》，自报家门，拜访两位老师，表达了我想读庄老师世界文化史方向博士的愿望，专做美国文化史的研究。两位老师当即表示欢迎，庄老师随即把他写的《世界文化史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签好其大名赠送与我，1996年在两位老师的关怀下，我顺利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投拜庄老师，攻读世界文化史方向的博士学位，并于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庄老师的热情推荐下，我2000年9月至2003年9月，跟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已故著名新闻史学者丁淦林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小学一年级的启蒙老师是两位上海女知青，最后，博士博士后又是在复旦圆满结束，我曾经和庄老师说，感谢他的支持，我的整个求学历程算是善始善终了！

国内学界在1980年代中后期兴起“文化研究”热潮，复旦大学历史系应该是世界文化史研究的摇篮，而庄锡昌老师属于世界文化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庄老师在美国访学归来后，受到美国大学课程设置的启发，于1985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当属国内首创，同时，受周谷城先生的委托，实际上是周谷老（庄老师对老先生的尊称）的学术助手，担任周谷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史丛书》的常务编委，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翻译或撰写关于文化理论或国别文化史的学术著作，共出版40本，在全国学术界引起轰动，其中多本著作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庄先生关于世界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丰硕，在世界文化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说他是这方面研究的学术大家一点也不为过。他在多年讲述世界文化史课程的讲义基础上，于1989年出版了《世界文化史通论》，当属中国第一部世界文化史教材。其主编或独著的世界文化史或文化理论书籍还有：《世界文化史》（上中下三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西方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世界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二十世纪的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外国历史名人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世界文化之谜》（文汇出版社1989年）、《世界的博物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同时，世界文化史方向的学科点在周谷城先生的支持下率先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建立起来，庄老师自然是该学科点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为国内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中青年学者。

庄老师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开阔，决定了他工作作风民主，为人和蔼，心胸开阔，性格豁达。在他面前，毫无狭隘的师门观念，学生有求必应，由此赢得了所有其他老师弟子的由衷尊重。为人处世，充满睿智和宽容。他一直教导我们，看书不能追求自己记住了多少知识，关键要记住自己想到了什么。我们平时上他的课，他总是娓娓道来，虽然谈不上字字珠玑，但总是能够言近皆远，切中要害，给我们茅塞顿开的感觉，每堂课下来总是会给我们以思考的东西。他的观点也许在今天，习以为常，但在1990年代，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比如，90年代全球化思潮流行，当年，全国学界各个领域都在围绕“新千年”会是怎样展开了热烈讨论和预测，大批学者从经济全球化角度对新世纪给予了乐观的展望，但庄老师却给出既不乐观也不悲观的理性而务实的思考，他说，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会因为跨入新世纪而陡然改变，且从历史规律看，20世纪怎么发展，21世纪同样是怎么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但文化全球化的阻力就要大得多，甚至不可能，所以，21世纪该有的战争和冲突照样会继续发生。再比如，当我问到他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异是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契约观念”，并从《圣经》里的“人神之约”讲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以，他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

我因为是评上副教授再去读博士的，对社会的体验和观察无疑要比应届同学多，经常会围绕一些社会现象请教庄老师并和他讨论，他也经常会询问我所工作学校和江西省的情况，他有两个观点或疑惑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是高校推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从设计层面来讲是理想的，但从操作层面来讲，经常会出现党委书记和校长之间的矛盾，因为校长是行政一把手，事务繁杂，出事了，校长负责，这是“校长负责制”规定了的，而党委书记作为党委一把手，管的都是务虚性工作，一旦学校取得重大成绩即是党委的，因为是“党委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最可能产生冲突的是有些党委书记自认为他就是党委时；二是为什么现在提拔的官员往往是一些当地群众意见比较大的官员？且往往是群众意见越大，该领导提拔的可能性越大，这种现象我们需要思考。由此可以看出，庄先生不仅善于观察，更善于思考，如今新世纪都过去了五分之一多，庄老师在90年代后期，居然可以提出这么深刻的问题，可见他的社会洞察力有多强，我感觉他非常巧妙地贯彻了学以致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优良学风。我今天的表现无疑与他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当然，我最欣赏庄老师的地方却是他睿智、宽容甚至有点“圆滑”的为人处世能力。我曾经问过他，“您是怎么把英语学好的？”他笑着说，是读《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学会的，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研究美国，学习外语，都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一切政治挂帅，结果他非常“圆滑”地找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读，天天读，最后都倒背如流，最后，那些“闯将”们毫无办法，但庄老师最终把英语学精通了，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并行不悖，都没耽误。

我在《舆论监督与社会进步：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一书的“后记”中写道，“本人从硕士生到博士生再到博士后，先后师从刘祚昌教授、庄锡昌教授和丁淦林教授，涉猎学科方向从美国史到世界文化史再到新闻传播学，本人研究的一点自信及今天所取得的一点学术成绩完全得益于这些导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在此，学生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一直在学习他们的精神，力争‘轻轻松松做人，扎扎实实做学问’”。其中“轻轻松松做人”主要是在贯彻庄老师的人生哲学。

我有个习惯，在新出版的著作扉页里都会写上“献给已故恩人”，其中，《舆论监督与社会进步：美国黑幕揭发运动研究》是献给我的父亲和恩师刘祚昌，《冷战时期美国文化扩张与渗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是献给恩师丁淦林。如今，三位导师都已仙逝，我何时能够再出版第三本著作献给庄老师呢？一不小心，庄老师在九泉之下依然在鞭策我继续前行。

接师母通知，您的葬礼将于达拉斯时间2022年8月21日上午10点举行，最后安葬在德克萨斯州的Ridgeview West纪念公园，这里将是您的最后安息之地。我将在网上纪念堂参加您的葬礼。德州土壤质量有保证，庄老师您就安心地长眠于此吧！弟子有机会再访美国，我一定亲自前往您的安息之地祭拜。

安息吧，庄老师！向您默哀！

肖华锋

2022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