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在北京大学就朝鲜战争问题发表演讲
陈兼教授的报告以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94) 为切入点，综述了他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的分析，并由此展开讨论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对冷战乃至当今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陈兼认为，关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国内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中国被迫参加朝鲜战争，而国际学术界也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视为国际冷战的大环境所迫的举措。美国学者采用的“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等也是以美国为中心来思考。在陈兼看来，这些研究忽视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参加朝鲜战争的逻辑思维和正当动机。他通过列举朝鲜战争前后的一些重要史实，认为参加朝鲜战争是中国方面的主动选择，并非迫于苏联的压力，而做出这一抉择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对中国革命的宏大任务及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陈兼认为，1949年开创的革命国家，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信心，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戴令他们感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存在。在毛泽东及其战友的眼中，1949年的革命不光具有重大的历史正当性，而且肩负极为宏大的任务，革命不光是要创造一个不再受到列强欺辱的新中国，还要向现存的以强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权力分配体系进行挑战，为中国赢得一个长久的安全的发展空间。出兵朝鲜的决定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这种对未来国家和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而正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和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不分胜负的结局使得美国意识到中国决策的“理性“所在并重新评估新中国在冷战中的位置。陈兼认为，在中国对外政策史的发展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朝鲜战争对于自己国本之所在及其合法性的界定，都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它对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关系、冷战的定性和走向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陈兼教授同时提到，他的专著自1994年出版以来之所以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得益于这本书生逢其时。一方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大量新史料（尤其是中国方面史料）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的方式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旧定义，新冷战史研究的兴起使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他的研究则是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自立等问题考虑出发，探寻出兵朝鲜决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根源。
牛大勇教授在评论中，赞同陈兼教授对朝鲜战争起因与后果的分析，但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可选择性，要避免历史宿命论。从史实角度看，当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中国革命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不赞成出兵朝鲜的，所以毛泽东的选择未必是唯一的具有革命正当性的选择，绝大多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倾向不出兵，也是具有革命正当性的选择。更何况历史的实践早已证明，“以革命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未必都是正当的。陈教授关于战争起因与后果的分析，同其出兵具有唯一正当性的论点是有矛盾的。陈教授回应说，不出兵当然是一个选择，但对毛泽东来说出兵朝鲜却是唯一的选择。
王立新教授从方法论角度发表了评论。他认为，陈兼从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来解释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把中国参战视为新中国领导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解释打破了以往的“美国中心论”，富有新意。他同时认为，陈教授挑战了过去专注于国家安全因素的物质主义解释，从文化的视角，把中国参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脉络和世界革命史两个框架之中加以理解，视野广阔，富有启发性。在讨论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激发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深远影响以及合法性问题时，针对陈兼教授对民族和民族性的强调，王立新教授指出，在当代中国正在崛起和民族复兴前景在望的情境之下，应更多地强调全球和个人，而淡化民族和国家，通过对个人权利的珍视和保护来重塑合法性。陈兼教授表示，他不反对强调个人权利和全球利益，但在目前还不能脱离民族和民族国家来谈个人与全球利益，但他并不是说要回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
参加讲座的有来自各院系和兄弟院校的师生有70多人。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就朝鲜战争的史实、冷战理论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革命对当前中国的意义等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
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陈兼教授的精彩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他以广阔的视野、幽默风趣的语言给在场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