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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德的困境与史家的选择

更新时间  2008-02-18 作者:王金虎

史德之论,起始于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自其之后,倡言史德者代代有人。于今之世,治史者应有史德,似已成学界共识。然究竟何为史德?又如何使史家保持史德?史学界仍在众说纷纭。

有的学者在道德上将历史学家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台湾学者杜维运就是这样的人。他认为,“史学家像是一位救世主,他领导全世界人类向美善的境界迈进;他不向时代低头,不为政治屈服,必要时从容不迫地走向十字架去;他说实话,说内心所要说的话,公正无私,是他的天赋;他同时是一位心平气和的人,蔼然可亲,秉笔述往事,向十高龄老翁忆儿时,巨细缕述,喋喋不休,然而是非恩怨,像是全已烟消雾释了。”为了达到这种超凡入圣的境地,他提出史学家应该养成四种美德。一、慈悲的胸怀。历史学家应该与宗教家一样,挚爱人类,兼及万物。“慈悲则一视同仁,没有偏倚。以公正无私为鹄的史学家,应首以慈悲的胸怀为胸怀。不如此,纵使学通天人,博极古今,也不足成为大史学家。所以慈悲的胸怀,是一种史德,史学上的真、美与善,皆自此发源。”二、冒险的精神。“史学家无所畏惧,是一种神圣的义务,畏惧人祸天刑,即丧失所以位史学家。因此冒险的精神,实史学家不可缺少的一种史德。没有这种崇高的是的,历史的真相,将从此隐没,历史将失去其真价值。” 三、端正的心术。史学家应该丢弃私欲,修养良知,怀抱光明磊落之心。“私人的恩怨,完全摈除,宗教、党派、国家、民族的偏见,悉数廓清,回护、曲解、溢美、造伪、种种史学上的大忌,一一自此消失。历史的有价值,历史的可以供天地不休,端赖于此。”四、客观的态度:气平情正。史学家应该心情平静,思潮平静,不动肝火,谦虚为怀。“自诩客观忠实,而血气沸腾,情感激动,结果是不客观不忠实。天下绝少以欺骗为矢志的史学家,多半有君子之心,而气不能平,情不能正,以致丧失历史的真实。”[1]p280-288

对于史德,也有学者仅仅提出最低的要求。蜚声海外的学者余英时先生就持这种立场。余英时固然强调具有良好道德修养对于治史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然科学家缺乏道德修养不影响他做出突出成就,“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科学家本身修养坏得很,可是他可以得诺贝尔奖金。”但是历史学家则只有有着崇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写出优秀史学作品。因为,“史学家的主观既存在于他的作品之中,则他个人对人类、对社会很有影响,如果本身修养坏,本身的缺点不加以克制,对自己不能加以约束,他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坏的。”所以史学家应该特别注意自律,不能随意乱写。但在具体说到史德时,他只是提出,“至少做学问应该忠诚于他所研究的对象,忠诚于他的结论,不要为现实、为个人私念而改变他研究所得的结论,因为这是很容易的。” [2](p92,93-94)余英时对史德的这种要求与梁启超的思想颇为相同。梁启超认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便是。”不过这个梁任公也承认,凡人都有主观,要做到忠实,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他提出史家常常容易反几种毛病。一、夸大,比如中国人总喜欢说中国好,把中国的优点往大处夸。二、附会,“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三、武断。对材料不加认真审择便主观判断。“总而言之,史家道德,应如鉴空衡平,是甚么,照出来就是甚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3](p157,158,159)

李剑鸣先生是当今国内研究美国史的著名学者,他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大概是迄今国内第一部出自世界史学者之手的有关治史的专著。而他对史德的论述,对于当今国内史学界的种种不良现象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李先生认为,史家立身于人世,本身就有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做人品行端正者,作为学人便也能以德治学。“做人有理想和追求,就可能把学术当成神圣的事业;做人讲究诚信,在学术上就可能严谨求实,遵守学术规范;做人谦和平易,在学术上就可能兼收并包,尊重同行;做人勤勉自持,对待学问就可能孜孜不倦;做人淡泊于名利,在学术上就可能脚踏实地,敢坐“冷板凳”。那些在学术上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的人,首先是一种做人的失败。”不过,李先生并没有就史家如何做人泛泛而论,而是从学术、伦理和法制三个层面来论述治史者的职业道德。在学术层面,史德的第一要义是求真精神。研究者应该尽力摆脱知识局限、思想倾向、政治立场、主观好恶等制约,力求持论慎重而公允,力戒偏见、武断和臆测。对待史料要忠于原文,不可断章取义,不应只引用对自己论点有力的材料,舍弃反面的证据。在伦理的层面,治史者必须严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成果,杜绝抄袭和剽窃。在法制层面,未经同意而复制、转载和使用他人成果属于侵权,“合理引用并不涉及知识产权,但如果大量使用他人的论著,则必须征得所有者的同意或授权。”对于违背史德的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李先生行文用语中折射着愤恨痛楚之情。“治学艰苦,创获为难,因而总有懒惰取巧的人径行抄袭剽窃,以求速成。”在今天这个功名和利禄挂钩的时代,学术腐败分子也是功名并重。“以求学位、职称和薪酬之功,而博著述宏富、学业有成之名。” “如果说剽窃国内学术成果相当于‘土匪行径’,抄袭外文论著则无异于‘海盗行为’。”[4](p181,186-187)

对于如何确立和维持史德,李先生认为主要靠学者自律而不是他律。“学术界没有警察,也没有法院,维护学术道德和学术秩序的最好途径,只能是学者的自律。就史德而言,无论是排除偏见和干扰而致力于求真,还是以忠实而合理的态度对待史料;不论是杜绝抄袭和剽窃,还是尊重知识产权,都没有外在的力量时时加以监督,要靠学者以人格、良知和对学术的真诚虔敬之心来严格要求自己。此外,还要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这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学术风气,强化学术规范的约束力,使作弊者有所畏惧,不易得手。”[4](p187)

杜维运先生对史德的那种高度定位,恐怕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对历史学家的理想化。生活在人世之间,恐怕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还是世俗之人。七情难舍,六欲尚存。虽然通过个人修养可以淡薄名利,但也难以达到那种超凡入圣的境界。所以企盼史学家做救世主似的人物,也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

那么,仅仅将史德限定为职业道德,是否就可以在史学界得到广泛遵守呢?于今之时,恐怕答案还是难以绝对肯定。理由是,史德问题,在个人层面说是道德问题,但当道德违规者不是个别,而是成了泛滥的现象时,则是社会问题。关注今日国内学界,严于律己者固然为众,但经营学术者也不乏其人。此类善于钻营的机巧之人,往往能够上博好于权势和名位之人,从而获得升高身价的功名利禄,下则可以炫耀自己的权势与名位,误导新入史坛的青年学子。且在严谨治学的人中,能取得显著成就的人寥寥。绝大多数人则只能在没有学术资源和机会的无奈中固守教席,努力授课以问心无愧于听课的学生而已。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人有错,错在个人;有错人众,错在何人?恐怕只能从社会机制上找原因。史学家毕竟是世俗中人,无法完全摆脱世俗社会的引导和制约。而现实的社会机制是市场机制,学术界的运作也在市场机制的制导下进行。功名利禄在交易中成友,取得科研项目,发表文章,常有与人际交易挂钩。在这样的学术机制下,自然善于钻营者巧取捷进,而严守学规的人落伍淘汰。现实如斯而史家却要自律以养德,便只能以老子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来自慰,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自勉了。

注释:

1、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月。

2、 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桂林,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月。

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月。

4、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巧》,上海:三联书店2007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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