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深:“例外的”自然——论中美比较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
“例外的”自然——论中美比较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
本文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2期，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16ZDA122）的阶段性成果。原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摘要] 比较环境史，特别是中美之间比较环境史研究的可能性与重要性值得探讨。这是因为环境视角对于比较史学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可以扩展比较史研究的广度，挖掘其深度，将人类文明的观念同生命之网的演化连接起来，而且还可以引领我们超越任何一种类型的民族中心主义与更为广泛的人类物种主义。就此而言，中美两国比较环境史研究是可能的，也是有意义的。中美两国的自然环境具有很大的共性，这为比较环境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此种研究将可能在三个层面上做出重要的贡献：其一，它将挑战关于两国环境经历的某些刻板僵化的认识；其二，它将质疑对时间尺度的传统诠释，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所有人类社会彼此纠缠的历史轨迹；其三，它还将启发我们对资本主义同自然关系的独特性做出新的思考。
[关键词] 比较环境史 中国 美国 自然 时间
在达尔文进化论生成的历史中，有一个往往为人忽略甚至遗忘的事实，即达尔文十分关注中美两国植物生命的比较研究。1856年5月2日，达尔文致信其同行与友人，哈佛大学的植物学教授——阿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吁请后者的帮助。他希望格雷能够为他提供中美两国植物的数据，比较彼此之间的异同，以期支持其初生的物种起源理论。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在植物地理上所具的相似性可能源于其诸多植物分享的共同谱系。格雷没有令达尔文失望。不过，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内陆不对外国人开放，格雷主要依赖在日本采集的标本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植物学上被称为“格雷分离”（Asa Gray Disjunction）的重要理论，揭示了东亚与北美植物之间惊人的形态相似。
格雷并非第一位关注共同地理起源重要性的科学家，但无疑他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在他的启发下，植物学者的身影与思想络绎不绝地穿梭于中国与美国之间。通过比较分析，他们追寻对地质与进化历史的更深层认知，发现这两处地方的远古联系指示着某种因果关系与传播的链条。达尔文将这些发现融入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而这项理论则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
美国环境史创始人之一——唐纳德·沃斯特曾在各种场合表示，如果有一场有史以来最伟大历史学家的评选，他将毫不迟疑地将票投给达尔文，因为正是达尔文为所有的历史学者树立了记录并且诠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地球历史的典范。比较的方法正是达尔文进行研究的手段。通过收集、爬梳比较的数据，他得以理解生物的异同；而通过分析这些异同，他方能够得出关于生命起源的更精准、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同达尔文相比，大部分以人类为其研究核心的历史学者都没有如此雄心。他们往往受到各种边界的圈囿，包括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时间的、他者规范的，或者自我设定的种种圈囿，他们的研究也往往局促于一个更为狭小、有限的时空之中，而无法直抵地球历史的最深处。毕竟，同地球的历史相比，智人物种的历史极其短暂。当然，以人类为研究核心的历史学者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运用达尔文式的深度与方法，将更多的比较分析引入他们对过往的书写当中。
作为完善知识的最重要方法之一，比较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有着广泛的实践，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历史意识的科学研究中，比较的方法或许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鉴于历史学同后一种自然科学一样，都无法通过实验检验其假设，以人类为研究核心的历史学者无疑将发现比较的方法对自己的研究同样有效而且必须。运用之，可以对历史的因果关系做出更加有力的分析，也可以令其思想更缜密、更具逻辑性，在合理的使用中，分析的方法也可以令其超越单纯的主观判断。毫无疑问，某些历史学者在很早之前便已开始讨论比较史学的思想、可行性、贡献以及问题；同时，他们也在这个领域创造出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是关于这一方法的理论性系统讨论却至1928年方始出现。该年，年鉴学派大师马克·布洛赫宣讲了一篇题为《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论文。30年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了《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季刊的第1期，这是第一本致力于比较研究的期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较研究尚处于挣扎求存的阶段，但是仍然在历史学者中引发了一些重要的讨论。到1980年代，雷蒙德·格鲁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比较史学之理由》一文，指出所有的历史学研究在某种直觉的层面上都是比较性研究，但是而今，历史学者需要以更加系统、更加自觉的方式运用这一方法。
全球史家最早开始积极而有效地运用比较研究。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到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比较的方法是这几位世界史大师探讨文明异同共有的基本手段。较为晚近的全球史研究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其中代表性著作包括麦克尼尔父子所著的《人类之网》，中国史研究专家马立博撰写的《现代世界的起源》等。在2012年出版的《世界史指南》中，迈克尔·阿达斯探讨了比较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异同，进而指出比较的方法能够令后者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加具体。
本文无意回顾比较史学的整体发展路径，描述其在历史学领域中的跌宕起伏，遭遇的批评与接受的颂扬。这些无疑都是值得讨论的重要的问题，却非此文所能涵盖。对此文而言，其核心问题在于，为何我们需要比较环境史研究？进而言之，中美环境史的比较研究为何重要，何以可能？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环境史成功地将自然带回历史学者的视野，令他们警觉在形塑人类历史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文化的物质性力量。与单纯仰赖人类事务的研究相比，通过检验自然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对过去有更为全面、深邃的理解。而本文则力图指出，环境史的视野可以为比较史研究带来同样的贡献，它可以扩展比较史研究的广度，挖掘其深度，它可以将人类文明的观念同整个生命之网的演化连接起来。或者更为重要的是，比较环境史的研究将带领我们不仅仅超越任何一种类型的民族中心主义，而且超越更为广泛的人类物种主义（species-ism）。
包括中国与美国（它无疑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变体）在内的所有文化与文明都诞生于其自然环境当中，并从后者获取某些区别于他种文化或文明的特质。如同达尔文的植物群落，它们在某一处演化，而后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弥散至其他地区，在当地的自然环境中开启新的演化之旅。无论这些文明传播至何方，它们都带有其原本栖息地的烙印，或许是森林、草原、山峦、岛屿，或许是沙漠、海洋、冲积平原。换言之，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的发展，都需要自一整套特定的气候、土壤、水、动植物与微生物开始。强调之，并非是古老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幽灵的重访，而是对自然—文化关系的复杂性的承认与重视。自然环境于文明的重要性也并非幕布性的存在，在初始奠定文明的基础，此后便自文明的演化中隐退。在环境史家看来，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持续不断、充满变化的，始终对互动的双方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如全球史家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所言，文明是“同自然环境的……一种关系，为文明的脉动所重新锻造，以期迎合人类的需要……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历史生态学。这并不意味着它必然是唯物主义的，因为有许多我们同环境的互动开始于我们的思想”。
但是，迄今为止，在大多数全球与比较史家的著述中，自然在文明发展中的持续性力量仍然付之阙如，因此，它们对于文明的探讨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我们不妨以一个现代历史学家试图回答的最为根本的问题为例，来加以说明：为何在过去的3至4个世纪，西方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虽然西方中心论早已在历史学界广受批驳，但是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东西方的历史学者又往往将“西方的兴起”视为东方或者西方政治文化的内在特质的产物，从而赋予西方文明某种文化优越感。比较环境史则将为这种文化决定论的阐释带来谦逊而审慎的反思，提醒历史学者在某个特定时期，某些文化变得更为强大、富裕的原因并非仅在于其文化特质，同样在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
彭慕兰所著《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是挑战文化决定论解释的最佳范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广阔尺度上比较东西方异同的环境视角。彭慕兰认为，在18世纪，长江三角洲与欧洲最富裕地区，如英国，至少处于同样的社会发展水平。三角洲为农业与城市生活提供了丰厚的生态基础，中国人则尽其所能地开发利用这丰裕自然的禀赋。但是在1800年之后，地理大发现的影响全面发生效力，欧洲人占据了新世界无以伦比的生态财富，辅以英国煤矿便于开发和运输的环境特征，欧洲文明得以狂飙突进，一骑绝尘。虽然在中国与欧洲学界，《大分流》一书所引起的反响毁誉参半，但是它的解释比之单纯的政治文化解释更加客观，对西方优越论的否定也更为彻底。
类似的比较环境史研究也在更深邃的时间尺度上进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贾雷德·戴蒙德之《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在该书中，戴蒙德试图解释的问题是，为何是欧亚大陆而非西半球发展成为密集型农业文明，并且以此为基础，创立了历史上的庞大帝国。在戴蒙德看来，是自然——地理的、气候的、生态的特质——而非某种超凡的智性天赋，为权力与征服奠定了基础。可惜的是，与其对欧洲和中东的讨论相比较，戴蒙德对于中国部分的讨论太过宽泛简略。事实上，中国覆盖近3000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无疑可以令戴蒙德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权力的早期生成之间联系的讨论更加完整，更具说服力。而专注于身处亚欧大陆文明的中国与占据大半北美大陆的美国的个案比较，则可以精细化戴蒙德粗线条的研究手段，检验其对人类文明深层权力分配所做的粗犷结论。下文将进一步分析当我们倡导中美之间的比较，我们言说的中美究竟意味着什么。
比较环境史的意义并不止于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诞生的轨迹；也不仅仅在于诠释不同生态圈中根植的深层次不平等，它同样可以为我们思考当代环境问题，寻求解决方法提供重要的历史视角。历史学者不应回避现实问题，事实上，我们对某一历史问题的兴趣往往源自于我们对某一现实问题的关注，环境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政策制定者与环境行动主义者均需要通过比较，了解人类与自然其余部分的全方位关系，知晓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人们面对其自然环境时所拥有的选择及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比较环境史研究可以进一步阐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社群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管理未来的生态关系中，过去的和他处的宗教、政治与经济体系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启发？
今天，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与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虽然秉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经济上存在张力与竞争，但是两国都清楚它们面对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要求这两个国家的合作与领袖力量。与此同时，因为其经济与发展的需要，其对资源的国际性竞争和对内的全面开发均对现代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差异，又有共性。而要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则需要回到两种文明在国家与社会信条、道德传统、生育率与人口以及理想景观等方面的不同观念之上，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它们在全球环境影响上的差异。因此，在现实的环境政治层面，中美双方均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历史生态，并且帮助世界的其余部分对两国的环境决策做出更好判断。
1982年，在环境史刚刚开始定义自己的边界与内涵之时，沃斯特发表了一篇题为《无边界的世界：环境史的国际化》论文，但是，彼时，极少环境史学者准备就绪，打破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国家边界。近40年的发展为环境史带来全球化的新气象，一部分优秀的学者投入国际与跨国的环境史写作当中，其中不乏比较环境史的研究。然而，环境史学者仍然普遍未能逾越横亘在中华文明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文明之间的那道鸿沟。不仅仅是环境史学者，就整体而言，历史学者或者拒绝跨越这道鸿沟，或者对比较这两个世界上重量级国家历史的可能性漠然以对。无疑，这项研究的匮乏部分是因为客观的原因。做此项研究要求熟练掌握中英文两门语言，要求在两国之间往返多次进行档案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求对两国的文化与历史都有深入而透彻的理解。但是这些在十年前尚且令人思而生畏的客观障碍在互联网沟通世界的今日，在中美双方持续高涨的学习对方语言、文化的兴趣中，已然弱化许多。事实上，如若中美两国的历史学者有意走出其安全而熟悉的国家与文化地带，这些客观的障碍基本已可被忽视。
在很大程度上，当下已有的比较史研究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达尔文与格雷式的，在看似不可能比较的地带寻找到可能，则世界无不可比较的事物；一种遵循既定的历史认知和普遍接受的历史规范，比较的范畴变得较为狭隘，而布洛赫所倡导的比较史研究则有可能被窄化为后者。在布洛赫看来，比较应当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在文化与时间上非常相似，而非大不相同的国家之间。这一观点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其一是被比较的地区（或国家）应当在地理或者文化上大致相同，由此，比较研究可以轻易地筛离少量的差异，并加以检验。在这个前提下，历史学者应当选择如法国与德国、美国与加拿大、中国与日本为研究对象。第二个前提是被比较的两个对象应当处于同一历史时段，所以即使它们为重洋阻隔，彼此之间的比较至少为严格的历史时间所约束，而不至于太过大胆，离经叛道。
在比较史的第二种范式中，中美由于文化的鸿沟、地理的距离与年代的差异几乎没有比较之可能，除非其比较发生在现代世界。而且事实上，对此两国所做的比较研究也大多在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等关注现实的社会科学层面进行，如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在1955年出版的英文名著《中国人与美国人》。当然，历史学者中仍然进行过中美比较研究的尝试，最著名者当属美国中国学的创始人费正清先生。1948年，他出版了《美国与中国》一书，声名鹊起。虽然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从孔子至今的中国史进行梳理，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讨论也更多集中于二者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外交与政治层面的交流，但是在其开篇，它比较了两个国家在景观、人口、可耕地数量、对待自然的态度等方面的异同。可喜的是，如同其同时代其他带有世界意识的历史学家，费正清笔下的自然仍然仅是背景性的存在，并没有进入其对两国研究的核心分析。而当他寻找一处地区做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时，他转向欧洲，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彼处，他方能从两种文明漫长的农业与王权历史中找到更多的相似性。
环境史学者在撰写两国历史之时，中美之间的比较或多或少存在于学术潜意识当中。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生活的中国史学者，或者在中国生活的美国史学者，跨语境的学术实践令他们对二者之间的异同格外敏感。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非正式的”或者“隐蔽的”比较（shadow comparison）。例如，获得2017年美国环境史学会马什图书奖的《河流、平原与国家》一书，其主题为北宋中国的黄河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但是全书鲜明地呈现出作者张玲对美国河流与灌溉环境历史的思考。在此之前，濮德培的《中国西征》则清晰地留下特纳边疆理论以及美国西部史、环境史的痕迹。而当环境史学者面对更加现代的，如垃圾处理、基础建设、工业化、城市化等问题时，这种隐蔽性比较运用得更为频繁，甚至有时会变成显性的、自觉的比较。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毛达博士的论文《公民科学的价值：当代中国关于城市固体废弃物焚烧与二噁英污染的争论》。其博士论文同时接受梅雪芹教授与马丁·麦勒西教授的指导，对美国19世纪波士顿港垃圾倾倒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而其关于中国废弃物处理问题的研究则受到了他早年求学生涯对美国废弃物管理兴趣的深刻影响。
但是中美环境史的研究不应仅仅满足于隐蔽性比较，而需要更大胆、更直接、更鲜明的比较。在进一步讨论之前，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所谓中美，究竟意指为何？在现实政治层面，不存在这样的困惑；但是当我们将之置于历史的情境之中，二者都成为一种历史范畴。1776年之前，世界上尚没有美利坚合众国；而我们今日所称之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建构。因此，在环境史的意义上考察中美之间的比较，首先是在今日我们称为中国与美国的两片土地上发生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过往关系；其次，则是相对宽泛意义上的以汉文明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与以新教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变体——美国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与实践；最后，才是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与美国。
在此三个层次上对中美环境史进行比较，布洛赫所倡导的“像”（like）与“像”（like）之间的比较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原则，但是此处的“像”便不再是狭义上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顺序。达尔文、格雷以及众多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揭示，中美所占据的这两片土地，分享着生物演化与生态的惊人相似性。对环境史学者而言，自然环境的相似性为社会的演化带来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而如此生态上的共同性以及不同人群与之的互动则为比较研究开启了无尽的研究空间。
如果将美国的地图与中国的地图相叠合，彼此之间的共性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这两个国家面积基本相当，除去争议领土，中国大约为960万平方公里，美国则为937万。虽然地处东西两个半球，它们几乎位于同样的维度，包括类似的气候类型，从寒带至亚热带，以温带气候为主。在美国，西经100度是分隔湿润的东部与干旱、半干旱西部的决定性边界。而在中国，也存在一条从东北到西南的类似边界——400毫米降水线，定义着中国的水供给、人口密度、财富分配和农牧业。进而言之，两个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上同样非常相像，二者都拥有数量庞大的植物与动物物种，以及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更多种类的生态系统。在生物相似性之外，可能令环境史学者更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时间的地图上，所遭遇的相似的自然丰歉与环境变迁。与很多面积狭小的国家不同，在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任何一种主宰性的环境灾难，无论是洪水、干旱、地震、飓风，还是沙漠化、气候变迁，以及无数或大、或小、或渐进、或突发的环境变化。当历史学者认识到自然是人类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形塑性重要力量时，中美在自然环境上的对应性便为比较历史的研究者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统一的政府管理下，在其国家边界之内，囊括如此多元的景观与气候类型（俄罗斯与加拿大虽然面积更大，但是其气候与景观类型相对单一）。因此，比之他国，中美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样的环境挑战。所有这些源自生态复杂性与强大自然力量的挑战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又是如何分别塑造它们认识自然的方式和想象？同样重要的是，在何等程度上，这些挑战是人为的结果或者由于人类的介入而加剧？不同群体的人与国家面对这些挑战时，在思想上与实践上又有何种反应？来自自然的挑战为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带来何样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环境史学者不断询问的普遍问题，但是当它们被置于中美比较的背景之上时，可能会启发同以往在单个国家边界之内所做的解释非常不同的新认识。
因此，同其他比较史的研究相同，中美比较环境史在帮助我们厘清环境经验的共同性与连续性时，将挑战某些关于两国历史的陈旧僵化认识。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是两国国家政治话语和对自然的文化想象中逡巡不去的思维模式。在民族国家历史学者中间，例外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种未被质疑的假设，它为世界的其他地方假想一个共有的规则，而自身的存在则是对这种规则的背离。基于这种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他们试图为其国民的集体记忆构建一种文化的认同感。虽然历史学者已经在力图削弱此种假设，但是缺乏比较的史学研究仍然有可能重新落入例外主义的陷阱。例如，在美国历史和大众宣传中，仍然可见如此陈述：“美国是上帝所赐福的国度，是伊甸园的重现，是自由和自然的土地。”而在中国的历史学者和公众认识中，也可以看到如下表达：“中国是独特的古老文明，与自然之间长期和谐共处。”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和其他学者也极有可能反过来为他国创造一系列选择性的肤浅形象，一般而言，与其本国形象相对负面的反向形象。美国历史学者会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治水社会。”而中国学者则言：“美国对待自然的态度最具毁灭性。”所有这些主张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其适用性，但是也都是例外论建构下主观而粗糙的判断，无论是在长时段的宏观考察中，还是在精细的文本分析中，都无法经受比较的检验。而之所以两国学者都会出现对自我和对他者的误读，恰恰在于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但是，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并不会将其生态与文化系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简化为单一的一致。同样，它也不会要求比较史学者否认两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与价值观上的不同。恰恰相反，对共性的追寻是对粗暴的还原论的否定，它将展现一个更加完整、更富于层次的历史世界。不过，它的确会揭示出，那些看似独特的文化行为与经验可能拥有更加古老而普遍的历史根源，而它们源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同这个地球上其他物种共同经历的演化之旅。
中美比较环境史研究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所有人类社会彼此纠缠的历史轨迹。环境史最伟大的创新之一便是它质疑了对时间尺度的传统诠释，它们往往为政治规 训或人为历法所定义。环境史的时间尺度将不仅漫长许多，更具有层叠性，而且也更为有机，更富于生物性。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他关于19世纪的三卷本巨著《世界的演变》中专辟一章探讨历史上的时间结构，他言道：“每一个历史进程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发生的，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长期、中期和短期对其加以划分，而是还要判断，其轨迹是延续还是非延续，是递增还是累积，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其速度是恒定的还是多变的。有些进程是反复出现的，而另外一些则呈现唯一性和多变性的特征。”奥斯特哈默鼓励历史学者去思考历史分界线的层叠以及文化地域分期的差异，而环境史学者面对位于不同地域的相似生态系统中衍生的文明形态，同样可以辨析到时间的层叠以及重复性的结构。因此，这样的比较将首先质疑我们对“新”“旧”文明的刻板认知，中国与美国正是普遍意义上我们用以标识古老文明与年轻文明的代表。这样的表述再次落入已然陈腐的线性进化故事的窠臼，事实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在不同方面同时具有“新”和“旧”的特质。就自我认知的层面而言，中国无疑古老得多，它是世界上仍然在持续运转的最为古老的文明之一；而美国的自我意识无疑很新——直至18世纪晚期方始开始建构，而彼时，正是中国最后的帝制时代开始衰落的节点。但是，当美国崛起，在19世纪后期开始建立世界霸权时，中国正在重新打开国门，被迫通过对其文化的重塑学习同世界相处。而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工业、经济强国，也成为一个“新”中国——城市的工业的中国效仿的“旧”范本。
今天，与美国相比，中国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革命性的年轻国家，充满新鲜的力量与高涨的期待。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则看似披挂着已然破旧不堪的18世纪外袍。它的统治结构已经足够古老，事实上，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体制，在其内部，人们开始忧虑那个光辉过往的不可持续，开始恐惧那个未知的不可测未来。对两个国家历史批判性的比较，将会引导我们发现所谓古老与年轻的假设中更为纠结的意味，证明文明的演化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
当我们将西半球时间的标尺再往前移，它又会引发更多的思考。在那片于1776年建立了一个号称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曾经上演着一部漫长的土著历史，那些被白人称作印第安人的土著极有可能1万余年前从亚洲迁徙而来，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学习如何同自然共处。这些美洲土著代表了另外一个古老文明的形态，与中国和欧洲大不相同，但是同样可以进行比较，特别当我们将比较置于相似的自然环境之中，如两国都具备的干旱地带。如果中国的历史学者更加充分地比较为何在相似的环境中，文明的演化路径却如此不同，或者会对农业的出现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原因产生新的认识。
另外一种检验两个国家过往时间轨迹的可能主题是选择一个具体的生态系统，例如河流及其河网，比较在其上建立的生态、社会、观念、经济与政治结构。比如说，长江与密西西比河，中美两条最重要的河流体系，二者都在各自的流域中得到学者的充分研究。但是假若我们将之从环境史的视角进行比较，它将要求我们扬弃传统的王朝序列或总统任期，因为这将构成中美两国环境史比较研究的障碍。一种新的时间认识将伴随这样的比较而产生，它可能会更加强调河流的自然节律以及伴随而来的人类认识与行为。再比如，还可以选择比较两国广阔的草原生态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高国荣研究员对20世纪中美草原沙漠化的比较研究，是目前可见的极少数自觉的中美环境史比较研究。而如果将其时间尺度进一步延展，则无疑会为我们对整个世界草原生态与文化系统的理解带来新的启迪。
更具体而言，这种新旧的比较同样可以在中美两国水控制的历史中找到富于挑战性的范例。在1985年出版的环境史经典之作《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一书中，唐纳德·沃斯特开启了另类的中美环境史比较。他并没有为其所讨论的美国西部，特别是科罗拉多河选择中国对应的生态系统，而是通过将中国漫长的治水历史变为美国控制西部河流现代努力的历史背景，他找到两种在时空上截然不同的文明之间，在面对悭吝的自然时所具的共性与连续性。但是与此同时，他更在粗略的共性之中，揭示了治水的“资本主义国家模式”的独特性，以及它对美国西部社会与自然的形塑。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发达的灌溉文明之一，但是20世纪新中国的治水却以美国的经验与知识为范本，以此重塑自身的水景观与社会生态。然而此处的中国之“新”可能又独具特色，由此而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现代性对重塑中国环境究竟意味着什么？小冰期、人口膨胀、黄河的骤然改道、向西部与东北部的移民、不断萎缩的可耕地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做出学习美国模式，利用现代国家权力和技术征服河流的决定？中国如何在水控制的手段上变得如此现代？反之，在这种更加精细的比较之中，我们可能寻找到重写美国西部史的新路径，更明晰地理解为何美国能够成长为一个势力蔓延至全世界的帝国。最终，中美环境史的比较研究还能够帮助我们重审自环境史诞生伊始，便一直占据其研究核心位置的重要议题：资本主义文化与经济体系同自然之间关系的独特性究竟何在？美国，作为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中国，作为现有的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环境议题上分享多少共性，又有什么差异？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是比较中美两国在历史上对自然资源的攫取与开发。作为一个古老的帝国，中国以战争、贸易、领土扩展等多种方式寻找新的土地、矿产、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但是传统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从未像今日中国经济深刻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后那般的迫切与广泛。美国，则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都是世界最大的资源占用国。在很多方面，中美两国获取自然资源的动机是相同的。然而，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则要求历史学者不再停留于表象上渴望自然资源的同质性，而应去发掘其中更为复杂的差异和共性，由此，反思资本主义同自然之间的关系。
一个半世纪以前，当达尔文鼓励格雷去探索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植物与地理联系，他所力图回答的是一个远为根本性的问题：为何地球上有如此之多的物种，为何它们呈现如此的分布形态？他十分清楚，欲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走出国家的边界，逾越地理的阻隔，打破学科的狭隘定义。在比较环境史的研究中，达尔文式的问道精神正是我们所必需的，惟其如此，我们方能超越任何一种民族中心主义，去追问更加开放、广阔的问题。比较史研究不会如有些批评者所忧虑的那样，带领我们寻求一种单一的、宏大的叙事，从而在简单僵化的方式中解释一切。但是它的确要求我们的思想走出国界，去更多地了解其他的地方与其他的人群。其结果既不会将我们带往一个充满着一成不变的差异的世界，也不会令我们重返一个固定于一条共同轨迹的世界。恰与之相反，比较环境史将会令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更加复杂，更富于智性的挑战，更精于归纳分析。在过往漫长而充满变化的环境经历中，我们将不仅看到共性与延续，也将看到特性与断裂。无论每一项比较研究的终点为何，我们都不会再回到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