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员成果 | 任慈：可用的过去——近五年来美国学界移民和族裔史研究新趋势——兼对美国移民研究史的述评

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3期

作者：任慈

原文责任编辑：邓颖洁

任慈，东北师范大学美国所博士研究生，2018—2019年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方向：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美国移民政策史，移民外交。论文发表有：Review of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American Labor Market, 1965-2005, World History Studies , Vol.2, 2018; 《从外交到移民：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转变分析（1948~1957）》，载《美国研究》2020年第2期（第一作者）；《评道格拉斯·贝恩顿<国土上的缺陷者：优生时代的残疾与移民>》,《全球史评论》第十八辑，2020年。

可用的过去：近五年来美国学界

移民和族裔史研究新趋势

——兼对美国移民研究史的述评

任 慈

■内容提要

“可用的过去”是美国史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观念，也是美国移民史学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求真和致用是“可用的过去”这一概念的基础内核，它引导美国的移民和族裔史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历史真实、冲破已有的“移民同化论”“美国例外论”“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叙事；也激励学者们关注现实问题并承担社会责任，在多重视角下强调历史的延续，并利用各种新式社交平台引导和教育美国民众了解移民史知识、认识移民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从而为美国当下激烈的移民辩论、移民政策改革等问题而服务。

■关键词

“可用的过去”；美国移民和族裔研究；

公共史学

“可用的过去”（a Usable Past）是当下美国移民史学者在研究中体现的一项重要旨趣，更是移民史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该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范·威克·布鲁克斯在1918年提出， 意为重视美国文化、扎根于现实社会，用创造思维来“驱散传统的思维定式的阴影”；后用来强调史学研究要连接过去与现在，“不重复过去，而要利用过去”，准确和合理地展示“大众历史实践中的真实部分、剥离虚构改编的部分”。以“可用的过去”为导向的书写，帮助美国人直面了解20世纪30年代社会矛盾和危机的历史根源。自40年代起，美国的历史书写却被一种“边疆神话、爱国英雄主义神话、资本主义进步神话、追求正义的神话”所主导，然而这种历史叙事忽视了美国社会问题和矛盾，更难以让人们关注“国家公平和正义”这一根本性的重要问题。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迭发，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此起彼伏，美国社会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以“进步”“和谐”为旋律的历史书写遭到了广泛批评，人们纷纷探讨左派史学家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并重拾“可用的过去”的思想，霍华德·津恩、斯顿·林德等左派史学家均在其作品中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在著名左派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看来，“可用的过去”是一种“历史意识”，让我们用“明智的方式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

“可用的过去”所倡导的史观具有巨大的弹性，既展示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全面性，也表达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联性。这个概念的活跃度、流行度也与美国社会运动、社会变革有着正向的密切关联。90年代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思潮抬升，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情绪异常高涨。因而，移民史领域的学者有一种要利用“可用的过去”，来帮助解释当下政治的紧迫感。在美国移民辩论、移民政策面临可能的重大转向之际，移民和族裔史学者认为他们应承担起历史书写的责任，让民众和政客认识到“美国移民史远比想象的更具有争议、更细微、更复杂”。鉴于此，本文将在美国移民史研究发展和美国排外思潮抬升的背景下，以“可用的过去”为视角梳理近五年美国移民史研究的著作成果，从而展示美国学者如何通过研究来回应当下美国的移民政策调整、无证移民、移民拘禁、移民遣返等问题，以及他们如何与公众互动，为营造一个理性的移民辩论氛围而努力。

一、边缘到中心：

美国移民和族裔史研究方法与内容的革新

在二战后，美国移民史成为一门专业的学科，马库斯·李·汉森（Marcus Lee Hansen）、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约翰·海厄姆（John Higham）等奠基者对美国移民史专业化、学术化发展贡献颇多。这一时期，诸如《拔根者》《国土上的陌生人》等经典著作 具有三个共同特点：基于民族主义色彩的移民研究；以欧洲白人移民为研究焦点；认为移民“同化”是一种进步的、标准的、积极的进程。 虽不否认这些研究在当时的意义和作用，但这也导致了“移民同化论”“美国例外论”“民族主义”成为移民史研究的三大基石。受时代理念和写作手法所限，移民问题长期处于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下，非欧洲移民、种族问题、排斥问题在美国移民史研究中被忽略。

在60年代末，族裔史研究崭露头角，特别是亚裔研究和拉丁裔研究作为单独的学科出现并兴起，通过对排外主义、二战拘禁日本侨民等问题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已有成果，也开始挑战“欧洲移民中心论”的研究范式。此外，移民史领域也有新特征，得益于1944年《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出身中下层阶级以及具有外国血统的少数族裔学者作为第二代学者进入移民史的研究队伍中，这些在七八十年代获得博士学位的新生力量，在诸多方面挑战并改写了美国移民史研究。著名的意大利裔史学家鲁道夫·维克利批判了《拔根者》中的同化理论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同质性，支持多元主义、主张重视移民的族裔性。著名史学家约翰·博德纳则从资本市场关系角度论述移民的迁移及移民族裔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到70年代末，“多元主义的观点已经改变了美国史学史的基本范式”，尽管如此，第二代移民史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的还是欧洲移民”，且其研究“始终与公民政治紧密结合”，对“多样性、融合、排斥和社会公平等问题的讨论依然受民族国家范式的影响，甚至是完全禁锢在民族国家的逻辑下”。可见， 移民史和族裔研究的关注焦点不同，因此这两个领域并未合流。

90年代末，美国移民史学界正在“十字路口”彷徨，同时在彷徨中也孕育了一场“海啸般的革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品、资本和人力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流动，民族国家概念的“边界”不再那么清晰，固守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无法准确描述频繁的人口跨国流动以及移民的多元身份认同。其次，《1965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对美国人口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等人所设想的目标是：这项立法仅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不会改变我们日常的生活，也不会给我们的财富和权力带来重大影响……”但该法案的实施却带来了移民数量的激增和移民结构的变化，亚裔和拉丁裔成为移民美国的主力军。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外国出生人口已逼近1980万人。大量有色移民的到来也引起了部分美国白人的焦虑，如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就聚焦于美国国家认同问题并渲染拉丁裔对美国文化的威胁。在黑白种族对立情绪之外，美国又孕育了一种针对亚裔和拉丁裔的新型种族化民族主义思潮。亚裔和拉丁裔是否算作美国的一部分？谁是美国人？这些问题既是20世纪90年代关于美国国家特性讨论不可回避的话题，也是移民史书写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此外，在学术界，《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对美国移民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冲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历史化，认为民族国家既不是永恒的，也非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美国国家的建构也启发移民史学者辩证思考民族主义及其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以及将非白人纳入美国移民史书写的必要性。尼娜·格里克席勒等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利用“跨国移民”（transmigrant）、“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概念来解释当代移民的跨国流动，也给予移民史学者方法论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移民史学界选择了一条相对折衷的道路来弥合族裔研究和移民史研究之间的分歧。世纪之交的这场移民史变革也预告了“跨国主义”方法、有色少数族裔移民群体将从美国移民史研究的“边缘”变为“中心”。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吴叡人 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1世纪以来，从国际视野重新审视和书写美国移民和族裔史成为一股新潮，跨国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离散者成为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概念。移民史研究更加关注“迁徙所具备持续性、多向性、循环性特征”，强调移民迁徙对移民母国和接受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持续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不再依赖于以往的“移民范式和移民适应美国的陈旧方法”，而是通常采用非英语材料和非美国档案资料，来诠释移民迁徙的复杂性。如徐元音教授的《梦金山梦家乡》是美国移民史学界较早系统运用跨国主义的代表，她在书中详细论述了台山侨民网络对台山人迁移海外寻求财富的激励和帮助作用，以及男性为主体的台山人跨太平洋旅居活动对原住地和美国加州华人社区的影响。徐教授通过对台山移民的实证研究来验校“跨国主义”这个现代概念在解释早期移民活动方面的可行性和适用度，将“跨国主义”历史化。陈勇教授的《华人的旧金山》一书同样利用了大量中文材料，在跨太平洋的背景下，从旧金山华人视角重新解构华人社区的形成和发展。同样的，拉丁裔研究的学者也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来研究二战后墨西哥农业劳工计划的形成及其对美墨两国的影响。东荣一郎教授的《在两个帝国之间》是跨国移民研究的另一部经典佳作。他把跨国史和帝国史结合，将日裔移民置于日本帝国构建的历史背景下，详细展示了日裔美国人复杂的身份认同和认同的代际差异。《四大洲的亲密接触》是近期移民史学界对“跨国主义”进行发展、去美国中心化研究的典型代表。丽莎·劳教授在该书中以“跨大洲”“跨帝国”的视野，通过“亲密”这个概念来考察18-19世纪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在文化交往、劳工流动、资本贸易和制度机构方面的紧密联系；并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出发，分析欧洲“自由”理念及其种族化变异，对非洲奴隶贸易兴衰、亚洲劳工移民以及自由移民流动带来的影响。在书中，美国不再是研究中心，而是一个节点。在跨国基础上的跨半球、跨帝国、跨大洲研究、去美国中心化的研究方法也会对今后的美国移民史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移民史领域的“跨国主义”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和理论，移民史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将其历史化和场景化，因而“跨国主义”在美国移民和族裔研究中日渐成熟，成为主流。“跨国主义”冲击了传统民族国家的书写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在研究中的“枯萎和消亡”——而是对移民的经历和生活仍有着持续的影响。埃利奥特·杨教授曾指出：“以民族国家为透镜观察世界,往往只关注移民入境美国后会发生什么；而跨国视角则可以让我们看到移民迁徙的完整路线……”通过将跨国主义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发展的差异性相结合，移民史学者也证明了移民迁移的原因并非单纯的“推拉模式”，美国并不是迁徙的唯一、最终的目的地，从而挑战了移民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和“移民同化论”。但仍有很多研究被“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叙事所禁锢，继续挑战“一个移民国家”的神话也成为移民和族裔史学者追求的未竟事业。

“可用的过去”是美国移民和族裔史研究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它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在种族主义势力的冲击下，移民史研究与族裔史研究逐渐合流，将少数族裔群体纳入研究对象中；也展露于新世纪以来，移民和族裔史学者利用“跨国主义”理论来展现移民流动的复杂性、多样性，挑战研究中的“移民同化论”“美国中心论”“美国例外论”。2015年以来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情绪再度泛滥。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客和本土主义集团将美国社会问题归罪于移民和和无证移民，引发了美国民众对外来者的恐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提出的移民改革计划“彻底改变了历史和当下的政策”。在当下美国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可用的过去”理念的再度兴起，也反映了美国移民史学界“因其相关性不得不进行的抗争”。“可用的过去”指导移民史学者勇于“求真”，呈现一种真实的移民史、挑战“一个移民国家”的历史神话；也要求历史学者关注“致用”，通过研究来汲取经验和教训，为美国移民政策改革难题、无证移民、移民拘禁、移民遣返等问题提出真知灼见。

二、近五年来美国移民

和族裔史研究的主要议题

2015年至今，移民问题在美国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讨论，也恰在这个时期，美国的移民史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移民史研究相关的专著数量达到218本，其中，2015年26本、2016年47本、2017年72本，2018年46本，2019年27本。美国移民和族裔史协会的个人会员约有500人，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五年里，平均每5个移民史学者中就有2人出版了新著，移民史研究的活跃度不言而喻。移民和族裔史研究的火热，不单单是因为移民和族裔史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也要考虑到在跨国史和跨学科研究浪潮下，移民研究与外交、环境、城市、性别、医疗健康、劳工、食物等研究相结合，贡献了大量佳作。此外，美国社会对移民的关注及讨论也给移民史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力， 关于少数族裔移民群体的经历，移民、移民立法如何符合国家福祉和安全的讨论，深入挖掘美国各个机构的歧视性理念的运作方式，以及跟踪这些政策实施的影响，是近五年移民史研究的主要方面。美国的移民史研究不仅实现了“量”的突破，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继续推进，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观点，实现了“质”的突破。

随着移民史研究的重点逐渐转向了族裔研究， 近五年来关于亚裔和拉丁裔移民的研究成果也占据了重要比重。“亚裔和拉丁裔被视为美国最新的移民群体，虽然肤色不同，但均是在美国长期饱受压迫的少数族裔”。让更多民众了解本族裔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贡献以及所遭遇的歧视、甚至排斥，并将族裔史研究纳入美国的主流历史书写中，是美国族裔史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动因。这也让“受害者”和“英雄”的二元叙事成为美国族裔史研究的经典旋律，但通过梳理美国移民史学界近五年的成果，可以发现，许多学者正在努力突破这一框架，或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努力呈现一种更复杂的历史叙事。

在亚裔史研究领域，《亚裔美国的创生》是近期关于亚裔移民的一项整体性研究，李漪莲教授认为，亚裔移民经历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塑造并重塑了他们的身份和认同。徐元音教授的《好移民》是华裔研究领域一项重要成果，获得了移民史和外交史领域的双重认可，有学者称之为“关于中美关系、种族主义、华裔经历、美国移民辩论史、当下美国移民政策改革的一本宏大著作。”徐教授通过移民史和外交史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美关系对美国移民政策自由化改革发挥的作用，同时披露了美国的移民选择是建立在种族偏见的基础上，也是为美国资本主义利益和外交政策目标而服务的。夏洛特·布鲁克斯是华裔研究领域一位知名的白人学者，她以跨国政治为视角，关注了冷战初期中国国内政治、中美关系变化对在美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并详实地展示了华裔参政者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发挥的作用。由斯坦福大学张少书教授等人主编的《华人与铁路》一书，以跨国视角展示了华人铁路劳工在美经历、文化活动、健康条件等内容，为华人不惧艰险兴修美国跨太平洋铁路的历史正名；其考古和文物史研究路径也给因资料缺乏而停滞不前的早期北美华工史研究提供了灵感和方向。移民史学者贝斯·威廉姆斯的新作“推进了艾明如、李漪莲等移民史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 更加细致地考察了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移民政策、反华暴力以及排华立法之间的连锁反映，她认为美国现代“异族人”概念是在排华活动中形成的。亚裔史学者丹尼尔·井上以社会史的视角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纽约日裔美国人进行了研究，指出纽约日裔较弱的民族凝聚力与作为“日本帝国边疆开拓者”的西海岸日裔有着很大不同。历史学者尼古拉斯·摩尔奈通过对边缘小众群体“美菲混血儿”的研究，系统展示了美国的种族思想和种族等级制度对菲律宾的影响。

[美]李漪莲 著、伍斌 译：《亚裔美国的创生：一部历史》，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美国资深法律史学者约翰·旺德从法院判例和司法理论角度，论述了美国早期种族歧视思想的法制建构，通过对19世纪美国西部各州对华人的民事和司法双重歧视的揭露，展示了美国联邦政策在加剧地方反华情绪中的作用。此外，在跨国史和跨学科交叉的视野和方法下，美国外交史领域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早期亚裔移民史和美国移民排斥史。如美国新帝国史学者大卫·阿特斯金从外交协商角度，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外交档案和移民辩论档案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英帝国和其他白人殖民地社会出于外交和经济影响的考虑，在利用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南亚移民和日本移民方面有着严重且持久的分歧。他的研究也挑战了“白人社会对亚裔的排斥是基于共同的种族歧视思想”这一观点。该书也启发移民和种族领域的学者“不仅要关注已实施的法律及其意识形态根源，同时也要更加关注那些虽然失败，但可以展示关于移民限制政策辩论和各方利益分歧的立法”。

拉丁裔移民研究同样受“英雄”和“受害者”二元叙事的影响，但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现实导向意义。如移民史学者朱莉·韦斯在其广受好评的新作中，通过跨美洲视角和案例分析的方法，推动了早期美国墨西哥裔的研究。朱莉指出，在20世纪早期，美国南部的黑人、白人、墨西哥裔都在用各种方式来争夺资源、机会和权利，墨西哥裔移民社区的故事也呈现了一种更复杂的、多种族、多族裔的关系，其研究挑战了美国南部史学中“黑白对立”的二元种族叙事。此外，朱莉也在国家叙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详细展示了美国南部五个州在移民、劳工招募、种族平等等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以及联邦政府与南部各州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互动和影响。墨西哥历史学者费尔南多以跨国视角翔实地剖析了美国和墨西哥政府在“遣返墨西哥裔（1929-1936）”问题上立场的变化和政治谋算，展示了被驱逐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墨西哥移民的权利在美墨两国被限制和剥夺的悲惨经历。费尔南多认为迁移的“非法化”及与之相关的“可驱逐性”是国家用来重申主权和加强对公民身份控制的一种战略性操作，但无论是非公民还是归国侨民，其基本人权都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而不是依据移民身份状态进行区别对待。他的著作有助于读者从历史角度理解当下美国政府对中美洲移民的大规模驱逐。此外，拉美史学者吉米·帕迪诺则展示了从1924年到1986年左翼墨西哥裔美国人争取移民平等权利的漫长斗争史。历史学者提姆·鲍曼揭露了美国“内部殖民主义”和种族化的劳动制度对墨西哥裔农业劳工的剥削和压榨，认为这也是墨西哥裔移民被边缘化的原因。此外，多位学者在其著作中，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拉丁美洲移民对美国城市发展和民主实践所做的贡献。这些作品呈现出的拉丁裔形象是坚韧顽强的反抗者、社区的积极构建者、美国民主的活跃推动者，因而颠覆了普通美国民众眼中拉丁裔移民贫穷、无知、低技能、懒散又暴力的刻板印象。

美国不同族裔背景的学者也深入剖析了美国移民政策立法的思想基础、特征及变化历程。如徳裔学者克里斯提娜·麦克弗森通过对美国早期“移民激励政策”的长时段考察，驳斥了早期“移民自由迁徙论”的神话。日裔学者秀隆浩美驳斥了现代美国移民制度构建是源于对华人移民的排斥这一观点，他认为美国移民制度的起源是基于经济和文化本土主义对贫困爱尔兰人的排斥。他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针对爱尔兰移民的立法、驱逐和遣返政策，构成了美国现代移民政策的雏形；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移民控制问题上从“合作关系”也逐渐演化成了 “主导关系”。道格拉斯·贝恩顿教授则论述了残疾歧视思想在美国早期移民立法中的角色和作用，他认为优生思潮和美国人对时间、效率认知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对身心残疾者以及会成为公共负担的移民产生了恐惧，从而推动了美国《1917年移民法》和《1924年移民法》的出台。马达莱娜·马林纳里教授和徐元音教授等人则批判了“移民政策三阶段”这种传统的、僵化的分期方法，认为这种分期不仅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掩盖不符合这一分期的历史事件，也会引导错误的历史认知。她们主张将美国移民政策立法视为一个整体，认为1924—1965年是美国移民政策的一个“形成期”，而不是“固化期”。在此期间，地缘政治、公民身份和权利、人道主义救助、掌控科学技术和经济优先思想等因素促使美国政府为特定移民群体进入美国提供便利，从而为之后的移民政策改革确立了法律先例。

移民史学者丹妮尔·贝蒂斯蒂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论述了二战后意大利裔美国人及移民社区在推进美国移民政策改革中发挥的作用。意大利裔利用美国的反共外交，将意大利移民塑造成“中产阶级”、积极融入美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形象，而不是贫困的“难民”和“亲共分子”，从而帮助意大利移民获得更多移民配额，并通过政治游说推动了《1965年移民法》的出台。

历史学者雷切尔·斯蒂文斯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展示了1970年以来以美国、澳大利亚等传统白人社会对新移民和难民接收、农业劳工所持态度的转变。学者们通过研究向读者揭示出美国当下所面临的移民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和传统。此外，有些美国学者也从 政治史、制度史角度分析了美国难民政策、边境管控、移民监禁、驱逐制度与难民、无证移民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

历史学者玛丽亚·加西亚在研究中关注了二战后美国难民政策制定从“反共优先”到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实用主义这一重大转变。她指出，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对安置难民问题愈加冷漠和严苛，而移民、民间团体和律师成为推动美国政府在难民问题上积极作为的重要力量。这本书也为理解当下美国的难民政策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参考。

移民史学者朱利安·利姆教授关注了美墨边境城市的族裔的流动，以及多元文化社区的共存对美国的移民政策、种族关系的影响。黛博拉·康教授在她得到业内多项大奖的著作中，从制度史角度重新书写了美墨边境史。她通过移民归化局这个特定的中层视角，论述了从一战到二战美国联邦限制性移民政策在美墨边境地带的实践和演变。此过程中，移民局和执法人员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政策的执行者，同时也是移民政策的塑造者，并将美墨的边境执法和政策打造成了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对社会和经济有利时开放，影响国家安全和本土利益时关闭。

移民拘禁是美国限制性移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实施工具。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大规模移民拘禁活动也引起了学者对该问题的特别关注，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将移民拘禁问题置于战争史、帝国史、种族化的国家监禁史的范畴下进行分析和讨论。如历史学者凯利·埃尔南德斯认为，美国的监禁制度源于白人定居殖民主义，洛杉矶的监禁制度是一项种族化的排斥移民的工具。《船、边境和基地：种族、冷战和美国移民的拘禁》《主权的岛屿：海地移民和帝国的边界》及《拘禁和惩罚：海地难民和世界最大的移民拘禁系统的兴起》三本书，通过论述冷战时期美国政府针对古巴、海地等加勒比地区不受欢迎的“政治避难者”的拘禁行动，展示了美国移民拘禁制度的复兴。拉美史学者帕特里夏·马西亚斯-罗哈斯在《从驱逐到监禁：美国后民权时代的移民执法政治》一书中揭露了美国移民拘禁的“刑事惩罚性”转向。在此过程中，移民被“罪犯化”和“种族化”，美国政府借打击犯罪的幌子，制定了反墨西哥、反拉丁裔的移民政策。

难民和无证移民作为一种特殊的迁移人群，在拘禁和驱逐政策的影响下，“受害者”失去了发声的权利，而“幸运者”又时常隐遁于社会之中，其声音、经历和故事往往不为大众所知。因此，学者也通过社会史角度的研究为这一群体发声。如《无证的生活：墨西哥移民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学界近期关于墨西哥裔无证移民研究的一部力作，安娜·米妮安教授将历史实证、档案研究和大量口述访谈相结合，从性别角度分析了1965年以来墨西哥裔非法迁移的动因，以及他们夹缝中的生存状态——既被美国认为是社会毒瘤，也被母国当作增加就业压力的负担。这也造成了墨西哥无证移民“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认同和归属困境。从事人道救助研究的学者苏珊·伊顿通过案例的形式，展示了“移民（难民）融合模式”在美国社区和城市的成功，认为在美国文化重塑和转型之际，移民融合而非歧视、开放而非恐惧的路线是帮助解决当下移民问题的有效路径。露西·菲斯科教授在《人权、难民抗议和移民拘禁》一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被拘禁者的反抗经历，展示了大规模拘禁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呼吁尊重和保护移民的基本政治和人身权利。

三、从学术到公众：

移民史学者与移民知识传播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社会反对与拥护移民的声浪此起彼伏，本土主义者和移民拥护者针锋相对。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特别是移民史学者也在思考，除了校园教学活动和研究，他们还能做些什么？移民史学者该扮演什么角色？然而无论是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还是在当下，教科书和课程大纲都是传统和进步势力争夺的重点。

社会活动家查德·威廉姆指出的，依托社交媒体的“课程大纲”可以成为“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工具”，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当下事件的历史起源。受“弗格森课程大纲”（Ferguson Syllabus）和“查尔斯顿课程大纲”（Charleston Syllabus）的启发，在2017年由移民史学者李漪莲教授倡导，美国移民和族裔历史协会和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移民史研究中心共同合作，发布了 “移民教学大纲”（Immigration Syllabus）在线网站。 它通过编年和主题相结合的方式，展示美国学界关于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移民史研究的经典作品目录，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原始材料目录、多媒体资源，以供普通读者、学生、研究人员查阅和参考。美国移民史学界颇有影响的22位学者参与了文献筛选和课程大纲制作工作。

“移民教学大纲”的内容涵盖了从殖民地时代至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下美国移民史的纵向发展历程，也通过不同主题展示了不同族裔、身份、性别的移民群体寻求认同、公平、正义、权利的斗争经历，同时也覆盖了当下美国移民辩论中“仇外主义”“驱逐政策”“边境控制”等重要问题。“移民教学大纲”作为“一种广阔的教育资源”，它并不是一种单向的知识输出渠道，而是想让持不同观点学生和普通公民可以将这些资源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相结合，并得出结论，从而理性看待当下的移民改革危机问题。“移民教学大纲”推出后赢得了广泛的受众，是美国较有影响力的在线课程大纲之一。

“移民教学大纲”虽然覆盖了移民史核心书单、原始材料和多媒体教学资源等内容，但仍缺少“教学设计”模块，因此，高中历史教师不能直接获取此方面的参考；此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学习美国历史不是通过历史教授，而是选择高中的进阶选修课程和双学分兑换等方式。为此，在2019年，徐元音教授牵头创建了“移民历史教学”（Teach Immigration History）网站。在网站中，徐教授精选了89项至关重要的移民立法和最高法院判决案例，并以年表的方式进行排列，以展示从1790至2014年美国移民政策立法的基本脉络。网站的第二项内容是提供教学设计的指导，由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教育学院课程指导教师艾瑟·金（Esther J. Kim）负责完成。“移民历史教学”为想要开设公民和移民课程的高中老师提供了关于教学活动设计、教学材料和原始文献的参考，意在推动移民史课程在美国基础教育中生根发芽，让青少年群体认识到移民与美国历史之间的关联，促进大众对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反思和理解。

徐元音（Madeline Hsu）教授等人创建的“移民历史教学”（Teach Immigration History）网站首页

美国移民史学者除积极搭建平台推广移民史教学之外，也将推特、博客等新社交媒体打造成教育平台与大众互动，为移民和难民群体发声，并为当下移民、难民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的参考。例如2015年，李漪莲教授就发文回应特朗普“终止出生公民身份”的竞选主张和种族化的移民改革理念，认为终止出生公民身份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会造成“两种不平等的公民身份”，既会摧毁移民家庭，也会造成移民子女和美国公民子女之间的嫌隙和不满。在特朗普颁布“禁穆令”之后，苏珊娜博士发文表示，“禁穆令”和美国的《排华法案》《1924年移民法》、“日裔拘禁条令”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旨在控制某种族、族裔和宗教群体的在美人数，“国家安全”实质是美加两国政府惯用的“文字把戏”。

艾明如教授等人在《华盛顿邮报》发文指出，传统的“公共负担”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美国欢迎有能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移民；二是美国承诺为有困难的公民提供帮助”。他们强调，对“公共负担”原则的解释需要通过立法，而不是总统的行政命令。徐元音教授在电视节目中强调了美国政府要保护移民迁移的自由、寻求庇护的自由和权利，需要将难民“人格化”，如果可以提供给难民安全保护和机会，他们则会成为有益者。2019年4月，安德鲁·厄本教授和埃利奥特·杨教授在美国移民和族裔史协会官方博客和脸书账号发起倡议，号召学者加入加州大学性别和难民研究中心的专家证人数据库并成为专家证人，帮助法官了解寻求庇护者母国的社会和历史情况，从而帮助难民获得庇护。移民史学者正通过多种渠道，身体力行地加入到移民拥护的工作中，引导普通民众了解到当前移民问题的历史根源、正视移民和难民问题。

四、小结

“一个移民国家”是美国从内战到21世纪一直流传的“神话”，因其维护“融合”的重要性而被美国所拥护，并被政客和媒体不断渲染和强化。在这个神话下，美国被记忆成一个种族多元、文化多元的国家，为“全世界的人提供机会和希望”，是“难民最好、最安全的庇护港湾”。然而，“一个移民国家”这个术语的源起正是为排斥移民做辩解，也隐藏了美国基于种族类别和公共负担原则对移民进行限制和排斥的漫长历史。“一个移民国家”不能展示非白人在美国历史上所遭遇的屈辱和不公，也无法展示出美国移民政策所体现的实用性、歧视性、限制性和功利性。这种历史神话也会影响普通民众对美国历史、美国移民的认知和态度。正如埃里克·方纳教授所言：“歪曲的过去是没有用的”，并不是一个“可用的过去”。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真相，错误就会重蹈。

当下，仇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在美国社会蔓延，把移民视为美国认同的文化威胁者、社会的寄生虫和索取者，而真实的历史却是：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无证移民，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社会的贡献者。 移民史学者希望提出一种“可用的过去”，通过研究打破神话的历史书写，展示移民在美国的经历和贡献，揭露美国移民政策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并从对过去的研究中寻找解决当下问题的经验和方法。同时，移民史学者也尽其所能将正确的移民史知识带出象牙塔，创造更多机会来唤起美国普通民众去了解真实的历史；引导公众对移民的讨论应基于事实和同理心，而不是基于神话和无知的冲动。这种史学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的。

编 辑：张欣怡 责任编辑：杨长云

编 审：张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