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实 | 李剑鸣：“能动性”理念与美国历史的叙事模式

应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的邀请，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李剑鸣老师于2026年6月25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做了题为《“能动性”理念与美国历史的叙事模式》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王立新老师召集和主持，来自校内外的数十名师生到场听会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李教授首先对“能动性”这一理念的定义与内涵作了系统梳理。李教授指出，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学术渊源的理论，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能动性”均有各自的讨论与界定。而近年来，随着环境史、动物史、疾病史等新兴领域的兴起，将“能动性”赋予非人类事物乃至气候、微生物的尝试，也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具体在史学领域，“能动性”指的是一种历史主体自主采取行动、有意图地介入历史进程的能力。通过援引社会学家托马斯·迪茨（Thomas Dietz）与汤姆·伯恩斯（Tom Burns）的理论，李教授进一步界定了判断某一历史主体是否具有“能动性”的四条标准：首先，该主体应具有运用某种“权力”来达成目标的能力；其次，该主体的行动必须是有意图的；再次，该主体必须能够自由抉择，通过摆脱限制来自主选择规则；最后，该主体能够随时反思并调整自己的行动。这四项标准不仅有助于界定某一历史主体是否具有“能动性”，也有助于判断其“能动性”程度的高低。

在厘清概念之后，李教授进一步阐述了“能动性”理念在美国史学中的三重体现。首先，在历史哲学的层面，“能动性”理念常被史家用来突破“天意支配历史”的古老史观或布罗代尔式的“结构决定论”，以此凸显历史的主体是形形色色的历史行动者、而非“结构”。其次，在“新史学”的脉络中，“能动性”理念常被用以唤醒对底层与边缘群体历史的关注，考察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动行动与反抗既有权力结构的能力。最后是近年来新晋兴起的趋向，即在环境史、动物史、疾病史、物质文化史等领域，史家们将“能动性”普遍地赋予非人类行动者，以此来打破长久以来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加里·肖（David Gary Shaw）所言，当下美国史家们对于“能动性”理念的信念，几乎如同信徒“相信上帝”般不言自明，足见这一理念在美国史学界的巨大影响力。

围绕“能动性”在史学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李教授归纳了其三重功用。首先，“能动性”理念作为一种引导性的学术口号，可以启发学者们重新重视对以往被忽视、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历史书写，或是改变既有历史书写的叙事模式（例如在黑人奴隶研究中倡导“把能动性还给奴隶”）。其次，“能动性”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们更多维地考察历史行动者的动机、选择和行动策略（例如在冷战史研究之中纳入“第三世界”国家的维度）。最后，对于史学史研究者而言，“能动性”理念可以作为一种史学史考察的“探测器”，帮助史学史学者将那些未必明确使用“能动性”一词、却在理念上与之契合的研究纳入同一框架加以梳理。

在“能动性”理念的范畴内研究底层/边缘群体历史的美国史家，通常在思想和方法论上表现出相似的取向，即在史观上突出中心与边缘、压迫与反压迫、保守与进步等多重对立，并采用“种族”“阶级”与“性别”等分析范畴；在方法论上，具有挑战既有传统、解构既有观念的“后现代色彩”；而在意识形态上，则呈现出反精英主义、反种族优越论、反男性中心主义、反美国例外论等特征，并与现实政治之中盛行的“身份政治”高度重叠。这一思想取向在叙事层面的集中体现，便是底层与边缘群体在历史叙事中的地位从“缺席者”到“参与者”再到“主角”的步步提升，以及叙事模式从“受害者叙事”到“抗争者叙事”再到“主导者叙事”的多重转换。

为了清晰呈现“能动性”理念如何深刻地影响和重塑近年来美国史学界的叙事模式，李教授精心选取了六个案例，内容涵盖印第安人史、黑人奴隶史、劳工史、女性史、废奴运动史以及族裔史等诸多领域。

以印第安人史为例，李教授通过援引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K. Richter）的研究指出，过往北美早期史的视野常以“欧洲中心主义”为主，视线角度为“从东向西”，讲述一部欧洲人越洋而至，踏上北美东部海岸，而后渐次越过密西西比河，“征服”了蛮荒的印第安人世界，终于建成了一个欣欣向荣国家的历史。而在纳入了印第安人的“能动性”之后，史家们便可重新发现一部“从西向东”的“反向历史”：印第安人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历史的前台，而欧洲人则变成了从遥远海岸远道而来的“入侵者”；印第安人城镇卡科基亚才是“中心”，而普利茅斯则成了边缘，是“外来蛮族”的入侵据点；北美才是“旧世界”，而西欧则反过来成为了印第安人视角下的“新世界”。通过接纳印第安人具有“能动性”的理念，史家们可以形成一种思考北美早期史的全新角度。

又如在女性史领域，李教授则通过介绍凯瑟琳·布雷克斯（Catherine Brekus）关于摩门教妇女史的研究指出，过往以男性为单一“能动者”的摩门教性别/婚姻问题研究，不是倾向为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做合理性辩护，便是单纯地凸显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受害者叙事”，没有充分正视女性的主体地位。但在“能动性”理念的光照下，凯瑟琳·布雷克斯等学者则创造性地将“能动性”还给了女性，发现了她们并非是“一夫多妻”制度下单纯的受压迫者，而是常常能睿智地利用该制度，实现了多名女性共担“妻子”职能，从而获得更多闲暇，以此实现自身人生目标的目的。从这个视角看，女性非但没有因“一夫多妻”制而仅仅在消沉中受害，反而巧妙地利用既有制度，实现了女性解放。“能动性”理念对于既有历史叙事模式的重塑，其功用可见一斑。

在充分肯定“能动性”理念拓展美国历史书写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等积极意义的同时，李教授也对其若干值得推敲之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教授指出，这一理念最为突出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实际的能动性”与“被赋予的能动性”，即史家在倡导“把能动性还给底层/边缘群体”的同时，却很有可能是将原本并不存在的“能动性”硬生生地施加于研究对象之上，从而导致了对历史的另一种扭曲。与此同时，过度强调底层与边缘群体的“能动性”，也极易滑入“非洲中心主义”“民众中心主义”“土著中心主义”等反向的“中心主义”。而对精英、白人、男性“能动性”的刻意回避乃至贬低，则同样构成了另一种片面的历史认知。

在讲授部分的最后，李教授就“能动性”理念在史学界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期待。李教授认为，虽然“能动性”理念存在着上述的诸多问题，但只要历史学家们还“尊重底层和被剥削者”、同情弱者的命运，那“能动性”光照下的历史写作就不会消亡。然而在另一边，我们也不能在历史写作中过分夸大某一群体的“能动性”，因为外部条件的制约也同样重要——历史的发展，是在行动者“能动性”与结构性制约的互动中方才成立的。如何在历史书写之中处理好行动者的能动选择与外部制约因素之间的平衡，避免把“能动性”加以绝对化，是我们在相关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随后的评议环节中，活动召集人王立新教授充分肯定了该学术讲座的价值，指出“能动性”理念对于自身的研究工作亦颇具启发价值，包括在“外交史”领域适用于重新理解冷战之中两大阵营内“弱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角色、在“文化史”领域为文化跨国流动中接受方的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等；同时王立新教授还提示，“能动性”理念体现了当下多元文化史学中普遍存在的“矫枉过正”“过度简化”“非历史化”等倾向，故需辩证地加以运用。

讲座的最后，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侯深教授、刘永华教授、冯玉军教授、牛可长聘副教授、张静长聘副教授等学者与听会同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问题，内容涉及“能动性”理念的学术渊源、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边界、“能动性”理念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适用性、美国史学界理论“趋新求变”的利与弊、以及“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等，李教授对各项问题均一一作出回应。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审校：王立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雅特聘教授）

撰稿：潘米奇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